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问真答：现代社会为什么实行一夫一妻制？

首先，一夫多妻在现代社会也是可见的。问题的重点在于，为什么现代社会通行的法律中都会规定一夫一妻制，而过去则是一夫多妻制？

事实并非这么简单，因为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制与现代与否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首先，就前现代的各主要文明来说，在法律制度和社会习俗上都不是严格的一夫多妻制。

古罗马在共和国时期是比较严格的家父长制，女性嫁入夫家后完全从属于家夫与家父，但这并没有导致多妻的现象发生，罗马人都实行着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人们歌颂这种婚姻风俗并认为这是养育合格的罗马公民的重要方式。

犹太教、早期基督教和后来的天主教也同样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这源于《旧约》的文本。《创世纪》中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亚当，又怕亚当孤单用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并让二人结为第一对夫妻，共同管理上帝的创造物。以色列社会在旧约时代虽然并没有将婚姻上升到神圣性高度，婚姻制度仍很随意，但是旧约文本中对忠贞爱情的歌颂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犹太人的婚姻风俗。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借用圣经重申一夫一妻制度，保罗也明确的指出男女之间婚姻关系的固定性和长久性，此时一夫一妻已经成为犹太社会的普遍共识。早期基督教传播到罗马帝国境内后以下层人的宗教面貌出现，对上层的骄奢淫逸提出严肃的批评，这使得犹太社会的一夫一妻观念与古罗马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中世纪天主教的婚姻观：一夫一妻婚姻是神圣的，同时有严格的教会婚姻法保护，就连离婚也被认为不可取。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比较复杂，目前学界比较认同的概念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在法律上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但允许男子为延续后代纳妾。妻在法律上有着明确的地位，而妾乃“贱流”即使正妻去世也不能扶正，《唐律》曾规定如果把妾或婢女娶为妻，会遭到刑罚。妻为娶，故是合婚；妾为纳，只是买卖，所以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一夫多妻制。当然我们无法否认受到法律保护的一个男人与多个女人的性关系。中国古代的“妾”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志现象，没有其他文明有如此的男女婚姻现象。

影视作品中的韦小宝有七个老婆，满足观众对一夫多妻的意淫

比较例外的是伊斯兰社会。虽然同是《旧约》体系的文本，但它明文规定了多妻制：“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对待孤儿，那么你们可以择娶你们爱悦的女子，各娶二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对待他们，那么你们只可以娶一妻······”（《古兰经》第四章《妇女》第三节）

《古兰经》的经文在伊斯兰社会具有普遍性意义，所以实行着合法的一夫多妻制。但是相较于此前阿拉伯部落社会无限制的多妻现象仍可以说是一种限制。这是穆罕默德在传播伊斯兰教过程中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妥协，但这段经文的主旨仍是倾向鼓励一夫一妻制。

现代社会普遍以法律规定的方式强制实行一夫一妻制，是西方文明扩张的结果。

现代各国民法中婚姻法的规定都源于欧洲各国早期民法典的规定。而无论法国民法典还是后来的德国民法典，他们在婚姻制度方面的规定都深受教会法一夫一妻制规定的影响。可以说现代民法中婚姻法规定是基督-天主教系统婚姻制度规定的世俗化版本。这套法律制度随着殖民者的扩张而扩展到全世界。中国同样受到影响。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在《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第12条中明确承认妾的法律存在，并提高了其法律地位。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女权呼声高涨，直到1930年，国民政府在颁行的《民法》中确定了一夫一妻制原则，废除妾，但社会风俗仍然存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社会风俗才彻底禁止。伊斯兰社会在奥斯曼帝国衰落后也开始了婚姻制度改革。《奥斯曼家庭权利法》中明文规定允许妻子把丈夫不纳第二房妻子的承诺写入婚姻契约，婚后丈夫违反妻子可依法解除婚姻关系。二战后主要的伊斯兰国家如埃及、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都以严格限制丈夫娶第二房妻子的条件以及首任妻子有依法解除婚姻的权利的方式限制了传统伊斯兰教法的一夫多妻制。

袁世凯一妻九妾，图中间为元配于氏

当然，在现代社会还有很多对一夫一妻制的反动。比如1830年至1890年的美国摩门教就曾公开实行一夫多妻制，这严重挑战了美国主流价值观，造成了严重的冲突，摩门教徒被迫害，剥夺公民权。直到1890年摩门教领袖宣布放弃一夫多妻制，美国才批准犹他州加入联邦。此外中国藏族和云南地区在1949年之后仍存在一妻多夫乃至不固定的走婚制度，但这些都属于地方的文化遗存，并不具有世界性意义。

首先，工人运动发生在几月，完全是一个随机概率问题。

以欧洲三大工人运动为例，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包括两次，一次在1831年11月，一次在1834年4月9日；英国宪章运动发生在1842年5月2日；普鲁士王国所属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发生在1844年6月4日。

回到中国。

五四运动之后，在上海引起了中国第一次工人政治罢工，发生在1919年6月3日；

刘少奇领导的安源罢工发生在1922年9月14日；

著名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二七罢工）发生在1923年2月7日；

五卅运动和五卅惨案发生在1925年5月30日；

省港大罢工发生在1925年6月19日；

北伐期间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分别发生在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1927年3月。

唯一可以揣测的规律是，12月和1月很少有激烈冲突的大型罢工，因为年终年初是休假的高峰，也是工薪发放最集中的时间。

二七罢工65周年纪念邮票，图中右侧60周年纪念邮票是位于郑州的二七罢工纪念塔

在1920年代，工人罢工从中共成立后愈加频繁，中共在发起工人运动时多是配合当前政治形势，并成为早期以城市为中心斗争路线的一环。

国共合作之后，同样支持工人运动的国民党发起了北伐战争，把工人运动也纳入到北伐中来。时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也让工人运动占据了国民党舆论的版面。

不过，让五月红起来的，还是要靠党的文件。

1930年，中共中央曾下达了关于“红五月”的宣传纲要。所谓红五月即五一劳动节、五三济南惨案纪念日、五四运动纪念日、五五马克思诞辰日、五九国耻日、五二一马日事变纪念日、五卅运动纪念日，其中大部分都与工人运动有密切关系。 1932年3月，中共中央又发起了“红五月运动”，作出《关于红五月运动的决议》，提出：“以革命的战争粉碎国民党对于苏区与红军的新的进攻！”“红五月”在中央苏区的战争形势下，成为政治动员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中共党史上，工人运动有着沉重的包袱，一方面，它代表着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以及中共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它不仅象征着中共早期城市路线的失败，还象征着中共备受苏联的遥控和指挥。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民路线则是中共的独特发明，在毛泽东确立党内领袖地位后，从井冈山到延安的历史已经成为中共党史的叙述主线，工人运动只作为辅助存在。

然而，这并未影响“红五月”的延续和传承。在延安根据地，有关“红五月”的纪念活动依然隆重；1949年之后，“五一”和“十一”更是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两个节日，在整个五月和整个十月，北京各机关单位都会举行盛大的游行集会、联欢会和游园会，与之伴随的还有各种计划经济之外的福利（假期、食品、糖果、纪念品等等），这自然在民众心目中印象深刻。显然，此时的五月已经和工人运动没有什么关系了。

在中国的学校中，举办红五月合唱节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