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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血蝙蝠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 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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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贪婪的吸血蝙蝠,肚皮里如果装满血液,会在遇到饥肠辘辘的同类时,把部分血液吐哺给后者。


本文由《沐猿而冠》部分章节编辑而成,该书近期将由大象公会推出。


文/辉格

吸血蝙蝠可能在多数人印象中是最丑陋邪恶的动物。不过,美国生物学家杰拉尔德·威尔金森在长期观察马达加斯加岛的吸血蝙蝠时发现,当地的吸血蝙蝠是一种“喜欢助人”为乐的动物——吸血蝙蝠是典型的饕餮之徒,晚上出去觅食时,吸血量能超过其体重的一半,但它们飞回巢穴时,会把它无法消化的食物“馈赠”给群体中的其他蝙蝠食用。

无独有偶,中国过去认为乌鸦有“反哺之恩”,是一种懂得孝道的鸟类,但成都动物园鸟类主管李红文根据自己的观察否定了这个说法,她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群居的鸦类,在自己已经吃饱的情况下,会将多余的食物分享给同类,甚至不介意同类从自己嘴中抢去食物。也许古人正巧看到饱食的乌鸦将食物分享给同类,便误以为是在反哺。”


吸血蝙蝠,一种靠温血动物的血为生的哺乳动物


某种程度上,吸血蝙蝠和乌鸦的行为,可算是一种典型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列宁在发起义务劳动的演讲时,引用了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所以这句话曾在1949年后的中国流行过一段时间;不过,到了中国社会已完成集体化改造的1959年,毛主席觉得这句话有问题:人人为我,是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


主席的分析说到了要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惠,至少其内在逻辑有两个方面有悖于当时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精神:1、这种奉献是有前提的,即对等互惠;2、它其实暗含了互惠是有边界的。

主席发话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句话在中国公共话语中突然消失,后来新版的《列宁选集》也悄悄地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改译为“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后来取而代之的是著名的“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的标语

不过,如果我们追溯到史前狩猎采集的时代,会发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在分配猎物时,遵循的正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原则。


人类的捕猎技能无法与猫科动物相提并论,但优势在于团队合作,合作除了发生在狩猎过程中,也体现在猎获物的分享上,并且,分享范围大于狩猎团队:即便是三五个人猎得的东西,也往往在部落或村社内集体分享,后者人数往往几十上百。


猎获物分享是一种互惠机制,它的产生基于这样一些条件:1、猎获不稳定;2、狩猎个体或团队无法当即吃下全部猎获物;3、缺乏有效的食物储存和产权保护手段。当这些条件成立时,互惠分享便具有策略优势,它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在时间轴上对产出流和消费流进行匹配的交换手段(腌制技术是后来发明的另一种交换手段),用一位非洲部落老猎手的话说:别人的肚子就是我的仓库。


关于肚皮仓库假说,亚马逊丛林中的Shiwiar人展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案例,他们从不在家庭以外分享小型猎物,只分享像美洲貘(成年体重约150-300公斤)这样的大型猎物,因为小猎物一顿即可吃完,不存在储藏问题。有趣的是,人类学家在1980年代研究观察其社会时,发现随着肉类烟熏技术的普及,他们的分享行为减少了,此外,猎狗和枪支使用的增加,狩猎行动空手而归的情况日益罕见,它进一步减少了分享猎物的行为。


因为食物供给变得可靠之后,人们已不再像以前那么需要通过食物分享来维持互惠关系,以便在狩猎失败时不至于挨饿。


吸血蝙蝠和乌鸦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其实就是基于同样的情形演进出的互惠机制:血液是吸血蝙蝠的单一食物来源,尤其对只有一两岁的蝙蝠来说,觅食成功率很低,肚皮里装满血液的蝙蝠遇到饥肠辘辘的同类时,把部分血液吐哺给后者,这种互惠机制可带来极大的合作收益。


按照博弈论教科书上的说法,像吸血蝙蝠这种两两合作博弈的形成,除了需要潜在的合作收益(数学上表示为囚徒困境博弈矩阵,上面所列几个条件即为猎获物分享这个特定问题构建了该前提),还须符合两个信息条件:1、博弈者能够识别对方;2、博弈者能够记住对方的行动历史,至少能记住最近的若干次。吸血蝠确实拥有这种能力,它们的吐哺对象限于也曾施惠于自己的同伴,而拒绝那些拒绝过自己的同类。


两只猎豹在分享一只疣猪


今天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像吸血蝙蝠那样采取一种食物的分享互惠,但实物、劳务、信用、智力的互惠机制依然广泛存在,其复杂程度远远高于分享猎物。识别对方和记住行动记录,看似简单,实则对认知和记忆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尽管人类在辨认面孔、脚步声和体味方面已经发展的神乎其技,但对交往关系史的记忆则容量十分有限,所以,人们不得不经常用个本子来记录人情账。


随着交往圈子的扩大,两两合作互惠的成本也急剧上升,更要命的是,当互惠关系中引入传递性时,关系复杂度呈爆炸式增长。


所谓传递性,是类似这样的关系:A虽然没帮过我,但A经常帮B,而B是我的朋友,经常帮我,所以当A求助于我时,我会欣然出手,很明显,一旦引入传递性,你需记住的不仅是他人与自己的交往史,而是所有人之间的两两交往史,只要社区人数稍稍上升,这立刻变成天文数字,这时候,必须寻找新的互惠机制。


中国1950年代末的集体化,其实也可以视为一种摸索新的互惠机制的尝试,它与博弈论的两个信息条件刚好相反:1、任何人都不能识别或记住对方,只需要记得一个抽象的集体或国家即可;2、绝不能记住任何一个对方的行动历史——要狠批灵魂中的私字一闪念。


1980年代,中国又开始重新倡导“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点击“http://headsalon.org/archives/5476.html”可以去辉格的博客查看《沐猿而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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