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利明

你能想起几个最近十年在上海崛起的民营企业品牌？

几乎没有。如果换做北京、广东、福建、浙江，许多人都能至少说出一些。

201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各省区市企业数量

这是令上海倍感尴尬的一点：作为一直以来中国内地的经济中心，上海聚集了大量跨国企业、著名国企、民营企业的中国区总部，几乎能找到所有世界知名企业。但却极少有本土的创业企业，也很少生长著名的品牌、专利。

上海规模民营企业，大都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和商业领域，极少有高科技型企业。以专利数量论，北京专利数仅次于广东，但每万人拥有的有效专利数则高居全国第一，接近上海的2倍。即使刨去其中国家科研院所的成分，其绝对领先也不容置疑。

那么，水面下的冰山呢？截止2013年末，中国各地注册商标数排名是：广东（112.7 万）、浙江（86.4 万）、北京（46.7 万）、江苏（45.9 万）、福建（40 万）、上海（36.4万）。人口多于北京的上海却被北京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

截止2011年部分省市有效发明专利量及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情况

然而，在中国城市中，上海却是公认政府管理最精细、效率最高、服务意识最好的城市，为吸引人才、鼓励创新不遗余力。或许，正是这种强烈反差，才会有2008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著名的俞氏一问：上海为什么不出马云？

【缺乏空间的土壤】

其实，早期的上海也曾是创业家的乐园。

19世纪中期后，上海先后设立了英、法、美等国租界，逐渐形成了脱离于清政府权力，又享有国际交往的独立空间，最早接触到了近代化的经济组织形式。

此后，上海逐步成为远东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无数冒险者来到这片十里洋场，虽然当时的人们并不将此称为“创业”，但许多工厂、商行都在此产生。

1928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外滩一景

真正的变化产生于1949年以后。由于上海出色的经济基础，被作为公私合营、货币改制等新政的重点地区。上海和工业基础同样雄厚的东北一样，建立了远比其他地区更完备的公有制体系。

这时的上海经济到底比其他地区高出多少？

即使经历了“三线建设”等为中西部输血的过程，上海仍在改革开放前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它在计划经济中的地位，使之今日依然保有强大的国有经济体系。

熟悉上海的外地人应该注意到一个现象：上海今天的国营商业企业依然无处不在。以超市为例，上海的社区型超市主要是联华与华联（现已合并为一家），两者均为商业局下属，比它们更小且遍布街巷的国字号超市还有可的、好德等。

中国几乎不会有第二个城市，国营超市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与超市毗邻的，还有很多国营饭馆甚至理发馆——有些饭馆严格坚持每天8小时劳动，午后有两小时午休。不可思议的是，有些民营餐馆会让你觉得是国营的，里面的服务人员不是外地小姑娘，而是一群本地阿姨。

这当然是50年代后公有制改造的后果，但其格局延续至今，还有赖于上海在经济体制转型中对就业问题的出色解决——它几乎没有经历过其他相似城市那种剧烈的下岗社会镇痛。其他地方转轨过程中常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在上海引起的争议也非常小。

1956年，毛泽东在荣毅仁陪同下参观上海中新纺织厂

与其鲜明相对的是重工业盛极一时的东北。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海市政府官员卓越的管理能力。

不过，这却日渐显示出了另一面的效应——给新企业、新经济势力留出的空间太小了。

中国民营企业具有强大创新能力和社会活力的地区，无一例外都是国营企业不成气候，计划经济体制薄弱的地方。中国国企比重较大的地区，国企多仰赖银行低息贷款及国家特许政策等优惠维系，而上海则仰赖高昂的地价，这使它们相对更理直气壮，拥有无处不在的话事权。

为谋求稳定的市场地位，它们很容易通过政府制定各种细密的管治措施，构建维护垄断地位的堤坝。而创业行为，本质上打破行业格局的洗牌行为，它当然为地位稳固者所不容。像“滴滴专车”最近被上海市交管局叫停这种事发生在上海，其实并不意外。

【五道口与张江科技园】

上海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980年以后，上海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其经济中心的地位受到浙江、广东、福建的挑战。直到九零年决定开发浦东新区，上海才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重新确立了自己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

这也给上海市应对创业问题提供了思路——典型的例子就是精心规划设计的张江高科技园区。

为了形成像北京海淀区那样的人才集聚效应，科技园区与新大学园区被安排得很近。这里的马路极为宽阔，马路两旁是整齐、漂亮的园区建筑，但几乎没有生活气息，看上去很像一块北京的飞地。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

问题是，这块精心设计的园区，只适合已成规模的企业入驻，而不是在这里创业。一般的创业者很难在此找到合适的低成本住房、餐饮等条件。

如果类比北京海淀的五道口，这种精心的规划其实是不利于创业的。

五道口之所以成为怀抱IT创业梦者心中的“宇宙中心”，除了周边高校和IT企业云集外，附近多为小而老旧的小区，少有大规模的高档社区，一到晚上满街摊贩。热闹、拥挤而富于生活气息的五道口，是最不像北京的地方，倒像是老上海在北京的一块飞地，但可为梦想家们提供就近且便利廉价的栖息条件，如果实在没钱，他们甚至可以混进学校宿舍。

如果中关村和五道口像张江高科技园区一样，宽阔的马路两旁只有敞亮巨大的办公室，街道上看不见闲杂人员，一到下班时间，大家就一哄而散赶路回家，它断不会像今天这样每天诞生无数的创意和新企业。

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中心的街道规划方式，也被批评为大而无当——华尔街摩天大楼之间的街道非常狭窄，临街密布着咖啡馆之类的谈话场所，两栋写字楼里的生意人突然有想法时，可以非常便利地约谈碰撞，而陆家嘴那些写字楼里的人，要和对面大楼的人当面交流，必须横过极为宽阔的马路，是绕远路，还是打出租车，颇费思量。

从纽约曼哈顿东部的克莱斯勒大楼向下看，纽约的街道与上海浦东新区相比十分狭窄

好在上海市政府注意到了这个批评，于是有了一个可以不用横过马路的补救措施，在几栋摩天大楼之间修了一个巨大的陆家嘴天桥。可惜辽阔的张江科技园就很难照此办理了。

创业者需要的往往是一种宽松的环境，成本低廉，又在空间上充满联系，容易沟通。这是规划者最不擅长的事情——历史上，没有几个创业中心是规划出来的。

而且，也并没有哪些人从出生起就带着创业者的标签。创业企业、创业者往往诞生于复杂的交汇之中，新增的城市移民、高校毕业生中创业比例都很高。

陆家嘴天桥

上海自然知道这些人的重要性。它们也有着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引进制度，其积分方案、居住证福利在全国绝对属于一流。

但这种优秀制度反而引起了一些负面效果。

【被“格式化”的上海梦】

1992年，上海常住人口是1280万，到2013年底，上海常住人口为2415万，11年净增了1100多万人，新移民占总人口数的47%。

上海市人口年龄结构与国际通用年龄结构的对比

但是，深圳同样新增1000万移民，里面出现了任正非、马化腾等登上世界级舞台的创业者。而上海新移民中，却没有同等量级的创业家。

如果对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新移民做一项奋斗梦想的问卷调查，或许“上海梦”最单调实际，那就是房子。北京、深圳的梦想就要五花八门得多。

上海是引领中国房价的龙头，并且是中国第一个因住房价格高涨出现全民炒房现象的城市。“炒房”重塑了上海人的观念，它不但是上海人日常交流的必谈话以甚至成为衡量成就的重要标签。

房价贵使得1980年代以前普遍有房的上海人突如其来地享受到了“存量涨停”的福利，这笔意外的财富保障使得老上海人和老北京人、老广州人一样不思进取。

1999—2010，上海房价与人均月薪走势图

对上海新移民来说，2008年前后，则是一条分界线。2008年前成功买房落沪的人，是“房产红利”的最大得利族群，他们许多人通过买房攒房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原始积累”。2008年之后来沪的人，“落户”一夜之间变成了“为房子而活的战争”。

对新移民来说，上海住房问题的影响来得远比广州、深圳甚至北京严重。深圳、广州有大量城中村，北京虽然较少城中村，但其市政、社区和小区物业管理远不如上海精细，虽然近年开始学习上海整治群租以及在住宅区办公司的现象，但死角比上海要多得多。

这让新移民的个人发展受到极大限制——没有低价栖身的空间。当然，人们也可以认为，没有低价住房，筛掉的大多是素质不那么高的人才，上海需要的是高素质人才。

白石洲，深圳最大的城中村，多年来成为了来深打拼人员的聚集地

为吸引外地高素质人才，上海推出了提供留居上海的各项激励措施，按2002年相关规则，获得居住证七年后可申请上海户籍。相比其他城市的粗放简单，上海人以其特有的精密、认真，拿出一套“国内人才申领《上海市居住证》打分表”，使规则变得更清晰、透明，能极大程度地消灭作弊空间。这使得只有上海的居住证才是被外地新移民积极认真对待的。

但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在承接《户籍的成本》课题时，仔细研读这个打分机制对人才的激励作用，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它实际上鼓励的是外来人才安心打工，而不是创业。

譬如，受聘的薪水、岗位级别、纳税数额、社保缴纳越高，得分越高，它当然是“甄别人才”的合理衡量标准，但却会让一个积分很高的人在面临创业机会时，陷入选择困境——在离居住证、上海户籍只有一步之遥时，创业往往意味着前功尽弃，毕竟白手起家创业期间，在薪水、纳税额、社保缴纳的得分都会大幅下降。

虽然《上海市居住证》打分表中，有“人才在沪投资创业附加分”，但它的打分奖励全部是以投资额和雇佣本地人数来计算的，实际鼓励的是外地资本在上海办企业，而不是在上海白手起家创业。这与通常人们说的创业完全不是一回事。

某上海教育机构打出的招生广告

有趣的是，《上海市居住证积分办法细则》中“职称”依然占了很大权重，除了特殊技术岗位，职称对民营机构组织来说，没有任何价值，但这套打分体系，会使得不在国营单位的新移民，为了居住证去浪费时间报考“经济师”这类毫无用处的职称。

前面提到的房子，同样是打分项目，买房加分，它起到了与房价上涨的相同作用——有钱立即买房。

所以，我们一点不难理解，新移民的“上海梦”是高度格式化的：房子。至于创业，最好还是到北京、深圳去碰碰运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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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阎京生

金镶玉、和氏璧、传国玺……许多人都或多或少知道传国玉玺的传说。影视作品更是偏爱这一题材。《东成西就》中梁朝伟（欧阳锋）打伤林青霞（三公主），就是为了抢夺她保管的传国玉玺。

通常，人们都认为玉玺由和氏璧雕刻而成：秦始皇令李斯将和氏璧改成玉玺，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此后，玉玺被历代王朝视为权力正统的象征物，一直被争夺、流传，多次不知所踪，又离奇复现，极具神秘色彩。

玉玺的前身——和氏璧，可能比玉玺还要出名。几乎所有人都听过完璧归赵的故事

至今还有不少人相信传国玺仍然存在，只不过流落民间，暂时隐匿。清亡后，驱逐溥仪出宫的冯玉祥曾派人寻找玉玺，但一无所获，更加深其传奇程度。

不过，和大多数传说一样，传国玺的故事也有非常多的疑点。甚至其和氏璧的出身都并不可靠。

【和氏璧？】

传国玉玺是由和氏璧雕刻而成？

人们似乎默认了这一说法。但正式的秦、西汉文献中，却找不到相关的记录。

直到唐朝，文献中才出现把和氏璧做成传国玺的记录。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北魏崔浩之言，称“李斯磨和璧作之”；梁肃《受命宝赋》和杜光庭《录异记》都主张此说，称李斯命咸阳玉工孙寿将和氏璧精细研磨，雕琢为玉玺。

更关键的是，和氏璧本身似乎并不是我们认为的“玉”。

史书称和氏璧出自荆山，但此后千余年中，荆山再无产玉记录。近年有人在湖北保康发现类似于石英、夹杂有彩色杂物颗粒的硅质岩石，命名为“荆山玉”。不过，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温润含蓄的玉相差甚远。

近些年开采出的“荆山玉”原石

也有研究者认为和氏璧是湖北出产的绿松石。虽然绿松石在商代的文化中很受推崇，但从周朝时期起已经让位给透闪石、阳起石、蛇纹石一类的玉石，不可能在春秋战国价值连城。

这让和氏璧转换为玉玺的说法十分可疑。而且，和氏璧本身在传承过程也多次失窃：

楚威王时期，昭阳令尹率宾客游赤山，取出和氏璧供人观赏，不料有人突然起哄，混乱中和氏璧不翼而飞。大约半个世纪后，赵国宦官缪贤在市场上用重金购得美玉一块，据玉工称，就是和氏璧。

除此之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了一则神秘的传说：始皇三十六年，有使者夜过华阴平舒道，一人持璧拦使者，说“为我遗滈池君”。据鉴别，这块璧是八年前秦始皇南巡洞庭、封湘山时，遇风暴投入江中的和氏璧。

和氏璧出现的传说——“卞和献玉”也未必是真，乾隆帝就曾亲自做过考证，最后认为“卞和献玉”只是一则寓言故事，不能相信。

当然，璧在古代只是泛指“美玉”。不过，主要专指带有圆孔的圆环形扁平玉，讲究“肉”（璧身）的部分要大于“好”（中央的孔洞。如果孔的半径过大，则称为“环”）。这和后世方形的传国玺形象很难对应，若真能改造成功，不啻于手工艺史上的奇迹。

另一种说法可能更靠谱一些：秦始皇制作传国玺的玉料出自蓝田山，即蓝田玉。

以蓝田玉为材，雕刻而成的工艺品

宋朝曹彦约在《玉玺本末》中说：“其色绿如蓝，温润而泽”，方四寸，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印钮为五条蟠龙，中有小窍，用以贯印绶。

但是年代久远，这种说法也需要更确切的考证。

【颠沛流离的正统象征】

汉元年十月，刘邦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枳道旁，献上秦始皇玉玺、符节，秦亡。这是传国玉玺第一次经历王朝更迭，也是最为平静的一次。

除了传国玺，西汉初年还制作了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天子行玺三方玉玺，均为白玉质地，螭虎印钮。天子之玺由皇帝自佩，其余各玺藏于符节台，用时由尚符玺郎取出。

寿山汶洋石章上的螭虎印钮。螭虎是战国之后玉器上常见的异兽纹饰

后来又制作了皇帝之玺、皇帝信玺、皇帝行玺，合称六玺，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封命诸侯、三公用皇帝行玺，赐诸侯书信用皇帝信玺，发天下之兵用皇帝信玺，征召大臣用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用天子之玺，祭祀天地鬼神用天子信玺。

最为正统的始皇传国玺则藏于未央宫中，西汉末年则存于太后居住的长乐宫。这才有了金镶玉的传说。

西汉末年，王莽派堂弟安阳侯王舜向姑母王政君（西汉太后）索要传国玺。太后不同意，王舜苦求不已，被逼无奈，太后将传国玺砸到地上，王舜连忙捧起已经崩碎了一角的传国玺献给王莽。

王莽大悦，在未央宫的渐台置酒款待王太后，并命人用黄金将缺损的一角补上——就是“金镶玉”，成为后世判断传国玺真伪的一个重要依据。

王莽，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但近代帝制结束之后，王莽被很多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

此后，传国玺的行踪变得模糊起来，王莽覆灭时带着传国玺逃往渐台避火，被商人杜吴所杀，接着经过王宪、绿林军、李松、更始帝、赤眉军、刘秀之手。

东汉末年，传国玺引起了诸多势力争夺，去向不定。《三国演义》以此为题材，描写了董卓、袁术、孙坚、曹操等人获得玉玺的经历，可见其混乱。但此时的传国玺已经无法确定是否为始皇原玺。

西晋初，司马炎将传国玺与刘邦斩蛇剑定为西晋两大国宝，存于洛阳武库之中。历经东晋、南北朝之乱，据说落入北齐高氏手中，接着传给北周和隋朝。

隋朝灭亡时，隋炀帝的萧皇后携传国玺逃奔突厥。贞观四年（630年）萧后返归中原，将玺献给唐太宗。唐亡之后，传国玺又为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勖所得。公元936年，石敬瑭引契丹军至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

石敬瑭，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开国皇帝。凭借契丹人的援助问鼎中原，却将燕云十六州作为条件割让给了外族，被羞辱性的称为“儿皇帝”

这是史籍中传国玺命运的终点，高温下，无论是否是原件的传国玺都会被焚毁。

不过，质疑史籍中传国玺的传承的也大有人在。宋人曹彦约在《玉玺本末》中说，“自（西晋末年）洛京失守，南北纷争，假托天命者皆欲得此玺，变诈百出，无所不至”，怀疑西晋后所有的传国玺。元朝脱脱在修《辽史》时也评论说“自三国以来，僭伪诸国往往模拟私制，历代府库所藏不一，莫辨真伪”。

更有人详细考证了具体的失传时间。南宋李心传就认为真正的传国玺失踪于东汉末年——徐璆献给曹操的并非原物，因为魏朝成立后自刻传国玺，玺文同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但顺序是从左至右，而非秦玺的从右至左。西晋代魏后也是自制的传国玺，玺文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印拓，向巨源本

“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玺印拓

所以，经过前赵、后赵、冉魏而落入东晋手中的，乃是这方晋玺。历史上，东晋得到这枚玺之后，宰相王导的侄子王彪之曾经仔细辨认，最后也不认为这是始皇之玺。

【玉玺的终结】

然而，传国玺是最直接的正统权力代表，是历代皇帝最为梦寐以求的“天命”象征物之一。汉至唐，始皇传国玺均被历朝帝王视为开国必备要素，东晋诸帝渡江之后，因为没有传国玺，还曾被北方诸政权讥讽为“白板天子”。

民间也广泛存在对传国玺的兴趣，就像在野史中死而复生的李自成、陈圆圆一样，传国玉玺也在民间传说中不断被“偶然发现”，失而复得。

这也让许多人铤而走险，伪造传国玺。如公元352年的燕王慕容儁，就伪造了一枚传国玺，方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字与始皇玺相同，惹得诸侯厮杀。隋朝时终于辨别为赝品，乃更名为“神玺”。

另一枚影响较大的赝品是后秦姚苌伪造的，方四寸，高二寸，文字同始皇传国玺。东晋末年刘裕北伐，得之于关中，后来亦历经宋齐梁三朝，侯景之乱时被投入建康栖霞寺井中，为寺僧永行所得，永定二年（558年）献给陈武帝。至陈朝灭亡，为隋朝所得。

隋朝因此非常兴奋，以此为真传国玺，将上文提及的慕容氏传国玺改名为“神玺”。但是后秦姚氏传国玺的印文“隐起而不深刻”，也就是说属于阳文印（文字凸起，高出平面）而非阴文印（文字凹下），而秦汉的玺印绝大多数都是阴文，用以钤印封泥；汉以后的玺印多为阳文，用以钤印绢纸，而从资料来看，始皇传国玺也是阴文。

阳刻、阴刻示意

所以，后人以此证明这枚传国玺就是姚苌伪造之物。

这两枚印玺流传至宋朝，尚且受到尊崇，但宋徽宗即位后，大量制作宝玺，有的尺寸、玺文完全仿照始皇传国玺，专门用于皇帝封禅。

后人对徽宗此举有“画蛇添足”之讥，但恐怕徽宗心里更加清楚，也有着冲淡始皇传国玺地位的用意。

这也成为之后明清的一块心病。朱元璋就曾经感慨说“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少传国玺；未擒王保保；元太子无音问”。

1370年明军横扫漠北，攻克应昌，俘获元顺帝出逃时携带的一批珠宝，但其中没有元朝玉玺。明朝非常失望，于是大量制作玉玺，以冲淡传国玺的重要性。

明朝初期皇帝宝玺有十六颗，除了传统的天子、皇帝六玺外，还有皇帝奉天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敬天勤民之宝、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玺等等。

朱棣即位后，重新制作了被建文帝焚毁皇帝奉天之宝、皇帝亲亲之宝、敕命之宝，并增制诰命之宝，统称为“国初十七宝”，到明世宗嘉靖年间，又制作了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合称为“二十四宝”，已远远超过之前朝代的玉玺数量。

清朝开国时，也从蒙古林丹汗遗孀手中得到了一枚“传国玺”，1636年，皇太极据此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实际上，这枚玉玺只是元朝的“制诰之宝”白玉玺，但当时的皇太极急需正统象征，也就半信半疑的使用了。

到乾隆年间，紫禁城交泰殿一共贮有三十九颗玉玺，放在正中的一方篆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相传为传国玺。但乾隆十一年（1746年）钦定二十五宝时，也把它定为膺品。

大清宝玺（部分）

至此，达到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巅峰的清朝，已经不像之前的王朝那样在意传国玺了。

之后，袁世凯曾在1915年筹备帝制时，制作了“中华帝国之玺”和“皇帝之宝”两方金玺，以及另外三方金玺（印文不详，有可能是封策之玺、荣典之玺和陆海军大元帅之印），总价60万元。又仿照历代传国玺的尺寸，制作了一枚四寸见方的白玉玺，玺文是“诞膺天命，历祚无疆”八个字，造价高达12万元。

袁世凯玺印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枚帝制“传国玺”，但是一次也没有使用过，其最终下落也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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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鲍君恩

红旗飘飘，阳光普照，伟大的时代多么美好。

但是，稍有责任感的人，都一定不禁感到焦虑：平凡如我们，究竟怎样才能不辜负这个时代？

答案众说纷纭。但一些先贤无疑是做到了：他们被树立为楷模，往往被领袖认可，广泛宣传，引发全国范围的学习。

没错，诸多的时代典型，一定都没有辜负他们的伟大时代。

想像他们一样紧跟时代潮流？

你也可以。只要把握好时代真正的精神，作出超越常人的努力。不过，千万要注意的是，别一时糊涂，不辜负错了时代。改革开放之后卖瓜子的年广久，若早生二十年也只能被时代辜负；曾引出掏粪热的时传祥，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恐怕很难引领潮流。

【幸福的典型们】

成为楷模，并不凭借具体的称号。1959年第一届全国群英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规格极高。然而，总共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3267人，今天仍被记住的非常之少。

1959年第一届全国先进工作者“群英会”上，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与环卫工时传祥亲切握手

典型，必须是被人们广泛、深入学习的时代精神代表。所以，成为劳动模范、先进个人只是具备了典型基础，要被宣传系统纳入，要求全国学习，才是真正成为典型。

1949年评选以后的全国典型、英模劳模，除了雷锋、赖宁等追认者，大多得到了时代的良好馈赠。

最出名的当属“大寨”领头人陈永贵，从成为典型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只花了10年，空前绝后地兼任国家领导人和地、县委书记。

而“全国先进生产者”倪志福则跨越幅度最大，政治生涯贯穿了中共前三代领导集体，退休前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77年10月，倪志福同志在北京内燃机总厂参加“群钻”操作表演

即便身有残疾而无法正常工作，重大典型也不会被亏待。八七海战中身负重伤坚持作战3小时的“钢铁战士”麦贤得，虽因弹片击伤脑部导致智力严重受损，也从普通战士升迁至海军基地某部副司令员。

可见，与时代良好互动，互不辜负是多么幸福。但是，要埋头苦干成为全国模范，还要高调的被全国学习，如何才能兼顾这两者呢？

部分全国先进典型担任过的最高职务

【紧跟形势要求】

首先，要准确判断时代的需求。

这是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注意的，尤其在选择终身行业时——从事了不被时代重视的工作，想不辜负都很难。

和平年代之前，军事是产生典型的富矿。耳熟能详的邱少云、黄继光们，无不是战争后被树立的楷模。

第一个成功树起的大典型虽然不是军人，但和战争息息相关——延安时期自愿纳粮的吴满有。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延安实行经济封锁，对此，毛泽东发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

普通农民吴满有表现优异，很快自给自足，关键的是他还更进一步：积极向政府缴纳公粮。这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党的宣传系统很快启动，吴满有成了明星人物，不但有专门为其创作的长诗和版画，宣传部门还为他拍摄了电影《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部故事片。

延安时期版画《向吴满有看齐》

不过，吴满有的结局有些尴尬，自愿参军的他在1948年被国民党俘虏，随后在电台广播中发表了叛变声明，此后荣光不再，只能在黄土高原上放羊。

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推出的典型大都是抗美援朝英模和工业系统的劳动模范。如“工人旗帜”赵占魁，就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

但是，这个趋势没延续多久，大跃进结束后，斯达汉诺夫式的煤矿劳模就跟不上形势了。

雷锋和学雷锋活动、大寨和“农业学大寨”，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期待，成为不辜负时代的硬标准。

之后，文革时期军队、警察的典型占据大头；1978年以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大氛围下，推出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典型。

所以，一定要判断准什么是时代所需要的。否则只好等时代回心转意，付出高昂的时间成本——80年代的陈景润、蒋筑英等知识分子典型，放在几年之前则是谁都瞧不起的臭老九。

【动心忍性，修炼楷模】

即使看出了时代需要，又具备了典型的基本条件，是不是就能畅快的不辜负这个时代了呢？

当然不是。只能说，有时候时代过于调皮，要求非常刁钻，甚至要先成为敌人。

比如“诉苦运动”的典型王克勤，就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

国共内战中，被俘虏和起义的国民党官兵大多“身在曹营心在汉”，不服从纪律，作战积极性也很差。对此，中共开展“诉苦运动”，要求“解放战士”控诉国民党和地主恶霸对自己的盘剥压榨，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晋冀鲁豫野战军“解放战士”王克勤经过“诉苦”，迅速转变，荣立战功9次，升为班长，并且发明了“三大互助”的带兵方法，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军得到推广。

爱兵爱民模范、杀敌英雄王克勤

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指出：“党的教育，使王克勤从一个蒋介石手下的愚昧的奴隶，转而成为与广大人民相结合，很快地变成一个智、仁、勇全备的人民战士。”

另一些典型不需要先成为敌人，而是成为“二流子”。后来的一些典型，如雷锋，无疑品性太好，换到延安时期难免力不从心。

“二流子”一词就是陕甘宁“改造二流子”运动后被广泛知晓的。二流子，本是陕北农村小偷、赌棍、巫神、土娼的统称，为了改造社会风气，加强对基层的控制力，中共以社会教育、大生产等形式对他们进行改造。

记录延安“改造二流子”的漫画

除了这些，成为典型还需要一点运气。

上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典型张海迪，由于父亲是当地宣传部门官员，涉及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虽然事迹真实感人，当地一直没有宣传。幸亏人民日报记者偶然听到当地人对她的议论，才有了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争相塑造其为典型。

被毛泽东提倡的“斯达汉诺夫”也是足够幸运，其所在的中央伊尔敏诺矿井，本来设备陈旧、生产率低，矿区党委书记彼得罗夫差点被撤职劳改，为了摆脱困境，彼得罗夫孤注一掷，选择树立斯达汉诺夫为工业典型——由3个人共同完成一班采煤102吨的世界纪录，归之于斯达汉诺夫一人。很快就轰动了苏联。

苏联劳模斯达汉诺夫在矿中向工友传授技艺

一旦真的成为了典型，并不是过程的结束，这恰恰是不辜负时代的开始。至少，要能动心忍性，始终对被动的安排安之若素。

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典型的塑造过程被固化为典型选题设置（需要什么样的典型）——典型身份确认（选谁来当典型）——典型事迹宣传——组织学习典型四个步骤，其中，典型始终处于被选择、被训练、被安排的状态，并不占据主动权。

最初的宣传之后，典型更要时刻小心谨慎，注意道德上的完美无瑕，否则可能前功尽弃。张海迪曾经开玩笑模仿过某国家领导人说话，被媒体披露，酿成了不大不小的形象危机。

不是所有人都能不辜负这个时代。偶尔落后的人也不要说葡萄酸——他们真的很努力了。

版权声明

大象公会所有文章均为原创，

版权归大象公会所有。如希望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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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 见识 | 见闻

文/鲍君恩

红旗飘飘，阳光普照，伟大的时代多么美好。

但是，稍有责任感的人，都一定不禁感到焦虑：平凡如我们，究竟怎样才能不辜负这个时代？

答案众说纷纭。但一些先贤无疑是做到了：他们被树立为楷模，往往被领袖认可，广泛宣传，引发全国范围的学习。

没错，诸多的时代典型，一定都没有辜负他们的伟大时代。

想像他们一样紧跟时代潮流？

你也可以。只要把握好时代真正的精神，作出超越常人的努力。不过，千万要注意的是，别一时糊涂，不辜负错了时代。改革开放之后卖瓜子的年广久，若早生二十年也只能被时代辜负；曾引出掏粪热的时传祥，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恐怕很难引领潮流。

【幸福的典型们】

成为楷模，并不凭借具体的称号。1959年第一届全国群英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规格极高。然而，总共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3267人，今天仍被记住的非常之少。

1959年第一届全国先进工作者“群英会”上，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与环卫工时传祥亲切握手

典型，必须是被人们广泛、深入学习的时代精神代表。所以，成为劳动模范、先进个人只是具备了典型基础，要被宣传系统纳入，要求全国学习，才是真正成为典型。

1949年评选以后的全国典型、英模劳模，除了雷锋、赖宁等追认者，大多得到了时代的良好馈赠。

最出名的当属“大寨”领头人陈永贵，从成为典型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只花了10年，空前绝后地兼任国家领导人和地、县委书记。

而“全国先进生产者”倪志福则跨越幅度最大，政治生涯贯穿了中共前三代领导集体，退休前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77年10月，倪志福同志在北京内燃机总厂参加“群钻”操作表演

即便身有残疾而无法正常工作，重大典型也不会被亏待。八七海战中身负重伤坚持作战3小时的“钢铁战士”麦贤得，虽因弹片击伤脑部导致智力严重受损，也从普通战士升迁至海军基地某部副司令员。

可见，与时代良好互动，互不辜负是多么幸福。但是，要埋头苦干成为全国模范，还要高调的被全国学习，如何才能兼顾这两者呢？

部分全国先进典型担任过的最高职务

【紧跟形势要求】

首先，要准确判断时代的需求。

这是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注意的，尤其在选择终身行业时——从事了不被时代重视的工作，想不辜负都很难。

和平年代之前，军事是产生典型的富矿。耳熟能详的邱少云、黄继光们，无不是战争后被树立的楷模。

第一个成功树起的大典型虽然不是军人，但和战争息息相关——延安时期自愿纳粮的吴满有。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延安实行经济封锁，对此，毛泽东发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

普通农民吴满有表现优异，很快自给自足，关键的是他还更进一步：积极向政府缴纳公粮。这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党的宣传系统很快启动，吴满有成了明星人物，不但有专门为其创作的长诗和版画，宣传部门还为他拍摄了电影《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部故事片。

延安时期版画《向吴满有看齐》

不过，吴满有的结局有些尴尬，自愿参军的他在1948年被国民党俘虏，随后在电台广播中发表了叛变声明，此后荣光不再，只能在黄土高原上放羊。

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推出的典型大都是抗美援朝英模和工业系统的劳动模范。如“工人旗帜”赵占魁，就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

但是，这个趋势没延续多久，大跃进结束后，斯达汉诺夫式的煤矿劳模就跟不上形势了。

雷锋和学雷锋活动、大寨和“农业学大寨”，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期待，成为不辜负时代的硬标准。

之后，文革时期军队、警察的典型占据大头；1978年以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大氛围下，推出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典型。

所以，一定要判断准什么是时代所需要的。否则只好等时代回心转意，付出高昂的时间成本——80年代的陈景润、蒋筑英等知识分子典型，放在几年之前则是谁都瞧不起的臭老九。

【动心忍性，修炼楷模】

即使看出了时代需要，又具备了典型的基本条件，是不是就能畅快的不辜负这个时代了呢？

当然不是。只能说，有时候时代过于调皮，要求非常刁钻，甚至要先成为敌人。

比如“诉苦运动”的典型王克勤，就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

国共内战中，被俘虏和起义的国民党官兵大多“身在曹营心在汉”，不服从纪律，作战积极性也很差。对此，中共开展“诉苦运动”，要求“解放战士”控诉国民党和地主恶霸对自己的盘剥压榨，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晋冀鲁豫野战军“解放战士”王克勤经过“诉苦”，迅速转变，荣立战功9次，升为班长，并且发明了“三大互助”的带兵方法，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军得到推广。

爱兵爱民模范、杀敌英雄王克勤

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指出：“党的教育，使王克勤从一个蒋介石手下的愚昧的奴隶，转而成为与广大人民相结合，很快地变成一个智、仁、勇全备的人民战士。”

另一些典型不需要先成为敌人，而是成为“二流子”。后来的一些典型，如雷锋，无疑品性太好，换到延安时期难免力不从心。

“二流子”一词就是陕甘宁“改造二流子”运动后被广泛知晓的。二流子，本是陕北农村小偷、赌棍、巫神、土娼的统称，为了改造社会风气，加强对基层的控制力，中共以社会教育、大生产等形式对他们进行改造。

记录延安“改造二流子”的漫画

除了这些，成为典型还需要一点运气。

上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典型张海迪，由于父亲是当地宣传部门官员，涉及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虽然事迹真实感人，当地一直没有宣传。幸亏人民日报记者偶然听到当地人对她的议论，才有了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争相塑造其为典型。

被毛泽东提倡的“斯达汉诺夫”也是足够幸运，其所在的中央伊尔敏诺矿井，本来设备陈旧、生产率低，矿区党委书记彼得罗夫差点被撤职劳改，为了摆脱困境，彼得罗夫孤注一掷，选择树立斯达汉诺夫为工业典型——由3个人共同完成一班采煤102吨的世界纪录，归之于斯达汉诺夫一人。很快就轰动了苏联。

苏联劳模斯达汉诺夫在矿中向工友传授技艺

一旦真的成为了典型，并不是过程的结束，这恰恰是不辜负时代的开始。至少，要能动心忍性，始终对被动的安排安之若素。

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典型的塑造过程被固化为典型选题设置（需要什么样的典型）——典型身份确认（选谁来当典型）——典型事迹宣传——组织学习典型四个步骤，其中，典型始终处于被选择、被训练、被安排的状态，并不占据主动权。

最初的宣传之后，典型更要时刻小心谨慎，注意道德上的完美无瑕，否则可能前功尽弃。张海迪曾经开玩笑模仿过某国家领导人说话，被媒体披露，酿成了不大不小的形象危机。

不是所有人都能不辜负这个时代。偶尔落后的人也不要说葡萄酸——他们真的很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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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飘飘，阳光普照，伟大的时代多么美好。

但是，稍有责任感的人，都一定不禁感到焦虑：平凡如我们，究竟怎样才能不辜负这个时代？

答案众说纷纭。但一些先贤无疑是做到了：他们被树立为楷模，往往被领袖认可，广泛宣传，引发全国范围的学习。

没错，诸多的时代典型，一定都没有辜负他们的伟大时代。

想像他们一样紧跟时代潮流？

你也可以。只要把握好时代真正的精神，作出超越常人的努力。不过，千万要注意的是，别一时糊涂，不辜负错了时代。改革开放之后卖瓜子的年广久，若早生二十年也只能被时代辜负；曾引出掏粪热的时传祥，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恐怕很难引领潮流。

【幸福的典型们】

成为楷模，并不凭借具体的称号。1959年第一届全国群英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规格极高。然而，总共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3267人，今天仍被记住的非常之少。

1959年第一届全国先进工作者“群英会”上，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与环卫工时传祥亲切握手

典型，必须是被人们广泛、深入学习的时代精神代表。所以，成为劳动模范、先进个人只是具备了典型基础，要被宣传系统纳入，要求全国学习，才是真正成为典型。

1949年评选以后的全国典型、英模劳模，除了雷锋、赖宁等追认者，大多得到了时代的良好馈赠。

最出名的当属“大寨”领头人陈永贵，从成为典型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只花了10年，空前绝后地兼任国家领导人和地、县委书记。

而“全国先进生产者”倪志福则跨越幅度最大，政治生涯贯穿了中共前三代领导集体，退休前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77年10月，倪志福同志在北京内燃机总厂参加“群钻”操作表演

即便身有残疾而无法正常工作，重大典型也不会被亏待。八七海战中身负重伤坚持作战3小时的“钢铁战士”麦贤得，虽因弹片击伤脑部导致智力严重受损，也从普通战士升迁至海军基地某部副司令员。

可见，与时代良好互动，互不辜负是多么幸福。但是，要埋头苦干成为全国模范，还要高调的被全国学习，如何才能兼顾这两者呢？

部分全国先进典型担任过的最高职务

【紧跟形势要求】

首先，要准确判断时代的需求。

这是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注意的，尤其在选择终身行业时——从事了不被时代重视的工作，想不辜负都很难。

和平年代之前，军事是产生典型的富矿。耳熟能详的邱少云、黄继光们，无不是战争后被树立的楷模。

第一个成功树起的大典型虽然不是军人，但和战争息息相关——延安时期自愿纳粮的吴满有。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延安实行经济封锁，对此，毛泽东发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

普通农民吴满有表现优异，很快自给自足，关键的是他还更进一步：积极向政府缴纳公粮。这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党的宣传系统很快启动，吴满有成了明星人物，不但有专门为其创作的长诗和版画，宣传部门还为他拍摄了电影《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部故事片。

延安时期版画《向吴满有看齐》

不过，吴满有的结局有些尴尬，自愿参军的他在1948年被国民党俘虏，随后在电台广播中发表了叛变声明，此后荣光不再，只能在黄土高原上放羊。

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推出的典型大都是抗美援朝英模和工业系统的劳动模范。如“工人旗帜”赵占魁，就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

但是，这个趋势没延续多久，大跃进结束后，斯达汉诺夫式的煤矿劳模就跟不上形势了。

雷锋和学雷锋活动、大寨和“农业学大寨”，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期待，成为不辜负时代的硬标准。

之后，文革时期军队、警察的典型占据大头；1978年以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大氛围下，推出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典型。

所以，一定要判断准什么是时代所需要的。否则只好等时代回心转意，付出高昂的时间成本——80年代的陈景润、蒋筑英等知识分子典型，放在几年之前则是谁都瞧不起的臭老九。

【动心忍性，修炼楷模】

即使看出了时代需要，又具备了典型的基本条件，是不是就能畅快的不辜负这个时代了呢？

当然不是。只能说，有时候时代过于调皮，要求非常刁钻，甚至要先成为敌人。

比如“诉苦运动”的典型王克勤，就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

国共内战中，被俘虏和起义的国民党官兵大多“身在曹营心在汉”，不服从纪律，作战积极性也很差。对此，中共开展“诉苦运动”，要求“解放战士”控诉国民党和地主恶霸对自己的盘剥压榨，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晋冀鲁豫野战军“解放战士”王克勤经过“诉苦”，迅速转变，荣立战功9次，升为班长，并且发明了“三大互助”的带兵方法，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军得到推广。

爱兵爱民模范、杀敌英雄王克勤

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指出：“党的教育，使王克勤从一个蒋介石手下的愚昧的奴隶，转而成为与广大人民相结合，很快地变成一个智、仁、勇全备的人民战士。”

另一些典型不需要先成为敌人，而是成为“二流子”。后来的一些典型，如雷锋，无疑品性太好，换到延安时期难免力不从心。

“二流子”一词就是陕甘宁“改造二流子”运动后被广泛知晓的。二流子，本是陕北农村小偷、赌棍、巫神、土娼的统称，为了改造社会风气，加强对基层的控制力，中共以社会教育、大生产等形式对他们进行改造。

记录延安“改造二流子”的漫画

除了这些，成为典型还需要一点运气。

上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典型张海迪，由于父亲是当地宣传部门官员，涉及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虽然事迹真实感人，当地一直没有宣传。幸亏人民日报记者偶然听到当地人对她的议论，才有了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争相塑造其为典型。

被毛泽东提倡的“斯达汉诺夫”也是足够幸运，其所在的中央伊尔敏诺矿井，本来设备陈旧、生产率低，矿区党委书记彼得罗夫差点被撤职劳改，为了摆脱困境，彼得罗夫孤注一掷，选择树立斯达汉诺夫为工业典型——由3个人共同完成一班采煤102吨的世界纪录，归之于斯达汉诺夫一人。很快就轰动了苏联。

苏联劳模斯达汉诺夫在矿中向工友传授技艺

一旦真的成为了典型，并不是过程的结束，这恰恰是不辜负时代的开始。至少，要能动心忍性，始终对被动的安排安之若素。

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典型的塑造过程被固化为典型选题设置（需要什么样的典型）——典型身份确认（选谁来当典型）——典型事迹宣传——组织学习典型四个步骤，其中，典型始终处于被选择、被训练、被安排的状态，并不占据主动权。

最初的宣传之后，典型更要时刻小心谨慎，注意道德上的完美无瑕，否则可能前功尽弃。张海迪曾经开玩笑模仿过某国家领导人说话，被媒体披露，酿成了不大不小的形象危机。

不是所有人都能不辜负这个时代。偶尔落后的人也不要说葡萄酸——他们真的很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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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 见识 | 见闻

文/杜修琪

洛阳和西安本没有城市矛盾，直到2006年，洛阳南湖喷泉建成，开始了亚洲最大音乐喷泉之争。

争执的战场主要为百度知道、贴吧，然而，“最大”是个极为模糊的标准，究竟按照高度、面积还是水量计算，对结果影响很大。

西安网友当然应该生气。2003年开始，大雁塔音乐喷泉就被宣传为亚洲最大音乐喷泉，被无数旅游材料中反复强调。如今洛阳新城突然高调抢走桂冠。

不过，局面很快对西安不利——无论是喷射高度、喷泉面积，洛阳都占据上风。

与勇敢的西安、洛阳们相比，更多的城市选择了相对实际的称号——亚洲最高喷泉。仅武汉市就修建了8座大型音乐喷泉，其中机器凼子湖、西北湖喷泉等号称亚洲最高。

1995年机器凼子湖是国内最早的一批大型音乐喷泉，喷射高度106米也可称亚洲最高。1999年之后，最高喷泉密集出现，门槛也不断抬升，基本都在160米以上。

贵为亚洲最高，高喷们的建设显然不必考虑气候。大陆性气候的内蒙古就有两座亚洲最高喷泉，鄂尔多斯康巴什是曾广泛报道的“鬼城”，呼和浩特如意河喷群则位于新市政府旁边，十分空旷、壮丽。

这些高喷自然花费不菲。相对而言，齐齐哈尔劳动湖音乐喷泉性价比无疑最高，仅仅用了不到500万，就建成了200米级别的高喷，与鄂尔多斯不相伯仲。

规划上，喷泉们多位于新城区的人工湖、河中。他们也有着相似的修建背景：2000年以后，商品房政策放开，开发区、新区被推广。

中国大多数的城市喷泉也都修建于此时。与中亚、欧洲不同，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喷泉传统。乾隆年间，才出现第一个喷泉：1747年后圆明园的谐奇趣、大水法、海晏堂。后来又陆续兴建了一些喷泉，但仅限于皇室赏玩，对民间毫无影响。

英国维特利庄园海神泉，第一个蒸汽动力喷泉

20世纪初，新形式的蒸汽动力、闭环水路喷泉传入中国，人们开始少量修建纯观赏性喷泉。但1990年以后，中国才第一次有足够的技术、预算大量修建现代喷泉。

为什么中国没有喷泉传统？

主要由于水源形式差别。中国古代多依靠人工井、蓄水池供水，喷泉确是欧洲的主要供水方式之一。古罗马号称万泉之城，多数的喷泉都位于饮水线路上的城市广场，规模较小，供居民取水。

喷泉的供水功能甚至延续到工业革命时期。十八世纪末，伦敦市改由三家水务公司从泰晤士河汲取、转运淡水，效率奇差，十九世纪初多次爆发大规模传染病后，人们重拾喷泉传统，在市区又修建了数百座路边喷泉以及地下管道。此举相当受欢迎，也为近代自来水、污水系统提供了思路。

另外，喷泉在欧洲还有重要的社交功能。它们多位于城市广场的中心，带有雕塑，是街区的标志性公共空间，妇女们常常带着衣物在此洗濯。

巴黎夭逝者公墓喷泉，19世纪旁边已变为蔬菜瓜果市场

最早的喷泉起源于中亚，喷泉建造技术也流传到过波斯、印度。但是它们多数为了彰显权力而修建，强调宏大、壮观，远不如欧洲普及。

工业革命后，蒸汽机、电力被引入喷泉制造，欧洲的技术突飞猛进，奠定了现代喷泉的基础。不过，古老的供水功能让位给装饰功能，开放水路也被闭环水路替代。音乐喷泉等也随后出现。

但欧洲的喷泉仍保留了规模小、社区性的特点。美国也延续了类似理念，如著名的达拉斯喷泉，位于高楼耸立的市中心，面积十分有限。但设计师丹•凯利融合了植物、流水元素，非常巧妙的达到了增添自然气息的目标，又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增添了公共空间。

达拉斯喷泉

中国的城市喷泉则与此不同。喷泉中嬉戏、洗濯往往被当作不文明的现象批判。更多的亚洲最大喷泉，大面积区域内只有喷泉设施，让人无从嬉戏，炎热的夏天，附近的居民只能过眼瘾。

公共交往的功能更弱——只为喷泉规划的区域，根本不存在社会交往。不过近年来有所改善，还要感谢广场舞的阿姨们，她们以非凡的毅力，赋予诸多根本不为她们设计的区域以活力。

那么，设计如此明确，规划异常重视，功能如此简单的中国城市喷泉，就顺利的占据近20年的亚洲最高吗？

很可惜，并没有。所有的亚洲最高都是彻底的谎言。

1985年开启的沙特吉达喷泉，早早的奠定了世界最高的地位。其最高水柱达1024英尺，即312米。

沙特吉达喷泉夜景

想成为东亚最高也有难度。韩国2001年建成的首尔喷泉，最高喷射202米，高于多数国内喷泉。

但是，中国的书记市长们往往具有非凡的创造力，也足以将大项目做的极致。与高度相比，“最大”模糊许多，在这一标准下，中国的许多喷泉非常有可能达到亚洲最高水平。

不幸的是，争夺亚洲最大头衔的路上，又出现了西亚土豪的身影。这一次拦路的不是沙特，而是阿联酋的迪拜。

迪拜音乐喷泉造价2.18亿美元，2009年开放，长度275米，总面积约等于两个足球场。其造价更多的花费在音乐制作、灯光效果上，技术超前，极度绚丽。是公认的世界第一大喷泉。

迪拜音乐喷泉

也许，“亚洲最高音乐喷泉”的宣传者们是从日内瓦喷泉得出的结论。

1951年改造后的日内瓦大喷泉，最高可达140米，长期被称为第一高喷泉。但是这个古老的喷泉开放的十分频繁，除了冬季，每天开放时间都在8小时以上。

相比之下，国内的亚洲最高喷泉们要娇气许多，每周开放都算得上勤勉，极少开放五天以上。武汉西北湖音乐喷泉虽然可以使用，但已经多年未开启——开放两个小时，费用大约1500元，但公园预算中根本没有喷泉开放与维护一项。

许多喷泉质量根本不达标，维修费用常年居高不下。这和中国喷泉行业的水平较低有关。

沉默的武汉西北湖喷泉

目前，喷泉行业并没有明确监管部门，也没有直接的国家标准。虽然东部已经有领先的企业，但没有形成行业巨头，企业林立，竞争水平较低。

比如音乐喷泉，国际先进水平早已经智能识别音乐，根据节奏变化，控制喷头动作。国内仍长期停留在预先输入程序的阶段。

为什么会这样？

中国本来并没有喷泉行业，80年代中期后，最初的从业者都由外行转入。剧增的喷泉项目给行业提供了暴利，管理、技术创新的需求不大，企业当然重视拉关系、打市场。

喷泉又是一个复杂的应用领域，需要土建、艺术、水景的合作。这无疑增加了制造难度。

这样薄弱的行业基础无疑难以支撑城市野心。为了避开西亚土豪的锋芒，一些国内城市选择了十分聪明的宣传策略——亚洲第二高喷泉。

合肥天鹅湖音乐喷泉于2004年建成，宣传时，就称之为韩国首尔喷泉外的亚洲第二高喷泉。经过2011年的整修，高度增加至172米，却依然低调的自称亚洲第二。

“亚洲第二”天鹅湖喷泉

另一些城市无疑更加现实，将最大、最高称号从亚洲减少到了国内部分区域。2007年，通化音乐喷泉建成，最高高度100米，一直宣传为东三省最高喷泉。

本来，还有一些喷泉能够一举击败韩国、西亚的最高最大，乃至冲出亚洲，成为世界最高。

2013年，广东增城挂绿新城发布规划，要建造千尺高喷，预计2014年建成，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最高。然而，2014年年末，项目突然撤销，规划区域改为“发展备用地”。

幸运的是，也许未来的世界最高喷泉将非常普及，能随时随地组装。据新华社2013年报道，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打算将航天涡轮泵技术应用在消防泵上，让消防车的喷水高度倍增到300—400米。

那么，无需加强城市化进程，也无需项目审批，只要轻松的开来一辆消防车，世界最高喷泉将遍地开花。如果组成车阵，最大喷泉也可以期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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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大可

没有哪个符号比红色五角星更具政治意味——红底黄色、红底白色、纯红色的五角星，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旗、国徽的鲜明印迹。现实中，红星更是重要的感召符号，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叛者，往往也认可红星作自己的象征。

正是它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以至于少数国家根本禁止红星在公共场合出现。如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等。

现在，红星已从所有欧洲国家国旗中消失，国徽中，除了白俄罗斯和极少被国际承认的，亲俄罗斯的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也都不再有红色五角星符形。

然而，它仍然具有强大的政治、文化感召力，中国、朝鲜、古巴、越南自然仍将其作为国旗、国徽重要标志，切•格瓦拉的五星帽等象征物也在文化领域广泛传播。

为什么是红色五角星成为共产主义视觉系统的关键象征？它是怎样一步步影响到全世界的？

其实，这或许源于一次意外。

【意外的染红】

1917年列宁发动了推翻俄国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建立了全新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政治符号，不过，最初这个符号系统中并没有五角星。

它最大的特色是抛弃了俄国的象征物双头鹰——俄罗斯帝国的“沙皇”（俄语：Czar），法理上源自罗马皇帝的头衔“凯撒”（拉丁语：Caesar），其皇权标志也来自东罗马帝国的双头鹰。

东罗马帝国1453年灭亡前的巴列奥略王朝国徽（左）和俄罗斯帝国1917年灭亡前的罗曼诺夫王朝国徽（右）

由于双头鹰在俄国的悠久历史，它已被默认为俄国的象征，故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后建立的临时政权，沿用了双头鹰标志，只是去掉了双头鹰头顶的皇冠，换上了象征革命解放的万丈光芒红太阳。

1917年2月27日，俄国临时政府的军事占领标志，未获得法定地位，但常见于政府公文——另外注意工人阶级在旧俄国力量薄弱，所以持盾的是农民和士兵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十分不喜欢充斥旧时代气味的双头鹰。于是，一套高悬镰刀锤头，中间由法西斯支撑的全新国徽出现了。

苏维埃俄国的第一款国徽，左侧为带有花环和铭文的大纹章版本，右侧为有工农持盾的小纹章版本，注意背后的双刃斧紧束在一捆木棒中间——那就是“法西斯”

苏维埃俄国的国徽，左侧启用于1918年，就是大纹章的中心部分，右侧启用于1920年，修改自左侧

它几乎包含了今天中国人所熟悉的一切革命要素：象征革命的红色、麦穗、镰刀、斧头……等一等，这里并没有我们最熟悉的五角星！

没错，苏维埃俄国初期，红色五角星还是一个陌生的符号。

五角星什么时候进入共产主义符号系统？

通常认为这与红军有关。但它并非红军自觉的符号设计，而是从一战俄国散兵游勇诞生的意外。

1916年，随着沙俄在对德战场的逐渐崩溃，逃亡士兵越来越多，大批反战士兵成为推翻沙皇政权和推翻临时政府的重要破坏力量。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宣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奥前线的俄国士兵涌回国内，大量聚集在首都莫斯科。

这些士兵非常危险，随时可能出现秩序问题。为避免溃兵推翻政权覆辙，新政权采取了将他们与驻军分开的办法，为便于分别，军官们在归国士兵帽子上统一别了一枚锡质五角星。选择锡制五角星的理由今天已很难考证，也许是出于材料的便利。

很快，俄国内战爆发，头戴五角星的士兵大量充入苏俄红军。为了显示革命军队特色，这些红星又被涂为红色。

1920年苏俄红军骑兵海报

相对于白军，仓促组建的苏俄红军缺乏标志、歌曲、制服等有助于强化认同感的系统。醒目、个性、大量存在的红星，很快就成了整个红军的标志。

这是红色五角星的意外开端。之后的社会主义浪潮中，红星的五个角被解释成世界五大洲的革命热潮等等，这显然是后来的附会。

【苏联的象征】

1922年，内战基本平息，苏联正式成立。红军的声望如日中天，作为红军的象征物，红星地位自然极高，出现在苏联的第一套国徽和国旗上：

1923年到1936年的苏联国徽

苏联的第一面国旗，1923年7月6日到11月12日使用

苏联的第一面国旗是典型的纹章旗，只用了4个月就设计了出来，要素繁多，稍显堆砌。五个月后，第二面国旗又出现了——镰刀锤子红星旗。

这面简洁、抽象的国旗已经带有了自觉的设计意味：红色背景象征工农革命洒下的鲜血，也是向半个世纪前的巴黎公社红旗致敬；黄色，或称金色，是革命光芒的颜色；五角星有劳动者的五根手指含义，镰刀斧头含义就更为直接。

苏联的第二面国旗

这时，红色五角星俨然成了共产主义的新图腾。旧的俄国符号系统，譬如双头鹰，自然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双头鹰曾作为俄国的象征出现在诸多重要建筑上——最出名的当属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建筑群，它在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之前一度是皇帝住所，宫内五座高塔顶上均铸有镀金双头鹰。

克里姆林宫建筑群中现存的镀金双头鹰

圣彼得堡冬宫正门的镀金双头鹰

但替换双头鹰的工程颇为浩大且成本高昂，很难一蹴而就。直到1935年，苏联人才将双头鹰撤掉，换成5颗巨大的不锈钢镀铜、镶满乌拉尔山红色宝石的五角星，称为“克里姆林之星”（Kremlin stars）：

其中一枚克里姆林之星，左边是莫斯科圣母升天大教堂、天使长大教堂和圣母领报大教堂，右边是大克里姆林宫

从莫斯科河眺望克里姆林宫建筑群，五座高塔上顶着五枚克里姆林之星

这是红色五角星符形逐步推广的一个缩影，苏联的克里姆林之星越来越多，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哥，红星自然会照耀在苏联之外的国土上。

【红星照耀地球】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周边的沙俄废墟上，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建立，部分加盟进入苏联。

这些新政权都与旧制度划清界线，抛弃了原有的国家象征，镰刀锤子、旭日东升甚至麦穗密集出现在它们的新国徽上。

然而，五角星同样没有出现在第一批加盟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上。

左侧是1918年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从10世纪末基辅罗斯的马木留克王朝印章延续下来；右侧是乌克兰加入苏联后的国徽，直接修改自1918年的苏维埃俄国国徽，使用到1949年

转折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红军成为抵抗纳粹德国的中流砥柱，赢得全世界的瞩目，红星这个红军的标志，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即便是西方阵营，对闪耀的红星都有着不错的认可度。

到了战后的50年代，五角星和镰刀锤头一道出现在苏联所有15个加盟共和国的国旗上。

除苏维埃俄国以外苏联14个加盟共和国国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依次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摩尔达维亚（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二战后，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刚刚崛起为世界两强的苏联成为多数新政权效法的榜样，五角星当然出现在这些国家的国旗和国徽中。它们普遍将五角星当作破旧立新的符号，被强力推广。

中国就是红星照耀的的新国家。

传统上，五角星符形并没有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虽然中国有古老的天文观测历史，但并不像两河流域、地中海城邦国家那样崇拜明星和黄道，而更崇拜看上去众星环绕的北极星，也就是紫微星。

敦煌残卷《占云气书》中的北天极星图，可见中国的星星习惯上不画光芒

于是，金星的五角星轨迹没有被古代中国人重视，五角星也没有获得天文学上的位置。这不同于西方五角星符形的天文学起源（参见大象公会《五角星：从维纳斯到后脚跟》）

中国古代，五角星唯一显著的用途是标记五行相克，但并不像新柏拉图主义那样将其提取成一个单独的符号广泛应用。

五行相生相克图，虚线表示相克，实现表示相生

直到近代，五角星在中国文化中都没什么存在感——星星和光芒在20世纪初分别成为中国的国家象征的一部分，但五角星却没有因此沾光。

1913年2月至1928年间，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制定“十二章国徽”，又称“嘉禾国徽”，由鲁迅、钱稻孙和许寿裳设计。

这是星星符形首次进入中国国徽，一个撷取了中国文化里的十二种图案组合成了西式的纹章形状——左侧的华虫（即雉鸡）头顶有长三个圆点，那就是日月星辰里的“星辰”，仍采用中国传统的原点画法，没有角形光芒。

北洋政府十二章国徽，中心有嘉禾、干、黼、粉米、山、日、黻，左侧有华虫（雉鸡）、藻、星辰、宗彝，右侧有龙、月、火、宗彝

北伐后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主角是太阳，而不是星星。

中华民国国旗1928年启用

什么时候五角星符形才开始成为重要的标识符号？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中国工农革命军成立（翌年改名中国工农红军），其红色军旗上印有一枚嵌有镰刀锤子的白色五角星，红军的帽子更像苏联红军一样带有一枚红色的五角星。这是五角星符号进入中国的重要开端。

中国工农红军军旗，1928年启用

这时的五角星为红底白色。之后，红星由红军扩展，逐渐成为共产党的象征，像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闪闪的红星》等作品，都将红星概括为共产党的象征。

1974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闪闪的红星》曾风靡一时，或许是为了美观，片中潘冬子头顶的是金属五角星，实际上当时红军的五角星是布制的

与多数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一样，通过政治运动、宣传，中国成功地将五角星这一外来符号纳入了国家认同。

但是，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是五角星符形在全球推广的唯一力量——事实上它的推广，只是使五角星符的运用更多地集中于政治领域。

美国的崛起，才令五角星从一个宗教和贵族的符号变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大众文化符号。它的影响力贯穿方方面面，国旗、明星、评级……无不带有美国印迹。

请关注五角星系列第三篇《五角星之美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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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地球第一天》

——新书推荐序

文/刘瑜

大象公会的文章五花八门，从体育项目的阶级分析到毒品的社会建构历史，从离婚的经济学到草原帝国的兴衰，简直无所不包。但是，杂乱无章的主题背后，却似乎隐藏着同一种生活态度：对日常世界保持永不疲倦的惊奇。

“惊奇”感我们肯定都有过。比如小时候，万事万物都令我们感到惊奇——长颈鹿是站着还是躺着睡觉？树叶为什么秋天会变黄而不是变黑？牛为什么不爱吃肉而狗为什么偏爱吃肉？人为什么有两个性别而不是一个或者三个？……神奇的事情简直太多，幸亏这个世界上还有《十万个为什么》，供我们睡觉前抱着研习。又比如出国旅行时——阿拉伯人为什么戴那种方格子头巾？埃及金字塔的石头到底是怎么运到顶上的？希腊的神庙是用来干什么的？同一个岛上，为什么多米尼加比海地建设得好？啊，还有印度人，都民主了为什么种姓观念还那么根深蒂固？

然而，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似乎对世界——尤其是对自己所熟悉的世界——已经不再感到惊异。忙不过来呀。每天连滚带爬地早起上班，办公室里做不完的表格文书，下班后天旋地转的饭局，周末人山人海的公园……机械生活日复一日，大脑里的那只“发现之眼”早已不知不觉关闭。

只是那样的生活有那么一点点无趣，仿佛在一片湖光山色中坚决窝在家里门窗紧闭。

大象公会里聚集的，是一批试图打开门窗的人。他们像是来到地球第一天，看到什么都新鲜，都要把头探进去大喊几声“喂喂喂”。其实要见识人世无限风光，未必需要花5000块钱买张飞机票，去巴黎去埃及去古巴去意大利。还有一种更划算也更持久的方式：观察你周遭的世界，“点击”你自己的生活——而这正是大象公会的态度。为什么北方人比南方人“能喝”？河南人里真的“骗子”更多吗？中国人为什么偏爱赌博？解放军为什么要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智商测试靠谱吗？长城到底是不是一个军事“花瓶”？现实中到底有没有“共产主义社会”？“龙”图腾的起源是什么？竟然还有，公章为什么是圆的！“打开门窗”不是对日常生活的逃离，恰恰是对它的智性激活，看见那些司空见惯的，听见那些充耳不闻的，挖掘那些习以为常的。真的，如果你打开那只“发现之眼”，会意识到我们目力所及，所有平淡无奇的事物之中，都埋着一朵小蘑菇，如果你像马里奥兄弟一样奋力顶顶顶，小蘑菇就会蹭蹭冒出来，再滚到你的嘴里去。

某种意义上，大象公会所做的事情，是社科人文知识的“科普”。所谓“科普”，就是用理性破除迷信，用逻辑代替神秘主义，用论据代替“我觉得”。对“为什么北方人比南方人能喝”这种问题，相比“北方人就是豪爽呀”这种神秘主义的答案，大象公会的作者更愿意去追溯酒量与官本位文化之间的关联；对“二战中的上海犹太人应该感谢谁”这个历史问题，相比“中国人就是善良”这种直觉式回答，大象公会更多地是去分析日占上海时期日本人对犹太人的态度；对“为什么一个小女孩会残忍杀人”这个问题，相比我们“人性本恶”之类的感慨，大象公会的作者则去分析“镜像神经元”活跃程度与善恶的关系……用思考照亮混沌，在别人想当然的地方掘地三尺，所谓“理性”，一半是能力，另一半则是谦卑而已。

但大象公会所做的，又不完全是科普。自然科学的知识，有相当的确定性，所以自然科学领域的科普，就是把这些相对确定的知识搬运到公众头脑当中。但在人文社科领域，确定性的知识少之又少。今天被确定的知识，明天时过境迁之后，可能又会重新坍塌。从这个角度来说，大象公会所做的，与其说是普及知识，不如说是普及好奇心与理性意识——前者用以提问，后者用以释疑。在一个知识可能会和财富一样陷入“两极分化”的世界里，如果说平等的权利需要一个伦理基础的话，这个基础就是每个人知识与理性的进取心。

我们的文化传统似乎热爱“道理”远甚于热爱“知识”，所以好奇心驱动的求知是逆水行舟。而对于普遍用“感情是否受到了伤害”衡量观点对错的人群，理性主义则甚至可能激怒众生。好在大象公会作者群似乎也不介意“小众趣味”，大约是已经建立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道路自信”。当然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还是希望大象公会能够吸引更多的人群。在一个公共生活萎缩的世界里，求知是保全自我的工程。希望有一天，大象公会能够成为品位的象征，而品位则成为成功的通道。

文/史伦

长安街这样的超宽马路被许多人认为是只适合乘车检阅市容、但反人性的设计——行人不但很难走到马路对面，而且整条街上没有一处可供停留、驻足、休息的地方。但中国城市新建街道全都在向长安街看齐。中国的摩天楼也具备同样特色，它适合远观，作为城市名片。对路过的行人没有任何友好。

如果把中国的摩天大楼像纽约曼哈顿那样密集地摆在一起，或许会是这样的情形：狭窄的街道会变成令人绝望的、看不到丝毫阳光的停车场，至于行人，要么在车缝中挤进挤出，或者干脆只能全都在地下行走——曼哈顿的行人密度比中国大都市高得多。

但是，曼哈顿街道却经常能有阳光照射——退台式高层建筑保证了阳光的照射路径，街道对行人也非常友好，摩天大楼纷纷将宝贵的底层镂空，作为行人行走、休憩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街道事实上被拓宽了。

纽约的这一特征，甚至能从航空照片中一眼辨认出来——曼哈顿城区林立的高楼大都是竹笋般的退台式高楼。

纽约市俯瞰图，曼哈顿城区的所在位置颇为显眼

是什么原因，让阳光从高楼的狭缝中打在纽约的街道上，让开发商奢侈的放弃建筑底层，“好心”考虑行人需求？

很难一句话讲清楚原因。纽约政府、开发商、建筑设计师多者互动，历经一个世纪，才完成了这样友善、克制、温柔的建筑风格。

【遮天蔽日的曼哈顿】

20世纪初，纽约市迅猛发展，地产商纷纷投资曼哈顿，诸多摩天大楼拔地而起。

火热的地段自然价格不菲，地产商出于经济考虑，对建筑师提出了在当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要求——建造高度更高，面积最大的摩天大楼。

审美角度来说，这是一场灾难——曼哈顿城市用地被臃肿、庞大的建筑体块占满，狭窄的街道空间终年不见阳光，阴暗、逼仄，空气非常浑浊，城市环境日渐恶化。

1907年的曼哈顿街头

著名的丑陋项目恒生大楼（Equitable Building,1912-1915），就是当时建筑风格的代表之一。其容积率惊人，体量巨大，不仅阻挡了周边地块建筑的采光和通风，1.3万人的容量对交通、服务都带来不小的压力。冬季，恒生大楼形成面积高达2.6公顷的阴影，相当于自身面积的6倍，直接造成周边地块办公楼出租率下降。

恒生大楼

纽约市敏锐的意识到这种问题。1916年，纽约出台了区划法案（1916 Zoning Resolution），旨在遏制这样贪婪攫取空间的趋势。

区划法案中，明确规定了出地块中建筑高度和体量的标准——地产开发者可以在一定的高度限制范围内，在用地上保持100%的建筑密度；超过这一高度，则应让出临街一侧的空间；高度如果更高，则继续让出面积。只有建筑体量出让到一定程度，即主楼的平面面积少于用地面积的25%时，才不必继续后退。

这部分改善了曼哈顿的街道环境，此后的建筑形体也变得稍微克制、美观起来——从平顶、方盒子形状，向山坡般跌落式转变。

退台式建筑示意图（绘图 By 史伦）

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等就是退台式建筑的典型代表。这种建筑形态，被人们戏称为“婚礼蛋糕”或“巴比伦金字塔”。

区划法案颁布后的近40年中，纽约新建成的摩天大楼无一不层层后退。街道上因此保留了一些阳光。相比之下，纽约的早期法案有效的缓解了城市高楼病。

如果一直如此，帝国大厦们就应该占领曼哈顿了，相似的退台式建筑会成为纽约统一的建筑风格，纽约的立法者们应该感到欣慰。

直到1952年，一名非常有创造性的建筑师用全新的方案，巧妙地糅合法案要求、建筑美感、商业需要于一身，引领了20世纪中期曼哈顿的建筑时尚。

这就是利华大厦。

利华大厦

【两座大厦和它倡导的风格】

一开始，利华公司就向建筑师邦沙夫特（Gordon Bunshaft）提出了公益要求：给社区、行人尽可能提供便利。

邦沙夫特（Gordon Bunshaft）仔细研究了1916年的区划法案，很快就在“面积小于用地25%时不再要求退台”的规定找到突破。他新设计的方案，将占整个用地25%面积的长条作主体平面，于是解放了“后退法则”限定的帝国大厦式建筑形体。

纯净简洁的规整长方体，在当时公园大道满目的“婚礼蛋糕”中独树一帜。

此外，与各地产商抢占街角、争夺面积的常规做法不同，利华大厦将裙房底层的街角空间让出，在其中布置座椅、植物等，任由行人穿越开放的庭院。

利华大厦底部架空层

这样的贴心、便利前所未有。人们甚至能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在此避雨、休憩、娱乐。庭院的设计一直延伸到建筑的门厅，极大地加强了建筑内外空间的融合与联系，也使得这处环境宜人的庭院成为街道空间、室内办公空间的缓冲和过渡。

当然，利华大厦更广为人知的建筑贡献，是世界上第一座玻璃幕墙高层建筑。总之，这种谦逊、友善、漂亮的作品影响深远，柏林的欧罗巴中心等后来建筑就是仿效利华大厦。

曼哈顿的公园大道（Park Avenue）注定要引领当时的建筑风潮。利华大厦对街的西格拉姆大厦，很快也突破了退台式建筑风格，甚至某种程度上更加漂亮。

西格拉姆大厦

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 Building）被公认为功能主义审美与现代主义风格的绝佳典范。它建成于1958年，高516英尺（157.3米），共38层。

为了不采用千篇一律的退台形式，其设计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与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将西格拉姆大厦沿公园大道的一侧整体后退，并在退让出的用地上设计了城市公共广场，广场南、北两侧安排两个长方形水池，水池周围设置大理石座椅，每当夏季，男女老少都聚集在喷泉水池的旁边，成为城市中生机盎然的一角，这个广场自然成为广受欢迎的集会区域。

希格拉姆大厦首层空间分析（绘图 By 史伦）

同时，设计师在立面语言上采用了密斯经典处理方式，与隔街的“球拍与网球”俱乐部（意大利复兴式立面）形成了良好的对话关系——就是说，不仅单独考虑到自身的设计美感，还充分尊重、利用社区的既成建筑风格，在元素设计上与隔街的建筑良好互动。

因此，西格拉姆大厦与利华大厦一并成为几十年来纽约市摩天大楼建设的榜样，为后来的建筑师提供了方向。

不过，建筑师们的创新很快又得到了一个熟悉力量的重视——纽约市政府。由一种建筑风潮，很快变为激励性的法案。

【新常态的稳定】

1961年，作为对建筑师创造力的回应，纽约市颁布了相关法案：如果开发商采用此类为城市退让公共空间的设计方案进，他们将因此而得到一定的奖励（奖励内容为允许加建20%的建筑面积）。

开发商怎么会讨厌这种法案呢？于是，曼哈顿的城市空间越来越多元、舒适。但是，法案仅仅规定了对退让的奖励，极少有人专注经营这片退让的空间，直到花旗银行大厦（Citigroup Center）接过了建筑创新的传递棒。

与利华大厦、西格拉姆大厦异曲同工，花旗银行大厦也在设计上为城市空间费劲了心思，它更加慷慨——将本可以作为宝贵办公空间的近10层底部楼层都舍去，仅保留中央的方形核心筒和位于四个方向上的结构支撑柱。

花旗银行大厦底部空间示意图（绘图 By 史伦）

虽然这种结构处理方式给当时的建造提出巨大挑战，它的效果却非常出色——仿佛在水泥森林中挖出了一片休憩的洞穴。更进一步的是，花旗银行塔楼架空的西侧，建成了一个下沉广场，伴有叠水景观和绿化，成为列克星敦大道（Lexington Ave）与53街路口上宜人的一角。

同时，用地西北角为一座教堂，恰位于高举的塔楼下方。商场的裙房建筑形态也与架空的塔楼底部巧妙结合，以退台形式自西向东层层递进，退台上的屋顶绿化，为广场、教堂、零售店、写字楼门厅及地铁出入口的综合化城市空间争取了更多阳光与生机。

纽约建筑评论家保罗•高德伯格曾高度评价花旗大厦：“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纽约最重要的建筑就是花旗银行大厦，不仅由于它让人过目不忘的外形，更是因为它根本地与城市的结合。”花旗银行大厦的设计者休•斯塔宾斯（Hugh Stubbins, Jr）也因此被誉为“地标建筑师”。

花旗银行大厦近景

不过，这种创新的背后，其实还有着法案修改的影响。1961年，纽约市颁布的奖励退让公共空间设计法案，未明确公共空间的经营方，不少摩天大楼只是简单地铺上地砖，最多再添加一件或几件雕塑，所谓的“广场”也不过只是放大了的城市人行道，只能与冰冷的建筑界面机械地拼接，效果大打折扣。

纽约市政府1976年时意识到了这点，调整了原法案，要求退让的公共场所由遵守配套规范的开发商经营、配置，如树木绿化、公用电话亭、休闲座椅等。

法案的调整令后来建造的大楼（包括1976年的花旗银行大厦）注意打造其出让的空间，一批生机勃勃的街头休闲场所于是诞生。

这是纽约曼哈顿摩天大楼密集，却令行人异常舒适的原因。它像是多方互动的一次惊喜，充满了不确定性，事实上，极少有城市能有幸拥有这样出色的建筑师、市政规划者、开发商们。因此，这样的城市景观极难复制。

利华大厦、西格拉姆大厦与花旗银行大厦，三座建筑的地块关系示意图（绘图 By 史伦）

更多内容，详见《环美建筑日记》，作者史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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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戴露

2014年11月，索尼电影娱乐公司出现了奇异的一幕：不少员工只靠纸和笔办公，完全不理会电脑、网络，仿佛回到三十年前。

这并不是一次另类快闪。当时，黑客攻击了索尼公司，致其网络瘫痪，并泄露了大批公司机密。黑客们的诉求非常直接——取消上映《刺杀金正恩》（The Interview），否则将有更多次袭击。

电影《刺杀金正恩》海报

此举被美国政府定性为恐怖威胁，根据攻击的痕迹，美国认定朝鲜政府是幕后主使。12月底，朝鲜也受到网络攻击，全国范围网络无法使用，怀疑遭到了美国的报复。

一些媒体惊呼：新型网络战争即将开始！

当然开始了。只是这种战争非常隐蔽，很难被公众察觉。

其实，早在八年之前网络战争就已经出现，而且起点异常之高，攻击非常精确、隐秘，堪称后继病毒的楷模。

这个开启者就是世界上网络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

【意外的尝试】

网络战争，就是国家主体通过网络攻击目标。悄无声息，可以持续、隐蔽的实施破坏，代价较低，却又往往效果奇佳。

2006年，伊朗违背协议，重启核计划，在纳坦兹核工厂安装大批离心机，生产浓缩铀，为进一步制造核武器准备原料。

纳坦兹（Natanz）核工厂

伊朗人选择的时机不错。被孤立已久的他们早就习惯了制裁，当时美国又深陷阿富汗、伊拉克两大泥潭，无力发动第三场战争。

果然，美国发出了战争威胁，但并没有实质动作。至于联合国的经济制裁决议，伊朗完全应付得住。

这令美国非常难堪——不解决伊朗核问题，怎么对以色列交待？以色列此时态度强硬，要像1981年空袭伊拉克核反应堆一样，也对纳坦兹核工厂来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将伊朗核计划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无疑会将局面推向失控。

此时，一个新奇的建议被中央情报局提出——向纳坦兹核工厂传播计算机病毒。布什总统无奈之下同意了，不过并没有寄予太大希望。

中央情报局试探性的联系了以色列情报部门，没想到，以色列态度很积极，还献上一份厚礼：纳坦兹核工厂的图纸！美国人喜出望外，立即升级原计划：感染全部设备，控制整个工厂。

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美国人甚至照图纸造了一座模拟核工厂，又招募了一批顶级黑客和核工程专家，在这片模拟战场上对症下药，针对其薄弱环节设计病毒，并且在实际运行中反复测试，反复改进。

病毒武器在布什即将卸任时开发完成，测试非常成功。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的首脑一起开会，人们对它的应用却开始犹豫，因为这种攻击方式一旦开启，各国必争相效仿，一场网络攻击的军备竞赛即将拉开帷幕。

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海登形容会议气氛说：“我们是在跨越卢比孔河。”

公元前49年，凯撒渡过卢比孔河，进攻罗马元老院，开启了罗马帝国时代。后世用“跨越卢比孔河”形容对历史影响深远的行动、极其艰巨的决定

【伊朗的困惑】

孤傲的伊朗成功重启核计划了，但难言的麻烦令他们无法安心。

问题似乎并不严重，但永远没有解决的曙光。核工厂非常不稳定，离心机的故障率居高不下，核武器所急需的浓缩铀迟迟生产不出来。技术人员反复检查，却找不出任何故障原因。

这超出了伊朗人的认知范围——他们其实根本没有消化手中的技术。事实上，伊朗的核技术都从巴基斯坦购买，巴基斯坦的核技术又基本上从法国偷来。不管是法国还是巴基斯坦，从没有如此高的离心机故障率，明明是质量合格，一旦投入运行，却马上就会磨损破坏。

这让刚刚弄懂说明书的伊朗人非常尴尬。

图为伊朗总统网站（www.president.ir）所发布的图片

2008年4月8日，内贾德总统视察纳坦兹核工厂，他的心绪写实的照在脸上。不过这并不重要，真正关键的是该图片不经意地泄露了核工厂的问题：左下方的屏幕显示的点，每一个都代表一台离心机，绿色代表运行正常，夹杂的两个灰色小点，则说明有两台离心机出了故障。

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原计划2008年发电，由于缺乏核燃料，推迟到2010年才实际运行

憋屈的是，伊朗却不能承认自己出了问题。他们要保留一个强硬的形象。2010年，互联网界第一次发觉了震网病毒，不少人才察觉到问题所在，伊朗却拒不承认，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多久才发现中毒。

震网病毒攻击了不止伊朗一个国家，全球范围内，至少有数十万台电脑受感染。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针对工控系统的病毒，美国人为此应十分骄傲。

但当时的美国、以色列却不能吭声。受害一方不肯承认，作案一方没人领功。像震网这样一款高度复杂，对资金、人才、情报、组织等各方面都有极高的要求的病毒，就默默的扎入伊朗核项目的心脏，增加他们本就无比丰富的困惑。

2012年，伊朗核问题波澜已定，《纽约时报》才爆出谜底。不出所料，伊朗人仍旧无视所有证据，保持硬汉形象，高傲的宣称自己并没有被感染。

但事实已经清楚了。越来越多的跟进报道，让人们对震网病毒越发惊恐、佩服。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

【未来战争的先声】

至少，这是一款极为奢侈、昂贵的病毒。

一般来说，利用零日漏洞攻击是非常有效的手段。零日漏洞是指软件中刚刚被发现、还没有被公开或者没有被修补的漏洞，由此入侵，可大大提高成功率。

黑市上，一个零日漏洞通常可以卖到几十万美元。即使是犯罪集团的职业黑客，一个病毒中用一个零日漏洞都很奢侈了。

震网病毒利用了多少个零日漏洞？

四个，同时使用。

除了炫富，这还是决心的体现——万无一失，确保得手。

震网病毒版本，它跨越两位总统任期，经过了七年的持续开发和改进

震网病毒非常独特的一点，是它将互联网上泛滥的病毒，应用到了工业系统中。

工业控制是一种恐龙式的技术，古老的通信方式、隔绝的网络连接、庞大的系统规模、缓慢的技术变革，这些都让工控系统看上去跟互联网截然不同。此前从没人想过这种结合。

震网病毒代码片段，安全专家通过反汇编来研究其功能

举个例子。研究人员在病毒代码中发现一个数组，用以描述离心机的级联方式，数组的最后几位是：20，24，20，16，12，8，4。

将上文出现的总统视察图的左下角放大，可以看到在图片最下方一排灰色小柱子。他们将绿色小点分为若干块，从右往左数，每块含有的列数分别是1，2，3，4，5，6，5。每列包含有4个离心机。

可以看出，纳坦兹核工厂的离心机级联方式，从左往右正是20，24，20，16，12，8，4。这就是上文中震网病毒的数组，量身定做，绝对贴合。

可以说，这款昂贵的、开创性的病毒，已经足够给伊朗制造麻烦。但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部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想要长久的战略效果。

因此，震网病毒进入工厂后，本可以制造一起工业灾难，一举摧毁整个工厂。但它却没有马上发作，悄悄地潜伏下来，每隔一个月才攻击一次。

攻击期间，它会首先修改西门子工控系统的数据，让离心机看上去运转正常。但背地里大幅提高离心机的转速，迫使其在临界速度以上运转，从而迅速毁坏一台离心机。

震网病毒攻击路线简易图解

这时候，如果走到那台遭受攻击的离心机旁，会听到机器转动声异常，声音频率比正常状态要高得多。但工厂内有几百台离心机在同时运行，巨大的背景噪声往往会掩盖单台离心机的问题，不仔细听根本注意不到。

更何况由于背景噪声太大，工程师都是带着耳罩进入车间，根本无法辨别相对细小的差别。控制系统的屏幕上监控更具欺骗性——震网病毒早已控制了监控系统，呈现给操作人员的，是一切正常的运行状态。

而且，美国人很有可能收买了内部员工，多次用U盘带入更新版本的病毒，让伊朗工程师无法积累足够的应对经验，搞不清楚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且震网病毒极具隐蔽性，即使是今天，震网病毒已经暴露了数年之后，最新的Windows仍然会把它当作合法程序。

这是一种更加高明的战术，它使伊朗人疲于奔命。崭新的离心机装进工厂，没用多久便告损坏，日常的生产工作变成了不停地更换离心机，纳坦兹核工厂始终无法形成稳定的浓缩铀生产能力，远比一次灾难后迅速重建更加折磨。

伊朗人更换了数批工程师，仍然一味地认定是离心机的质量问题，白白损失了几年时光。

2013年日内瓦会议，伊朗宣布停止生产浓缩铀

研究人员认为，由于震网病毒，伊朗核计划至少推迟了两年多。

未雨绸缪，世界各国都已在为未来的战争暗中准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也入侵了美国能源公司，并且具备了干扰和破坏美国电网的能力。此举怀疑是该国对于遭到震网病毒攻击的报复。

不过，无论是从攻击规模，还是攻击能力方面，伊朗的网络部队都不是美国人真正担心的对手。能够迫使美国在网络战争中作出反击的，还是另一个网络巨人。

2014年5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开通缉5名中国军官，罪名是网络攻击、经济诈骗、入侵美国核电站和其它工业设施等。这是美国第一次以网络犯罪的名义通缉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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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归大象公会所有。如希望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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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 见识 | 见闻

文/郑子宁

说自己了解印度？别逗了。

中国人去印度，通常有三种情况。一是去拜喇嘛教，这是各类社会新贵的时尚，虔诚度之高，甚至有明星回来后天天磕一千响头，终致离婚。

位于印度北部拉达克地区的喇嘛正吹起号角，庆祝节日

二是去印度旅游，回国后只记得泰姬陵真白真美丽，至于红堡，胡马雍陵等等，能记住全称实属不易。

第三种比较新奇——穷游。驴友们往往热衷交流省钱经验，比拼谁过得惨，津津乐道“干了这碗恒河水”，享受人生再次升华的感觉——似乎非常有收获。

作为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印度的艰深、落差、深厚远超人们想象。殖民时期，多数驻扎的英国人都很难弄清即使朝夕相伴的同事，十万个为什么永远萦绕在外来者的心头，直到今天并没有太大变化。

为什么英吉拉•甘地机场刚建立时，厕所中只有便坑是干净的？为什么印度人清洗楼层，拖地和扫地的人绝对分开，不可能给对方替班？

为什么印度的厕所往往不提供手纸？印度人从来不用左手吃饭？

在餐厅用右手进餐的印度人

为什么印度公司的管理，最终总是由种姓关系影响？

这些问题关乎这举足轻重的邻国繁复多变的社会现状，不在印度语境，不接触、牵挂、生活其中，很难回答。

对此，无论是拜佛、旅游、穷游者，大可不必苛责自己。事实上除了少数学者、印度后裔，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们也同样对此无能为力，即使是曾经千里迢迢奔赴印度，生活数年的嬉皮士们。

只有与真正切入印度现实的人，以实际、坦诚的问题与之沟通，我们才有可能一点点接近这个复杂国家。

这是我们推出此文的初衷——大象公会的作者中，恰巧有人对印度有极深的了解，而她也非常愿意和大家分享。

Aparajita Banerjee，孟加拉顶级婆罗门家族，著名诗人泰戈尔的远房侄孙女。母亲来自Mukherjee家族。出生于印度，成长于印度、巴林、澳大利亚。

Aparajita Banerjee

我们向读者征求有价值的问题，关于你想知道印度的一切。或许，先看完下面这些介绍文字，有助于找到提问的感觉。

【种姓是什么？】

对印度种姓制度，一般中国人都记得历史教材中的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稍微博学的人还知道贱民概念。

印度种姓制度简易示意图

现实中，印度种姓制度发展数千年，花样繁多，复杂程度远远高过以上几类。据说印度的种姓一共有几千多种。

Banerjee（ব্যানার্জি）小姐属于孟加拉婆罗门中被称作库林婆罗门(Kulin Brahmin)的一种种姓。库林婆罗门一般会将自己的族谱追溯到印度北方邦的卡瑙杰，也即玄奘和尚当年参加戒日王组织的无遮大会的曲女城。历史记载，曾统治孟加拉的森纳王朝为了在佛教徒占多数的孟加拉地区推行印度教，从印度各地邀请婆罗门在孟加拉居住，因此，Banerjee家族和另外几家婆罗门一起从卡瑙杰迁到了孟加拉。

种姓怎么区分高贵、低贱？要怎样保持高贵血统？

以Banerjee小姐为例。理论上，一位血统纯正的库林婆罗门，父母双方必须十四代均为库林婆罗门。不过理论和实践总有区别，Banerjee小姐相当大方地承认Banerjee家族在莫卧儿王朝时期，其实跟波斯人有过姻亲关系。

种姓有什么作用？高贵又能有什么好处？

这样的问题极难简单概括。至少Banerjee小姐母亲的就业经历能多少说明一些。

和很多女性库林婆罗门一样，她最初选择英语文学这样缺乏实用性的专业。在丈夫不幸去世后，她感到了压力，转而修读了一个管理学的硕士学位。

瞬间，她被空降到了某公司成为管理人员，手下30余位码农对这位一窍不通的领导服服帖帖。这种情况在其他社会犹如天方夜谭，想象一下，五道口或者望京的互联网企业会这样吗？

但在印度，由于她身份高贵，比她种姓低得多的码农对她始终恭恭敬敬。

【现代印度人的婚姻观？】

不过，种姓也有负面影响。比如婚姻生活。

传统的库林婆罗门女性的婚姻相当受限的。库林婆罗门不但一夫多妻，出于血统考虑，选择面还极其有限——仅有四五家门当户对的可以婚配。

因此，很多少女被迫嫁给老年人。更悲惨的是，若丈夫离世，往往还要依照“娑提”风俗自焚殉葬。英治期间，库林婆罗门中不少有识之士带头反对一夫多妻和娑提等陋俗，才让这些恶俗有所收敛。

娑提，原为印度教司婚姻幸福的女神达刹约尼的别名，神话中的娑提为向对其恋人湿婆不尊的父亲达刹表达不满而投火自尽，这段恋爱故事在印度的民间地区演变成妇女在丈夫刚过身后要立即跟随接受火葬以表达自己对先夫的忠贞

但在二十一世纪的印度，她是否会坚定遵循传统呢？现实中她的婚姻观又是怎样的？

Banerjee小姐的意见是：并不急于结婚，一辈子独身也可以接受，只是过几年会考虑领养一个孩子。

然而，她也并不反对跟外族通婚。但态度与中国人稍有不同——她对中国女生乐于找澳大利亚男友颇为困惑，在她看来，澳洲人相当缺乏文化深度，一个文明古国的中国女性，怎么会愿意嫁给他们？

什么是她看来的理想通婚对象？

至少欧洲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他们文化底蕴深厚，有品位。日耳曼系的英国人美国人澳洲人都显得野蛮、粗俗。

【殖民地的回忆】

提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人往往恨得牙痒痒。众所周知，印度曾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他们对英国是否更加苦大仇深？

总体而言，Banerjee小姐对英国殖民持相对正面态度。理由非常实际——英国人将欧洲文明带向印度大地，促使印度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对孟加拉的发展更有再造之功。

在今天的印度街头，殖民时期遗留下的英式建筑仍随处可见。图为孟买市的维多利亚火车站

但在统一问题上，Banerjee小姐对英国人持否定态度。

一般历史学家认为，正是英国人的参与，四分五裂的各土邦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印度。

但Banerjee和她的印度朋友看来，南亚次大陆印度文化圈迟早会在政治上统一。只是英国人作祟，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才没有形成统一的大印度。英国人搞出了印巴分治，才使得印度文化圈陷入四分五裂局面。

【印度的地图炮】

不止是中国人有着富含特色的地域歧视。印度的地图炮往往更加凶狠。

印度各邦和首府地图。图中红箭头所指为Banerjee小姐的家乡——印度西孟加拉邦；黑箭头所指为孟加拉国

Banerjee小姐来自印度西孟加拉邦，孟加拉地区（指今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之于印度，犹如岭南之于中国。孟加拉泥沼遍地，又位于印度东部，开发较晚，血统上也以原住民为主。

很长一段时间，印度上流社会对孟加拉不屑一顾。至于孟加拉地区东部，即今天的孟加拉国，真正开发的历史不过数百年，在千年古国印度中，当然更被瞧不起。

英国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英国控制印度后，行政中心并未设置在莫卧儿王朝的旧都德里，而是在孟加拉的加尔各答兴建新城，从此，孟加拉从边鄙之地一跃成为全印的政治中心、对外交流中心。

加尔各答城市街景

和近代爆发，挺直了腰杆的广东人民一样，孟加拉人民也有了开地图炮的底气。Banerjee小姐感觉到，孟加拉人是全印度最热衷与他人在智力、文化上的交流的人群。

她描述，孟加拉人犹如印度的大脑，盛产各种管理者、巨商大贾、名状师。其他各类印度族群都会惨遭她开地图炮轰炸：

西北旁遮普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知道动手不知道动脑，好一点的就当个医生，差一点的就当个兵；

中部印度斯坦人文盲众多却自我感觉良好，天生就是“治于人”的命；

西部的古吉拉特人和信德人善于经商，不过撑死也就倒卖货物；

反倒是南部属于印度土著，在人种和语言上和孟加拉人差别特别大的泰米尔人，由于勤于思考善于学习，乐于交流，和孟加拉人颇有共同语言。

类似的有趣话题非常之多，根本无法穷举。我们希望找出最有价值，最为关心的那些，与读者分享。

请向我们提问，Banerjee小姐非常乐意为您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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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自己了解印度？别逗了。

中国人去印度，通常有三种情况。一是去拜喇嘛教，这是各类社会新贵的时尚，虔诚度之高，甚至有明星回来后天天磕一千响头，终致离婚。

位于印度北部拉达克地区的喇嘛正吹起号角，庆祝节日

二是去印度旅游，回国后只记得泰姬陵真白真美丽，至于红堡，胡马雍陵等等，能记住全称实属不易。

第三种比较新奇——穷游。驴友们往往热衷交流省钱经验，比拼谁过得惨，津津乐道“干了这碗恒河水”，享受人生再次升华的感觉——似乎非常有收获。

作为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印度的艰深、落差、深厚远超人们想象。殖民时期，多数驻扎的英国人都很难弄清即使朝夕相伴的同事，十万个为什么永远萦绕在外来者的心头，直到今天并没有太大变化。

为什么英吉拉•甘地机场刚建立时，厕所中只有便坑是干净的？为什么印度人清洗楼层，拖地和扫地的人绝对分开，不可能给对方替班？

为什么印度的厕所往往不提供手纸？印度人从来不用左手吃饭？

在餐厅用右手进餐的印度人

为什么印度公司的管理，最终总是由种姓关系影响？

这些问题关乎这举足轻重的邻国繁复多变的社会现状，不在印度语境，不接触、牵挂、生活其中，很难回答。

对此，无论是拜佛、旅游、穷游者，大可不必苛责自己。事实上除了少数学者、印度后裔，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们也同样对此无能为力，即使是曾经千里迢迢奔赴印度，生活数年的嬉皮士们。

只有与真正切入印度现实的人，以实际、坦诚的问题与之沟通，我们才有可能一点点接近这个复杂国家。

这是我们推出此文的初衷——大象公会的作者中，恰巧有人对印度有极深的了解，而她也非常愿意和大家分享。

Aparajita Banerjee，孟加拉顶级婆罗门家族，著名诗人泰戈尔的远房侄孙女。母亲来自Mukherjee家族。出生于印度，成长于印度、巴林、澳大利亚。

Aparajita Banerjee

我们向读者征求有价值的问题，关于你想知道印度的一切。或许，先看完下面这些介绍文字，有助于找到提问的感觉。

【种姓是什么？】

对印度种姓制度，一般中国人都记得历史教材中的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稍微博学的人还知道贱民概念。

印度种姓制度简易示意图

现实中，印度种姓制度发展数千年，花样繁多，复杂程度远远高过以上几类。据说印度的种姓一共有几千多种。

Banerjee（ব্যানার্জি）小姐属于孟加拉婆罗门中被称作库林婆罗门(Kulin Brahmin)的一种种姓。库林婆罗门一般会将自己的族谱追溯到印度北方邦的卡瑙杰，也即玄奘和尚当年参加戒日王组织的无遮大会的曲女城。历史记载，曾统治孟加拉的森纳王朝为了在佛教徒占多数的孟加拉地区推行印度教，从印度各地邀请婆罗门在孟加拉居住，因此，Banerjee家族和另外几家婆罗门一起从卡瑙杰迁到了孟加拉。

种姓怎么区分高贵、低贱？要怎样保持高贵血统？

以Banerjee小姐为例。理论上，一位血统纯正的库林婆罗门，父母双方必须十四代均为库林婆罗门。不过理论和实践总有区别，Banerjee小姐相当大方地承认Banerjee家族在莫卧儿王朝时期，其实跟波斯人有过姻亲关系。

种姓有什么作用？高贵又能有什么好处？

这样的问题极难简单概括。至少Banerjee小姐母亲的就业经历能多少说明一些。

和很多女性库林婆罗门一样，她最初选择英语文学这样缺乏实用性的专业。在丈夫不幸去世后，她感到了压力，转而修读了一个管理学的硕士学位。

瞬间，她被空降到了某公司成为管理人员，手下30余位码农对这位一窍不通的领导服服帖帖。这种情况在其他社会犹如天方夜谭，想象一下，五道口或者望京的互联网企业会这样吗？

但在印度，由于她身份高贵，比她种姓低得多的码农对她始终恭恭敬敬。

【现代印度人的婚姻观？】

不过，种姓也有负面影响。比如婚姻生活。

传统的库林婆罗门女性的婚姻相当受限的。库林婆罗门不但一夫多妻，出于血统考虑，选择面还极其有限——仅有四五家门当户对的可以婚配。

因此，很多少女被迫嫁给老年人。更悲惨的是，若丈夫离世，往往还要依照“娑提”风俗自焚殉葬。英治期间，库林婆罗门中不少有识之士带头反对一夫多妻和娑提等陋俗，才让这些恶俗有所收敛。

娑提，原为印度教司婚姻幸福的女神达刹约尼的别名，神话中的娑提为向对其恋人湿婆不尊的父亲达刹表达不满而投火自尽，这段恋爱故事在印度的民间地区演变成妇女在丈夫刚过身后要立即跟随接受火葬以表达自己对先夫的忠贞

但在二十一世纪的印度，她是否会坚定遵循传统呢？现实中她的婚姻观又是怎样的？

Banerjee小姐的意见是：并不急于结婚，一辈子独身也可以接受，只是过几年会考虑领养一个孩子。

然而，她也并不反对跟外族通婚。但态度与中国人稍有不同——她对中国女生乐于找澳大利亚男友颇为困惑，在她看来，澳洲人相当缺乏文化深度，一个文明古国的中国女性，怎么会愿意嫁给他们？

什么是她看来的理想通婚对象？

至少欧洲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他们文化底蕴深厚，有品位。日耳曼系的英国人美国人澳洲人都显得野蛮、粗俗。

【殖民地的回忆】

提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人往往恨得牙痒痒。众所周知，印度曾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他们对英国是否更加苦大仇深？

总体而言，Banerjee小姐对英国殖民持相对正面态度。理由非常实际——英国人将欧洲文明带向印度大地，促使印度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对孟加拉的发展更有再造之功。

在今天的印度街头，殖民时期遗留下的英式建筑仍随处可见。图为孟买市的维多利亚火车站

但在统一问题上，Banerjee小姐对英国人持否定态度。

一般历史学家认为，正是英国人的参与，四分五裂的各土邦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印度。

但Banerjee和她的印度朋友看来，南亚次大陆印度文化圈迟早会在政治上统一。只是英国人作祟，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才没有形成统一的大印度。英国人搞出了印巴分治，才使得印度文化圈陷入四分五裂局面。

【印度的地图炮】

不止是中国人有着富含特色的地域歧视。印度的地图炮往往更加凶狠。

印度各邦和首府地图。图中红箭头所指为Banerjee小姐的家乡——印度西孟加拉邦；黑箭头所指为孟加拉国

Banerjee小姐来自印度西孟加拉邦，孟加拉地区（指今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之于印度，犹如岭南之于中国。孟加拉泥沼遍地，又位于印度东部，开发较晚，血统上也以原住民为主。

很长一段时间，印度上流社会对孟加拉不屑一顾。至于孟加拉地区东部，即今天的孟加拉国，真正开发的历史不过数百年，在千年古国印度中，当然更被瞧不起。

英国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英国控制印度后，行政中心并未设置在莫卧儿王朝的旧都德里，而是在孟加拉的加尔各答兴建新城，从此，孟加拉从边鄙之地一跃成为全印的政治中心、对外交流中心。

加尔各答城市街景

和近代爆发，挺直了腰杆的广东人民一样，孟加拉人民也有了开地图炮的底气。Banerjee小姐感觉到，孟加拉人是全印度最热衷与他人在智力、文化上的交流的人群。

她描述，孟加拉人犹如印度的大脑，盛产各种管理者、巨商大贾、名状师。其他各类印度族群都会惨遭她开地图炮轰炸：

西北旁遮普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知道动手不知道动脑，好一点的就当个医生，差一点的就当个兵；

中部印度斯坦人文盲众多却自我感觉良好，天生就是“治于人”的命；

西部的古吉拉特人和信德人善于经商，不过撑死也就倒卖货物；

反倒是南部属于印度土著，在人种和语言上和孟加拉人差别特别大的泰米尔人，由于勤于思考善于学习，乐于交流，和孟加拉人颇有共同语言。

类似的有趣话题非常之多，根本无法穷举。我们希望找出最有价值，最为关心的那些，与读者分享。

请向我们提问，Banerjee小姐非常乐意为您答疑解惑。点击链接：http://www.mikecrm.com/f.php?t=kNTynh，进入提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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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大可

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的影响极为深远，包括不少令人惊讶的细致领域——当人们习惯用“星级”评定酒店、餐饮，习惯于国旗上出现的白色五角星，美国的影响力就已经显露出来。

五角星能够在大众文化领域兴起，几乎就是美国的功劳。

【星条旗与殖民地旗】

1783年9月3日，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正式独立，成为近代第一个获得主权的殖民地国家。

这个极具开创性的先例，一切举动无疑带有着示范、带动作用。

它们选择的国旗是星条旗——如之前两篇文章所述，星条旗最初的设计并没有非常确切的解释，通常认为修改自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米字横条旗；五角星有可能来自国父华盛顿的家族纹章。

左侧是第一面星条旗，1777年启用，右侧是当时的英属东印度公司旗帜，注意当时爱尔兰尚未加入联合王国，米字旗与现在的不同

美国独立后成长迅速，国土不断增加，星条旗也因此成了版本最多的国旗——左上角代表联邦各州的星星从最初的13颗一直增加到现在的50颗，美国陆军如今正操心如果美属波多黎各也成了一个州，51颗星的国旗该怎么安排。

美国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极大的成就，其国旗设计影响了之后诸多脱离母国的殖民地独立国家。五角星用来代表行政区划数量的做法，也被广泛继承。

英联邦国家最为突出。它们的旗帜大都修改自英国政府蓝船旗——米字旗占据左上四分之一，空余的蓝色部分添加自己的标志图案。它们模仿了美国国旗的五角星符形——图瓦卢国旗用了9个五角星象征构成图瓦卢的9个岛屿；库克群岛用了15个星星表示群岛中的15个岛屿。

库克群岛国旗，1979年8月4日启用

除了像美国一样用星星数量代表行证区划，新西兰还用了4个五角星象征南十字座，表明自己是个南半球国家；晚6年启用的澳大利亚国旗设计几乎与新西兰一样，只是南十字座用了5颗星，而且多了一个联邦之星，而且用的是七角星。

新西兰国旗，1902年正式启用

即便非英国殖民地的巴西，也受此影响——巴西联邦共和国的前身是葡萄牙亲王佩德罗一世于1822年建立的君主立宪国家，国旗是绿色背景上有一个黄色菱形，那是王室的标志色；中央一个王室纹章，环绕着20颗星星，代表20个省。

巴西帝国在1870年到1889年的国旗

1889年11月15日，这个专制政府被革命推翻，新政府立即启用了一面黄白绿版的星条旗作为临时国旗，连条纹的数量都没变，大有建立南美版美利坚的架势。

巴西联邦共和国临时国旗，使用于1889年11月15日到19日

然而，这面临时国旗只用了4天，之后启用的正式国旗修改自巴西帝国国旗，保留了原有的绿色和黄色，但重新诠释为巴西广袤的森林与丰富的矿产，中央的文章换成了国旗设计史上最浪漫的五角星——那是一幅革命胜利当天夜里，首都里约热内卢上空的星图，撷取了当时全天最明亮的21颗星分别代表首都和全国20个州，并在银河的位置标有一根飘带，写着“秩序与进步”。

现在的巴西国旗，1992年启用

100多年来，巴西政局非常动荡，这面国旗却被延续下来，每当联邦中州的数目有所增减，就再次根据那一天的星图改换上面的星星，如今是27颗五角星。

更有一些国旗直接修改自美国国旗。利比里亚是从美国回到非洲的黑奴建立的国家，所以国旗与美国十分相似；马来西亚国旗则是星条旗与星月旗的合体，但是改用星星的角数代表13个州和整个联邦，所以是14角星。

利比里亚国旗，1847年启用

马来西亚的辉煌条纹器，1963年启用，该国同样曾为英属东印度公司领地

【五星酒店，四星电影】

五角星符形在民间和商业活动中的应用，同样有鲜明的美国影响。常见的电影星级打分，饭店和旅馆的星级评定，都是美国商业活动的结果。

星级评定最早应用于图书出版行业。1915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年鉴》（The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创刊，著名作家、诗人、社论撰写家爱德华•奥布莱恩（Edward O'Brien, 1890–1941）用0到3个星号“*”给小说打分，以此来分类、编辑。

他的理由非常有说服力——星星象征永恒，而好的文学作品应当历久弥新，所以星星的数量就代表了“文学作品接受时间考验的能力”。

《美国最佳短篇小说年鉴》1915年版，右边是目录中首字母A的小说，可见“*”评级

当时，图书评论界并没有广泛采用这一创举。1928年，《纽约每日新闻》的电影评论家艾琳•塞勒（Irene Thirer, ）将这种3星评级迁移到了电影评论，并将*换成了五角星——这就是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星级评价，很可能也是五角星符号第一次用在评级上。

1928年的无声电影《The Port of Missing Girls》是第一部受到星级评定的电影，不过它只得了1颗星

1950年以后，安德烈•巴赞在法国主办的世界级电影期刊《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中，用投票的方式统计电影评论，折合成星星，最多可以获得五颗，五角星用作星级评定的功能由此被人们重视——这本杂志对现代电影史的影响极其深远，现如今几乎所有电影网站都沿用了它。

1951年的《电影手册》封面

当然，如你所知，星级评定也扩展到了整个消费行业——饭店、旅馆等等也采用星级评价。

1958年，美孚石油创立美国第一本旅游指南手册《美孚旅游指南》，也就是今天堪称权威的《福布斯旅游指南》。它的主要内容就是给美国各地的旅馆和饭店评星，影响颇深。

如今，世界各国都有了官方性质的酒店评级系统，且往往都用五角星作为计量方法，五角星也因此有了投票评价的功能。

左侧是《福布斯旅游指南》2014年的标志；右侧是德国的五星级酒店，凯宾斯基四季饭店的五星铭牌

迪拜阿拉伯塔饭店，又名帆船饭店，六星级已经不足以形容，所以用了七颗星

【明星与五角星】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是对流行文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尤其是电影业。美国人并不是流行文化的开创者，也不是流行文化载体技术的发明者，其最大的推动力来源于美国独一无二的商业化历程。

20世纪初，当时的电影还只是1小时以内的黑白默片，便宜的几分钱看一场。相比今日大红大紫的明星，那时候的电影演员都不公开名字，绝没有今日的演职人员表——当时的电影公司非常担心演员混出名声后，像百老汇名角身价倍增，索要更多片酬。

然而，追逐偶像是人类无法回避的天性，一些出色的演员很快速被观众冠以绰号，追捧起来。

1909年，人称“比沃格拉夫女孩”（Biograph Girl）的佛罗伦撒•劳伦斯，被商业嗅觉敏感的独立电影公司挖走，以真名出演电影，她被公司包装宣传为“美利坚第一电影明星”（America's foremost moving picture star），头顶华盖出现在灯光闪烁的名牌前——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电影明星。

Star在美国语境中，就是五角星的代称。之前的五角星系列文章曾提及，欧洲的纹章体系中直边的星形符号事实上是“小齿轮”（Mullet），它在英国纹章里更多见，这个符号不久之后就与星星混同起来，被称作“Star”，

不过，19世纪之前，西方的星星符号仍然以六角星更加多见，但五角星在美国的频繁露面，开始让它取代六角星成为星星的典型画法。

佛罗伦撒•劳伦斯（Florence Lawrence, 1886-1938)，第一个公开名字的电影演员，也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电影明星

明星运作固然提高了成本，却更大地抬高了票房，立刻成了制片厂的吸金利器。比如好莱坞电影巨头派拉蒙，它曾经规定放映商要想公映某个影星的影片，就必须同时购买派拉蒙全年的产品，藉此统治了整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电影业，而它在此时设计出的Logo就是派拉蒙山上环绕着24颗五角星，象征当时24个签约明星。

派拉蒙影业100周年Logo，如今变成了22颗五角星，但仍然位列美国最老的电影标志

随着二战后流行文化蓬勃发展，明星越发受到公众追捧，“明星产业”逐渐扩散到整个娱乐业，1960年洛杉矶市政府在好莱坞大道上镶嵌了2500颗五角星，用来摹印对娱乐业贡献杰出人士的名字——这就是星光大道。

2012年5月，美国女影星斯嘉丽•约翰逊赢得了星光大道上的一颗星星

【国家的荣誉】

五角星与美国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它也直接出现在几乎所有指涉美利坚合众国的场合。

美国的两个拟人化形象，哥伦比亚（Columbia）和山姆大叔（Uncle Sam），都充分利用了五角星设计。

左侧是哥伦比亚，自独立战争开始直到20世纪初一直作为美国拟人形象，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就以她命名；右侧为山姆大叔，自1812年美英战争起作为美国拟人形象直至今日

同样，美国三军标志普遍使用五角星，二战爆发以后，美军深入欧亚战场，向盟军大量提供军用物资，五角星图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

美国陆军标志和1943年的美军吉普车——这样的吉普车在二战时生产了近65万辆，兼做物资运输和武器平台，并供给整个盟军使用，包括苏联

二战时的美国空军圆标和B-24“解放者”式轰炸机，这种重型轰炸机在二战时大量投入到西线、中缅印战区和太平洋战场，比B-17空中堡垒式轰炸机还要多见

国家的最高荣誉也以五角星为设计灵感。“荣誉勋章”（Honor Medal）是美国最高军事荣衔，该奖章创立于1862年的美国内战，由国会授予那些“在与敌对武装力量的战斗中冒生命危险并且超越了职责范畴，展现出的超凡英勇行为”的军人。

当然，它是一枚五角星。

从左到右是当前版本的海、陆、空三军荣誉勋章，绶带上13颗五角星象征联邦

铜星勋章（左）和银星勋章（右），用于表彰“英勇或富有功绩的成绩或服务”

这些勋章让五角星和荣誉联系在一起，仿佛中国的小红花，美国的幼儿园就常常用五角星作为奖励：

《生活大爆炸》第8季第6集，霍华德做家务只有赢得小星星才能获得零花钱

五角星与美国的密切联系不胜枚举。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领域的努力一起，五角星符形被冷战的死敌共同推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人们非常自然的适应了这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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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子宁 杜修琪

现代汉语中，“白皮书”是一种奇特的词汇——虽然不知道具体含义，但每次读到都难以自拔的吓了一跳——像突然听到新闻联播中极为严肃、郑重的外交通牒。

近日，国家工商总局网络商品交易监管司发布《关于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行政指导工作情况的白皮书》，瞬间成为新闻焦点，连带着让白皮书也红了起来。

政府的“白皮书”一向形象权威，更多涉及对外援助、一国两制等重大问题。在外交史上，各国通过发表各自的白皮书大打出口也屡见不鲜，比如朝鲜与韩国。

这次，“白皮书”却被用来针对一家企业，荒谬感不言而喻。为什么白皮书是极为郑重的政府文件？它的历史或许能提供解答。

【带封皮的文件】

和很多政治规范一样，现代意义上的白皮书起源于英国。

不过，近代以前的英国并没有白皮书，只有蓝皮书。确切的说，是一种带封皮的文件，装饰精美，颜色恰巧为蓝色。

15世纪开始，英国议会发布年鉴和重要统计资料，用贵重的蓝色丝绒作封皮，被称为蓝皮书。

15世纪英国的蓝皮书

近代，英帝国事务增多，定期发行蓝皮书外，重要事项发行单行本的需要强烈起来。相比于之前规模庞大、资料繁多的蓝皮书，单行本只关注某一方面内容，更加简短。

这给了吝啬的英国人节俭的理由——谁舍得用费时费力费钱的蓝色丝绒封皮装帧一个单行本呢？

于是，虽同为政府报告，这类文件装帧档次骤降——封面和内页一样，均使用白色纸张，无特别装饰。“白皮书”（White Papers）称呼就这样流传下来。

后来，英国议会也对白皮书的定义和用途做出解释：白皮书是由政府制作就某一议题的未来政策列出详细信息的文件。

真正将白皮书发扬光大，成为重要外交手段的人，是丘吉尔。

1922年，时任英国殖民事务大臣的丘吉尔主持修订了一份重要的文件，以“白皮书”形式发布。它阐述了英国对1917年贝尔福宣言的态度——第一次以白皮书形式，实质上的表现了国家对待某重要事务的意见、态度。

贝尔福肖像与《贝尔福宣言》。《贝尔福宣言》宣布了英国支持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条件是不伤害当地已有民族的权利

这份不到两千词的重要文件中，英国政府明确原则上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但也提供了现实建议——将巴勒斯坦变为纯犹太国家并不现实，应作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和平共处的统一国家。

丘吉尔主持的白皮书已经具备了现代版本的各项特点：相对简短、直奔主题；关注一项特定政策议题；通过资料，支持某一主张、阐述立场；说明解决问题的方案及其理由。

虽然，英国后来几乎违背了该文件的所有承诺——这个开端非常能说明白皮书的性质，就像现今一样，它义正言辞，却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白皮书很快被国际接受。根本上，它满足了现代政治的需求：提供指导性文本，作政府之间必要的信息沟通。

英联邦国家一般都沿用了白皮习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分别使用过黄皮、绿皮、红皮作封面，但二十世纪英美的强势地位，让白皮习惯牢牢占据了国际主流。

实际功能上，中国最贴近白皮书的应该是红头文件。1949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白皮书形式，直到1991年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回应外交质疑。

《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中国政府白皮书》的内容，于1991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这也是为什么白皮书在中国显得尤为郑重的原因，一开始，它就以强硬外交回应的形象被中国人认知。

为什么中国长时间没有白皮书？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

非常简单——中国人民的感情被白皮书伤害过，是最恨白皮书的国家之一。

1949年8月，美国《中美关系白皮书》(The China White Paper)，让毛泽东非常生气，激发出罕见的创作热情，愤而写下《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6 篇文章。

主席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表现了难以自抑的受伤感：

“司徒雷登走了， 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中国人民历来在这样的事情上反应灵敏。《人民日报》两个月间发布了64篇文章，纷纷鞭挞“白皮书”：

于是，“白皮书”一词就进入了心照不宣的黑名单，宁可用红头文件、官方声明，也要绕开这一国际通行的文件称呼。

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发生变化。虽然，也是出于对美帝伤害中国感情的回应。伤害的点今天仍旧非常熟悉：人权。

1990年底，美国“肯尼迪人权中心”致信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 若中国人权状况不改善，世界各国科学界人士将断绝与中国往来。国新办于是组织人手作出回应。出于国际宣传考虑，最终的文本形式命名为“白皮书”。

最终，邓小平拍板:“这是一篇大文章，一篇好文章!”

这开启了中国现代白皮书的先例。90年代，中国政府级别的白皮书主要针对外交问题，作出解释、回应。包括《西藏的主权归属和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等。

人权话题也同样是国际白皮书的富矿。朝鲜和韩国是另一对围绕此产出白皮书的冤家，已持续多年。

21世纪后，中国白皮书也开始有了主动宣传的类型，但回应外交质疑仍占主流。

【白皮书的泛滥】

当中国开始适应了半个世纪以前的外交规则时，白皮书的性质却开始起变化。简而言之，白皮书数量增多，不那么值钱了。

中国中央级别的白皮书就显示出了剧增趋势——从最恨白皮书的国家，变为最爱白皮书的国家之一。

截至2013年10月，中国政府在20余年间共发布88册白皮书，接近加拿大70余年的总和（92册，1939--2013），远超同期欧盟委员会（39册，1993--2014）。

中国政府的白皮书不仅以中文呈现，还翻译成多种语言发行

尤其近年，2011年中国政府发了九册，2012年也有六册之多。

白皮书一词也更加频繁的被人们使用。以谷歌搜索“White papers”，2002年就可搜得大约280万条结果，2012年居然有3950万条，现在更是逾1亿1100万条。

这和白皮书发布部门增多有关。现在，白皮书不再是中央政府的专利，许多部门、地方政府都可以发布。以澳大利亚为例，北领地政府会发布《北领地白皮书》，国防部则自行发布《国防白皮书》。民主国家的议会在提交议案之前，也会以白皮书形式发布相关信息，供人们参考。

至此，白皮书界已鱼龙混杂，分辨其中的权威性尤为重要，稍不注意，就容易闹出笑话。

2009年，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在南美洲国家联盟峰会上，突然拿出一份美国的秘密计划，大加抨击。

2009年，在南美洲国家联盟峰会上的查韦斯

据他称，这是由神秘途径拿到的美国秘密白皮书。

似乎他说的没错，这本白皮书符合了大部分经典特征。其中，美国希望将整个南美洲变成自己殖民地，更对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资源垂涎三尺。

人们惊愕异常，又不禁怀疑——如此匪夷所思、庞大严密的计划，怎么就泄露到了查韦斯先生手里呢？

原来，它实际上是美国国防大学网站上一个公开的未分类文档，题目为《空中行动指挥白皮书》（《White Paper. Air Mobile Command》），作者不详，自然远远没有查韦斯宣称的权威性。闹出了外交笑话。

尽管中国近年白皮书发布数量相对较多，但仍然只有涉及大方针政策的议题才会进入白皮书，如2012年的六册分别为《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中国的能源政策》《中国的司法改革》《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的稀土状况与政策》《医疗卫生事业》。

也因此，发表政府白皮书是相当正式的行为。在中国，政府白皮书统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还没有形成国外一样各级议会、政府都有发布惯例的局面。

可见，白皮书的使用，还是谨慎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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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小龙

地图就应该上北下南？

这是又一个约定俗成，极少有人会质疑的惯例——现代地图几乎清一色的上北下南。各国的绘制即使存在争议、差别，也都是本国是否处于图画中心，极少有人挑战南北方向。

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吗？

似乎是这样。古代中国，也许受西晋裴秀的地图集《禹贡地域图》影响，除了几乎无地图残存的元朝，宋到清的国家地图几乎清一色以北为上。

比如宋代《九域守令图》、《禹迹图》、《华夷图》、《地理图》；明代《广舆图》、《大明混一图》、《杨子器跋舆地图》等；大部分的清代全国地图，都是如此。

相对比较罕见的东上西下的明代全国地图

但并不是所有地图都如此。

古代海防图、边防图、方志附图等就没有统一的方位规则。南、北、东、西为上皆有出现。

清学者俞正燮《癸已存稿》中说：“凡舆地悬图宜以北为上,其几案展阅之图宜以南为上,以坐阅多向明也”也证明了这一点——制图人的主观判断很影响地图的方位。

世界范围内更不统一。比如古代阿拉伯人的地图习惯以南为上(可能是麦加圣城在阿拉伯世界的南方的原因)，刚好和西方相反。更多的地区绘图本身就谈不上规范，就是根据现实需要制作——怎么方便怎么来，都没有一致的朝向。

12世纪上南下北的伊斯兰伊德里斯地图

是谁让地图变成以北为上的呢？

和大部分现代规范一样，还是欧洲人。他们的绘制习惯统一了全球的地图模式。

好像又一个欧洲中心思维的靶子可以被立起来了——他们将自己的国家放在地图的顶端，这是一贯的自大心态作祟。

且慢。真实的故事远比论断复杂，北上的确立既有偶然性，也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

这要从古代地中海地区开始说起。

【托勒密的世界地图】

上北下南地图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今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公元1世纪的世界贸易路线：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连接了地中海和红海、亚丁湾、印度洋、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的海上贸易路线

罗马帝国时期，地中海内部以及和跨海域的海上贸易愈发繁荣。地中海东部货物集散地的亚历山大港人因此获取了丰富的欧亚大陆地理知识，为早期的地图制作提供了必要信息。

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托勒密是其中的佼佼者。当时，他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地理学》——收集了约8000个地方的经纬度，附有27幅地图，描述了两种地图投影方法(将三维球面通过数学法则转换为二维平面方法)——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它决定了地图的呈现方式。

什么是地图投影方法？

简而言之，是用一定的数学法则，把地球椭球面上的经纬网转换到平面上的方法。为什么要有这种投影方法呢？理由很实际——地球是一个不可展的球体，想象一下将地球仪的表面铺平，褶皱、拉伸和断裂当然不可避免。地图投影就是让曲面向平面有序转化的工具。

很可能是为了地图投影的便利，奠定了上北下南的位置分布。

托勒密就选择了以北为上的指向。他自然知道地球的地轴指向北极星，所以，对投影交集点的选择，最方便莫过于选定为北极上空某一点，将“北”方位置于地图的顶端。

托勒密伪圆锥投影世界地图(15世纪副本之一)

托勒密两种地图投影的交集点均为北极上空一点

但这个开端没有被罗马帝国之后的人们重视，地图绘制方向一度陷入混乱。中世纪时期，信仰成了欧洲人绘制世界地图的灵感来源，地图转变为多以东为上——《圣经》中的伊甸园被认为在世界的最东方。

这种情况持续了数百年之后，才又出现了另一种以北为上的地图。

【意大利城邦的海图】

11世纪，意大利城邦从阿拉伯帝国手中夺回了西西里岛等诸多地中海岛屿的控制权，并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年-1204年)中将贸易区域拓展到东地中海。

一个看似意外的收获改变了欧洲——阿拉伯人流传的指南针，极大地提高了意大利城邦的航海技术。

指南针的使用当然影响了地图绘制，直接催生了更高水平的海图——公元13世纪末，意大利诸城邦的波特兰海图。它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欧洲海图。

具体而言，波特兰海图突破了以北极星为航海导航坐标的局限，以风雨无阻、稳定准确的指针替代。

指南针的一端指向北极星方向，北极星和指南针同时帮助定位，无疑更为保险。这强化了以北定位的传统，波特兰海图通常都是按照上北下南的方位绘制。

1502年葡萄牙的坎迪诺平面球形图(Cantino planisphere)：属于波特兰型海图，这种海图的特征是确定一个大圆圆心(有时两个或三个)，在这个圆心上放射出32条均匀分布的恒向线(也叫等角航线，在实际航行中总是和经线保持某一固定夹角的弧线)。同时将大圆的圆周平均分成十六等分，在圆周的每个等分点上绘制一个指南玫瑰，这些小的指南玫瑰(Compass rose)也均匀放射32条恒向线。依靠这些纵横交错构成网状的恒向线进行导航

融入了装饰美学的指南玫瑰：上端鸢尾花徽为北方标识，右端十字架为东方标识

大航海时代来临，波特兰海图应用在更为广阔的大西洋。1406年，被欧洲遗忘了一千多年的托勒密的《地理学》由拜占庭人安杰勒斯(Angelus)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其学说和地图成为当时南欧人最佳地理指南，不断积攒的经验，又促进更多的地图绘制。

1507年的瓦尔德西穆勒(Waldseemüller)地图，第一次呈现了美洲是一个独立的大陆：亚洲大陆的轮廓和“以北为上”的地图方位的绘制方法依旧沿袭了托勒密世界地图

但二者都有弊端——托勒密世界地图的大陆轮廓几乎是靠想象绘制；波特兰海图则没有考虑圆形地球的曲率，大范围的海域内使用，地图恒向线会有较大偏差。

1569年，佛兰德（今比利时北部）地理学家墨卡托绘制了第一张使用“墨卡托投影法”的航海世界地图，三维球面能通过数学方法转换成二维平面，并且能保证恒向线在地图上显示为直线。

也就是说，在这种地图上测量好出发地到目的地的恒向线和经线的角度之后，便可以一次性调整好航向，途中可以不用再调整航向便可到达目的地。

1569年墨卡托投影地图：地图保留了波特兰海图的指南玫瑰和纵横交错的恒向线

现代墨卡托投影地图及投影原理

16世纪末，墨卡托的朋友奥利特乌斯的《世界概观》地图集也发挥了重大影响——《世界概观》重复刊印了40多个版本，其译本遍及欧洲各主要语言。

墨卡托投影地图和奥利特乌斯地图都继承了“以北为上”的做法，一并影响了后来的近代科学陆图绘制习惯。

比如18世纪法国首幅用三角测量法、天文观测绘制的全国地图，就延续“北上”习惯。这是世界上第一幅全国范围使用三角测量法完成的国家地图，也被视为近代陆地科学制图学的开端。

1570奥特利乌斯世界地图：保留了托勒密地图的南方未知大陆，这也是传教士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原型

实际上，只要有能稳定方向的工具，无论哪个方向为上，都可以操作，以北极星、指南针定轴线只是方便了北上倾向，并非必要条件。

但当时的地图绘制典型、投影学说都沿用了上北下南，此后，这一特点在欧洲确立。

1744年被三角网覆盖的法国地图(局部)

【欧洲绘图法的扩散】

此后，这种绘图法随着欧洲势力的全球扩张，紧随欧洲商人、传教士、统治者等的贸易、传教、殖民的脚步，统一了全世界的地图。

如日本受到葡萄牙商人的影响，17世纪初就采用波特兰海图；印度则在英国殖民者的带领下绘制近代地图。

而在传统力量强大的中国，欧洲绘图法又是怎么取代本土绘图法的呢？

传教士的作用不可小觑。1584年，传教士利玛窦在广东肇庆绘制了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舆地山海全图》。

利玛窦1602年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

1708年康熙下令编绘的国家地图《皇舆全览图》，也是在传教士杜德美、白晋等的主持下，用三角测量和天文观测的方法制成。不过，清朝的其他地图并未就此采用近代科学绘法，省志或者府县志仍然采用传统象形符号绘制。

直到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制订“十年速测计划”，之后的南京政府制定“全国陆地测量十年计划”，中国的各种通用地图最终统一为“北上”朝向。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现代地图惯例。南半球人民的痛恨当然能够理解——谁会觉得放在下方舒服呢？

于是，一些不喜欢被忽视的澳洲人，索性把地图翻转了过来：

澳洲upside down版本地图

台湾也很不服：按照上北下南方位绘制的地图，让本来具有海洋性格的台湾人，忽略了东面广阔的太平洋。因此，应台湾传统地图逆时针旋转九十度，如下：

台大地理系制作“换个角度看台湾”地图，将台湾地图摆放成了东上西下的方位

这并不能改变已经成型的“上北下南”原则——南半球的人民们还是再忍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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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鲍君恩

谁不会背几句《孙子兵法》呢？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后人发，先人至”……这些语句和“子曰”一样让人耳熟能详。《孙子兵法》也常出现在《厚黑大全》、《三十六计》旁，以其经典智慧，滋润、指导着现代中国人。

《孙子兵法》堪称现代中国人的处世圣经、谋略宝库。除了军事、商业、体育等领域，孙子的智慧还也可以运用到“超女”运作、英语教学、海底捞和小学班级管理之中。

《孙子兵法》各行业相关论文（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整理）

2000年，一群高智商的电视工作者还将《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杂糅，推出名噪一时的电视剧——《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当时不少中小学还要求学生回家观看。

略让人遗憾的是，该片通篇讲述孙膑和庞涓斗法，孙子却不幸遗漏，当然，这不重要——人们更在乎影片中的谋略和启迪。

《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宣传海报

军事专家对《孙子兵法》当然更有热情——不但金一南、张召忠、戴旭、罗援等“军事超男”们引用《孙子兵法》如家常便饭，军方有关部门同样极为重视相关学术研究，2014年7月召开的“孙子兵法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国际学术研讨会，文化部长和国防大学校长、政委悉数出席。

《孙子兵法》在中国有如此高的地位并不奇怪，因为据传，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囚禁的最后岁月，看到《孙子兵法》时，曾老泪纵横道：“如果我早看到它，我怎么会落到如此下场。”

没错，人类唯一能与《孙子兵法》的万能智慧相媲美的，也许只有《易经》了。

【平凡的前奏】

只是，人们至今仍无法确认孙武是否真的存在。

孙武最早的记载，是战国后期《韩非子》和《吕氏春秋》，但春秋时期的权威史书《左传》、《国语》中并没有孙武出现。唐宋之时，不少人因此怀疑孙武、孙膑实为一人。

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了《孙子兵法》13篇残文和孙子佚文5篇、《孙膑兵法》16篇的汉简，证明孙武并非孙膑，且《孙子兵法》汉朝就已存在，但仍没有办法确定孙武的真实身份。

明代所绘孙膑画像。孙膑，中国战国初期军事家，兵家代表人物。原名不详，因受过膑刑故称孙膑

从历史上看，以武开国的汉、唐两代，《孙子兵法》并无特殊地位，反而是文弱不振的时代它才有了神圣地位。

甚至西汉人提到《孙子兵法》时，是道德上贬低的。时人总结秦朝败亡教训，认为天下可“逆取”，却必须“顺守”：对内要广施仁义，强化道德观念，而《孙子兵法》强调“兵以诈立”，显然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不容，故《汉书•刑法志》对孙子大加挞伐，认为他“身诛戮于前而国亡于后”，是“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

经历几个世纪的黯淡，东汉末年的三国，孙子有了“平反”机会——国家的分裂导致意识形态上的严厉管控迅速瓦解，曹操注解《孙子兵法》的《孙子略解》，让孙子第一次登上了台面。

曹操注孙子兵法

不过，当另一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群体也开始关注《孙子兵法》时，它的历史地位才真正大幅提高。

这就是文人群体。

魏晋时期，名士圈子崇尚玄谈和论辩，精彩警句迭出的《孙子兵法》充斥着大量概念游戏和诡辩技巧，因为可提供丰富的新谈资，遂大受热捧。

到了文武并重的唐朝，兵家第一次真正得到官方认可，不过《孙子兵法》的地位倒未因此显赫，因为当时兵家代表人物并不是孙子，而是姜子牙。公元760年，唐高宗尊姜子牙为武成王，祭奠规格与文宣王孔子相同，并配备了10位著名军事家一同祭祀，孙子排在右列第3位，只是普通一员。

唐肃宗上元元年武庙祭祀排位示意图

【武举制的扶持】

唐朝对兵家的推崇只具有象征意义，对其学说并不热衷，直到北宋时期，由于在与辽和西夏的战争中屡尝败绩，文人阶层普遍开始关注军事，兵书开始受官方重视。宋神宗命专人校订七部兵书，以官方名义颁行，统称为《武经七书》，《孙子兵法》位于七书之首。没有兵书传世的姜子牙自然风光不再。

成为经书，最重视的肯定是文人儒士。当时，文人谈兵蔚然成风，但苦于无机会实操，遂多把功夫花在对《孙子兵法》的繁琐考证和注解上。

不过，宋人好谈兵，只是不断抬高和神化了《武经七书》的地位，军事理论和实战水平却止步不前。

但他们也不是没有创新和发扬，由于对“九宫八卦阵”为代表的古兵书阵法的兴趣，他们在《周易》中四象八卦之说的基础上，演绎出了大批怪力乱神的阵图和奇门遁甲术，不少阵图都冠以孙子之名。

四象八卦图

靖康之难前夕，禁军老兵郭京用猫和老鼠在金銮殿上演示八卦阵，当场赢得了宋钦宗和百官的信任，与金军对阵时，他祭出“六甲正兵”、“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出战，结果被不识此阵的金军杀得大败。

如果仅是文人一时偏好，兵法、谋略的地位或许会在风气过后回落。然而，宋朝人在制度层面为《孙子兵法》的崇高地位上了保险——武举制。

中国的武举制度始自唐朝武则天，当时的考试内容尚且实用，主要是骑射、举重等，出现兵法考核，也只是临时科目。

北宋时，重心开始向《武经七书》偏移——不熟读兵法，军事技能再硬也休想中举。朝廷的军事学校——武学也以教兵法为主。

兵法的地位随着宋军的失败水涨船高。最初，武举考试还先测试步射，再问兵法，但南宋高宗时期，考试只以兵法水平定成绩，结果，武举的应考者中相当比例是没考上功名的儒生。

这种武举制度在明清两朝没有太大改观。清嘉庆年间，武举考试甚至废除了关于兵法理论的问答，只需默写《武经七书》中的一小段，没有错误即为合格。

武举考试和武学教育，让《孙子兵法》逐渐上升到地位不可撼动的绝对真理。譬如著有中国少有的实用型军事著作《纪效新书》 的抗倭名将戚继光，虽然对《孙子兵法》中“兵闻拙速”、“高陵勿向”、“围师必阙”等原则明确提出了相反看法，却仍认为孙子绝对正确，只是要有条件地加以理解。

与戚继光同时代的名将俞大猷倒是勇敢地认为，《孙子兵法》中有些说法是“误天下后世徒读其书之人，杀天下后世千万万人之命”。

《纪效新书》，明戚继光撰

【神话的动摇】

对《孙子兵法》最严厉的质疑，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不谈谋略、根本不存在兵法这一概念的西方强国，轻而易举就击败了熟读《孙子兵法》的清军将领。

屡战屡败，促使清帝国模仿西方，变革军事体制。但在“中体西用”的指导下，中国军队的基本军事理念仍逃不出《孙子兵法》的窠臼，技战术素养提升极为缓慢。

《孙子兵法》这才开始遭遇信任危机。陈昌龙编辑的《中国兵略指掌》就说到“孙子论兵多玄空微妙”，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虽没有直接点《孙子兵法》的名，但批评《孙子兵法》的衍生著作“《太白阴经》、《虎钤经》之属，诡诞不经”，称赞《克虏伯炮说》、《防海新论》等西方兵书“皆极有用”。

不过，满清王朝土崩瓦解，又让《孙子兵法》交上了好运——民族国家构建是新生的中华民国颇为重要的任务，在中国社会有极高认同的《孙子兵法》是重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

首先是袁世凯以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出版了蒋方震、刘邦骥合著的《孙子浅说》，并要求将《孙子兵法》“尊为兵经，列为官学，布告海内，使莘莘学子家喻户诵”。

同为军人出身、接受过日本系统军事教育的蒋介石，对孙子也推崇备至。不但指定《孙子》、《吴子》、《六韬》为军事学校专习必修之课，更认为《孙子兵法》中“所讲的东西，有很多就是现在外国人最新最进步的战术原则”。

抗战爆发后，《孙子兵法》又派上了新用场——鼓舞民心士气。有一本叫《以孙子兵法证明日本必败》的奇书，因为论证了“在《孙子兵法》中找不出日军胜利的条件”，在国民党高层大受欢迎，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陈诚还亲自为该书题写序言。

奇书《以孙子兵法证明日本必败》

国民党的《孙子兵法》热迅速激发了中共的兴趣。

【中共的认可】

中共很快发现《孙子兵法》作为统战工具的价值——国民党将领们实在太爱孙子了。

1938年，为向国民党将领宣传运动战思想和军事辩证法，毛泽东指示郭化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分析孙子兵法，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巧妙地裹在孙子的外衣中，在国民党军官内赢得了不错的反响。

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运用并不限于军事，除了《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他的哲学著作《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中，也引用了《孙子•谋攻篇》的原文。

毛对《孙子兵法》还有创造性继承：“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被毛泽东数次误引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后者成为很多人的口头禅。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毛泽东题

中共对《孙子兵法》的态度改变了不少人的学术观点。1930年，受过系统西方哲学教育的冯友兰在撰写《中国哲学史》初稿时本来拒绝收入孙子，并对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在《支那哲学史》中高抬孙子含讥带讽。

但二十多年后思想已经转变过来的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不但把孙子请了回来，还写下了大篇空泛的溢美之词。

政治和学术的合力，在普通人的头脑中再造了《孙子兵法》的神话。翻阅毛泽东军事思想相关研究论文，基本都会提到其对《孙子兵法》的“批判继承”。

毛泽东和孙子的诸多相似之处——擅长辩证法、强调斗争哲学、喜欢思考宏观战略问题，但对具体战术语则焉不详，这让两个相距两千多年的人紧紧绑在一起，孙子不但成为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神圣符号，更是毛泽东的一个化身。

不过，在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副部长毛新宇看来，孙子还是不能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相提并论。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远远要比咱们几千年前的《孙子兵法》总结的理论水平高出很多。”

作为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权威学者，毛少将能否在爷爷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新的孙子兵法，值得广大军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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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为大象公会创始人、总编黄章晋，在《来到地球第一天》新书发布会现场的演讲实录。

大家看到我站在台上的这边，应该会期待罗永浩此刻站在台的那边吧。你们要失望一小会儿。罗永浩老师参加《来到地球第一天》新书发布会和读书对谈，相当于为新书开光、加持。

但看上广告上写着，罗永浩PK黄章晋，PK，你们知道通常与罗永浩一同PK是什么结果吗？

所以，我必须让老罗在后台先呆一会儿。我先说过瘾了再把他放出来。此前有一些喜欢看热闹的缺心眼，希望看到的是锤子老板罗永浩PK魅族老板黄章。这是个讨论读书的活动，和黄章没什么关系。

长久以来，有不少人都感到奇怪，为什么魅族老板黄章不务正业一天到晚刷微博，尤其是写长文章，而且和他的竞争对手老罗一唱一和。如果还有人不知道，我这里公开说明一下，罗永浩是大象公会的投资者之一。

大象公会一开始就定位，是小众趣味。它的受众是少数不甘于平庸、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人，它注定不可能像传统媒体和鸡汤、段子手那样有广大的读者。而且在微博、微信这样的平台上，它也是迟到的后来者。但一年后，我们在微信的订户数是42万，超过了很多传统媒体。这说明，优秀者可以后来居上。我相信锤子用户很快也会超过这个数字。

我们知道有个有趣的现象，所有伟大的企业都有模仿者，会有各种山寨。我们大象公会才创办几个月，就出现了一大堆模仿者，这是在微信上你可以查到的各种山寨模仿者，有些内容颇让人脸红：

喜欢大象公会的产品吗？

现在，我终于可以说实话了。其实，大象公会的产品，大象公会真正要做的产品，谁都没看过，包括我自己。从2013年12月5日以来，大家每天看到的文章，并不是大象公会的产品。

那我们每天发的是什么？其实都是广告，是大象公会的形象广告。一年前，我们还在想我们的产品，我的搭档，我们的执行主编沈亮老师说，在产品出来之前，不如先发广告吧，这样可以告诉大家，大象公会追求的是什么品位，什么趣味，什么逼格。

我们整整做了一年多的广告，这逼格。

我们大象公会的slogan：知识、见识、见闻，读者把它概括为三个字：涨姿势。

没有人觉得这个slogan有问题吗？整天窝在办公室里，从没出过远门，在家里埋头写广告软文，你可以有知识，有见识，但不出门哪里来的见闻呢？

所以，今天在这里，我郑重告诉大家，2015年，我们将推出我们真正的产品，从一开就想做的真正的产品。我们要走出去，一站一站地往前走，走遍中国，观察、分析每个地方，每个地方的人，它将是真正配得上知识、见识、见闻三个词的。

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想好它该叫什么名字，但我们已经提前想到了它将带来的严重后果：颠覆人文地理。

是的，其实是有很多省钱的办法，来完成这件事，比如你坐在家里约稿，让那些见多识广的人为我们写稿。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犯不着我们自己跑一趟，有一些人已经把中国走了很多遍了，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

2008年奥运会前，我曾和几位朋友参与过网易一个叫百城记的报道，就是把火炬经过的每个城市都写一遍。但是，我们上网一查，像样的中国城市都被人总结过了。

你说我们还有什么可写的呢？你想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事实上已经有无数现成的书，你们可以看到每个省份每个地方都有。可怕么，还有个叫可怕的XX人系列，居然把中国大部分地方都覆盖了。尤其可怕的是，你们知道么，这个可怕的洗礼，都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可怕的作者。

由于已经有了这些人的努力，我们中国人已经对中国有了非常标准的看法，比如说：

但是，2008年我们把整个中国跑了一圈，发现各个地方差别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甚至城市的外观都长得差不多，比如很多城市新区都有一个巨大的政府办公大楼，旁边两栋矮楼，一个是政协，一个是人大，对面是个大广场，广场对面是八车道或是十车道的马路。我们去过无数地方，没碰到哪个地方的人是可怕的。

但是，中国人普遍缺乏好奇心，不喜欢问为什么，都觉得前面这些已经足够了，最喜欢讲的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是这样吗？

不对，我相信至少喜欢我们大象公会的订户不是这么看的。太阳底下有无数新鲜事，每天都有。

还是以我2008年的见闻为例，让我从最细节的小地方谈起。

比如说抽烟。没错，中国大部分地方，都更倾向于抽本地产的香烟。但是，在抽烟的类别和档次上是有微妙区别的。比如中国绝大多数地方抽烤烟，但在北京和沿海少数地方，就有不少人抽混合烟，尤其是北京，而且抽混合烟的，多是体制外的中产，另外，像北上广深等发达地区，烟民虽然收入更高，但并不会抽特别贵的烟，而且在发达城市，通常烟民是不会互相敬烟的。

喝酒同样如此。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通常高档白酒的消费占比反而更低，而且较少敬酒，酒文化很淡，喝酒更随意，而越是在内陆中西部地区，高档白酒的消费占比会越高，通常酒文化会非常强烈。

吃也有类似的规律。现在三四线城市，基本上都被兰州拉面覆盖，而且诡异的是，附近通常都会有沙县小吃。现在麦当劳、肯德基也覆盖了很大范围，暂时没有麦当劳、肯德基的，多半会有麦肯姆、肯当劳之类的品牌。不过，越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通常大酒楼在餐饮业中的比例越低，而快餐的比例会更高，有意思的是，在大城市，写字楼边上的快餐店，通常盐放的会比设在城乡结合部的快餐店更少，写字楼边上的快餐店大多数口味更清淡些。

汽车其实也是有区别的。在广东，以及周边地区，大家买车大多倾向于买日本车，私人很少会买奥迪车，因为觉得这是一种官车，有些人有抵触情绪，但在北京这样的地方不是，北京私人买车，奥迪的比例就很高，广东人和北京人的这种心理差别很有意思。

称呼也很有意思。2008年，罗永浩老师南巡，在广州慰问我时，我们晚上一起去大排档吃饭，服务员叫他靓仔，靓仔。他气坏了，在广东，还有个叫法，叫帅哥。

他气坏了。按他的说法，这种称呼“贼他妈虚伪”，因为在罗永浩的老家，服务员肯定得叫他哥，如果是去了济南或郑州，一般不是师傅就是老师，有些地方更诡异，会在老师后面加个“儿”字；如果在大连，服务员会叫他老板，如果去的是大连洗浴中心，服务员也许会叫他领导。

你要是在全国路边店走一圈，把各地大排档的称呼剪辑出来，会特别过瘾。

上面只是你在外边走一圈很容易就能看到的区别，也有不容易看到的。

比如这些年中国宗教热。在长江以北的东北、华北地区，基督教非常流行，但在长江以南，除了浙江温州地区，最流行的则是佛教，尤其是在广东，但是，广东的一些移民城市里，外地年轻人信基督教的非常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东北的基督教人数是在1993年突然大幅增长的。

还有一些问题从来就没有被人注意过的，比如牧民定居工程。最近将上映一部电影叫《狼图腾》，原著是个大垃圾，但电影是环保主义题材的。中国环保主义者非常反对牧民定居化，喜欢歌颂传统游牧社会的温情，他们指控定居会带来草场的退化。但是这些都不是重要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似乎没人注意到。

在我看来，牧民的迅速定居化，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多数人将无法融入正常社会，虽然政府有各种补贴，但他们依然会陷入贫困，并且会出现社会瓦解，道德崩塌等问题，甚至一些人会沦为罪犯。

所以，当你真正走过，用心看过，你怎么能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呢？2008年，我们只是匆忙地在全国走了一遍，就刷新了对世界的看法。

虽然我的另外一位投资人唐岩在他的公司陌陌上市时，网易发了一篇特别恶心的声明，但我们都还是很感激网易的培养。我们参与的百城记，还没做完，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遗憾的产品，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你在中国各地行走时，哪种方式的观察和总结是最好的，或者说是正确的，但我们起码知道，哪种方式的观察和总结是不靠谱的。

比如说，你一说到湖南，人家就说湖南人聪明勇敢，刚烈果决，敢任大事，这是标准答案。如果你要问为什么，也有标准答案：因为湖南人爱吃辣椒。

这些东西，必须被颠覆，被粉碎，必须碾压它们，像坦克一样碾压他们。

每个城市，每个地方，都有一万种观察角度，都有一万种分析观察工具，是的，我们要颠覆掉中国现在流行的恶俗的人文地理。

大家可能会好奇，大象公会的产品出来会是什么形式？知道罗家三宝是怎么成名的么？

罗玉凤靠的是照片、罗永浩靠的是音频、罗振宇靠的是视频，效率最高的是什么？是视频。这就是为什么罗永浩现在更喜欢视频直播而不放录音的原因。

是的，我们即将推出的产品，最主要的形式会是视频。我们当然不会只是在中国到处走，还要去国外，让我们一起重新看世界。

这只是我们在2015年将要推出的一个产品。

下一个产品是什么呢？

我们在微信后台，在微博上，总是会看到无数读者的留言。最多的一类留言是这样的：

这让我们很为难。事实上，我们团队的人看到网上有些博学之士，比如豆瓣、知乎上经常会有一些喜欢给人开书单的书单狂魔，在他们开出的书单面前，我们感觉自己像文盲一样。所以，开书单给人推荐书这种要求，我们通常都会假装没看到。

但是，前些时候，我们看新闻，无意中发现，2014年北大学生读的最多的书，居然是这三本：

我一下觉得我们有了社会责任。我们当然应该推荐一些好书，应当组织出版一些我们觉得有意思的书。我们会推荐什么样的书呢？下面是我们从别人那里抄来的一个书单，我相信很多人在各种书单上看到过这些书的名字。

这些书特别适合买来放在书架上，它看上去会让你显得很渊博，其实读不读倒不是很重要，至少你要假装读过，比如看下目录和序言。如果你在照片里无意中秀一下你的书柜，满满的都是书，非常酷。

上面这张照片秀书的方式，其实相当不得体，不含蓄，要假装不是故意的。这是我家的书柜。其实，它不需要这么大，因为很多是经典名著，而这些经典名著，我这些年来最深刻的感受是，它们很多是不值得花时间去读的。如果你不是专门搞学术，不是专门做思想史研究的话。

所以，我觉得，如果让我们推荐书，我觉得负责任的办法，或许首先不是推荐好书，而是推荐哪些书其实不必去读，因为对经典名著来说，你不用推荐，大家都会去读，而在我们看来，很多名著是不值得去读的。先把这些不值得看的书挑出来，节约大家的时间和生命。

所以，为了回应相信我们的读者，近期大象公会推出一个文章系列，叫：

我会请一些朋友把各自心目中认为不值得花时间去读的经典列出来，供大家参考。

当然，我们也会推荐一些书，我们会找我们认可的一些作者和朋友，向大家推荐有意思的书，一些不被人注意到的好书，还要挖掘一些默默牛逼的作者，我们要组织出版我们觉得值得推荐的好书。

当然，也包括我们大象公会读者的推荐，我们这40多万人里边，有无数牛人。一个月前，大象公会组织了小范围的读者见面会，会后拉了一个微信群，结果发现，在谈论很多话题时，我们只能搬个小马扎在一边听，天底下牛人无数，可惜他们的声音无人知晓。我们要做这样的挖掘工作。

会选书有时比爱读书更重要。这条经验，是在我个人的阅读史当中，从骨头里熬出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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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子健 杜修琪

中国的广场设计者最应该感谢广场舞阿姨们。

她们克服了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等困难，以非凡的智慧，创造性的舞蹈形式，将设施匮乏、形态单一、空旷的大型空地变得富有生机，挽救了可能沦为水泥荒地的广场，根本没有计较处处不友好的设计。

当然会觉察出设计不友好——很长一段时间里，广场根本就不是为了市民建造的。

【真正拥有广场的人】

谁是真正拥有广场的人？

中国大型广场共同的鼻祖：天安门广场，或许能给出答案。

1949年之前，天安门前已有条状空地，但东西侧有许多民居、古建筑夹杂其中，很难符合中国人对广场的定义。

20世纪初期，从正阳门（前门）看到的天安门，下方的城门为中华门，1976年拆除

为准备开国典礼，中共简单清理了天安门附近建筑，但真正让其成为“世界最大广场”的，是之后的四次扩建。

扩建有着非常强烈的苏联印迹——大面积花岗岩铺装，无树荫和休息设施，拆除周围建筑，广场从公共活动的空间变成孤立的政治符号单元。

1953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确立正确的设计思想而斗争》。特别指出“向苏联专家学习，向苏联帮助我国所作的设计文件学习，从检查我们设计的错误、总结我们设计的经验中学习”。

之后的几年，苏联专家主持设计的一系列标志性的广场成为了各级人民政府真正的教科书。

1950年代初的北京展览馆广场就是苏式封闭结构的代表：没有环形道路，绿化区与广场地面完全隔离，中央树立碑像或大型喷泉，却仅供观赏，禁止在喷泉、草坪游玩：

苏联专家设计的北京苏联展览馆广场（作者手绘）

这时，广场最重要的功能是军事检阅、政治集会、历史纪念。

19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天安门广场几经扩建，成为一个以中轴线和检阅台为基本框架的封闭广场，喷泉、绿地等等广场景观，作为宏大广场布局的一部分，不再供人休闲。

然而，中国并非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至少在面积上坚持了主见——没有接受苏联专家修建小广场的建议，而是大量拆除附近建筑，把天安门广场扩建到44万平方米。

苏联人非常震惊。44万平方米，意味着面积达到莫斯科红场的9倍。如此量级的广场，几乎丧失了集会以外的所有功能，连苏联专家都认为像是“练兵场”。

没多久，中苏交恶，“大跃进”开始，44万的骄傲指标顺利实现。五六十年代一并兴建的国内各地人民广场，宛如天安门广场的缩小版（但仍然比多数世界级广场要大），紧紧跟随中央模式，政治功能也成为其标配。

按照名称，拥有广场的人非常明显：人民。

部分建国初期修建的人民广场

【Bigger than bigger】

44万平方米的标准悬在所有城市的头上，强大的计划体制下，没有任何人可能挑战这一“世界最大广场”。

改革开放后，城市规划、设计拥有了部分自主性，但限于财力以及书记市长的魄力，超越天安门广场的壮举直到1997年才发生。

是谁这么有魄力？

1997年，薄熙来主政的大连，面积达110余万平方米的星海广场建成，成为当时的世界最大广场。相比之下，曾令苏联专家瞠目结舌的数字只是小儿科罢了。

如此大面积的开阔地，除了航拍，没有任何方式能看到全貌。其完整的广场图案，也只有在大连星海会展中心最高层才能正面欣赏。对于行人和车辆来说，庞大、单一的广场就是交通的噩梦。

和喷泉一样，大型广场也迅速被各个城市接纳，它满足了市长们对城市名片的想象——高端、壮丽、雄伟，各级城市纷纷修建上档次的广场，顺手多次打破了天安门广场的纪录。

大庆时代广场，画面正中为大庆市政府

2000年，黑龙江大庆市，在市政府门前，建成了面积144万平方米的“亚洲最大广场”（大庆市自称），不仅超越星海广场，还真正的将天安门广场变为了零头。

大庆时代广场最佳观测视角出现在市政府大楼的顶层，行人会陷入其中难以读懂的图案，在同样壮丽的大楼上，尽收眼底。同样正对广场的还有中级法院、政协、交通局。

2009年，一座面积达338万平方米的广场在辽宁营口落成，其中形似太极的人工湖面积223万平方米，陆地面积达110多万平方米，悄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场。

营口明湖广场俯视图

据营口市财政局的公开信息显示，2008年营口市财政总收入95亿元，建设明湖广场就花费了4亿元。

并非所有城市都有营口的魄力，但至少他们能修建一个较小的大型广场过一过瘾。典型配置是：坐落于市政府大楼前方，大片的绿地和喷泉景观，讲究方正和对称。

洛阳市和长沙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作者手绘）

山东荣成市（县级市）市政广场,标准的市政府大楼门前广场

这种市政府广场在2000年以后非常流行。有顺口溜总结道：

“低头是铺装，平视见喷泉，仰脸看雕塑，台阶加旗杆，中轴对称式，终点是机关。”

位于常德的武陵阁广场，广场周围被宽阔的机动车道包围，行人很难轻易穿过

【洋广场的寒酸】

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广场修建，早已碾压了无论姓资姓社的国家，让“广场”一词具备特殊含义，只能在中文语境下理解。

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广场传统。和喷泉一样（参见大象公会《十万个亚洲最大喷泉》），广场也是由西方传入的近代城市设计，尤其是欧洲的广场，有着源远的发展脉络，广场的形态深深扎根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中。

最早的广场起源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一直是西方城市的核心功能区之一，占欧洲城市比例较大的放射状城市中，几何中心多为广场。通常，城市广场规模并不大，除了核心广场，众多小规模广场分布在各社区中。

作为重要的公共空间，广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功能非常关键，人们在此交往，讨论，买卖商品，表演节目，街道都附属于此，堪称城市的心脏。

当然，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广场的空间形态也有所差异。政治体制的演变，对广场形式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巴洛克时期之后的广场，人的重要性被淡化，建筑的雄伟更为设计者重视，这就是专制色彩渐浓在规划、建筑上的反映。

一般来说，中国传统城市的核心是宫殿或府衙。街道是主要的外部性社交空间，而不是府衙的前庭等公共空地——后者不对公众开放，主要功能是体现皇家、官府的权威。

当然，中国的传统城市形态多样，斯波义信等学者从社会、经济角度考察，分析了宁波、上海、佛山等都市，认为其空间结构受商业等力量塑造，并不同于长安、北京等行政力量主导的城市。

不过，总体来说，中国城市虽然也有寺庙、祠堂、瓦子、会馆等公共空间，但重要性完全不如欧洲的广场，街道空间仍然是外部社交空间的主流。

中国最早的近代城市广场，出现在鸦片战争后的租界中。

当时的租界广场打破了沉闷的空间形态——市政建筑和商店取代了封闭的宫门和围墙，开放性的广场也便利了人的流动。

1900年代的大连中山广场和青岛中心广场（作者手绘）

租界广场继承了当时的欧洲风格——呈规则的几何形状，与步行街、汽车道互相连接，广场为区域公共中心，剧院、市场、居住区等环绕四周；总体面积适中（多数在两万平方米以下，且是由多个小广场组成的广场群），可达性高；中心有雕塑或喷泉，周围为有限空地，单块绿地闭合面积很小，分布均匀，便于游人休息。

这也是被现代广场承袭的设计原则。今天，西方的现代广场都镶嵌在区域中，休闲、社交功能明确。只不过规模有限，与中国广场相比非常寒酸。

现代西方广场延续了对社交功能的重视，规模小，穿行便利。图为位于巴塞罗那的巴索斯·卡塔卢尼亚广场（上）与位于波特兰的伊拉凯勒水景广场（下）

【中国特色建筑风格】

1949年后，租界广场的传统被割断。改革开放后，新兴的城市广场嫁接了西方的几何设计，似乎又接续上了半世纪前的传统，但是比例放大数倍，失去了功能和布局意义。

与大连中山广场（左）布局类似的大连星海广场（右），面积却放大了50倍

实际上，这是一种全新的广场形态，与欧美甚至苏联的传统都不相同。无论是英文、法语、西班牙语中，都没有对应中文“广场”的翻译，其宏大、壮丽的含义，只有中国人才能领会。

它还有着自我改进的趋势。经历了粗糙放大的阶段后，中国的广场设计者开始将本土地域文化元素植入广场建设之中，规划出“中国特色”地标。

然而，文化元素融入过程中难免有粗制滥造之嫌。例如呼和浩特市的如意广场，广场中心矗立着一个巨型如意，并以四大美女作为四季的象征。可能是设计者觉得四大美女对四季的隐喻犹嫌不及，还在她们身上刻上了“春夏秋冬”四个大字。

四季广场图片

尺寸也被广泛的赋予了含义。星海广场的数字游戏就是精妙的典型：广场中央华表高19.97米，直径1.997米，超过天安门华表；底座饰面雕有8条龙，柱身雕有1条巨龙，暗示中国的“九州”。

星海广场也从未忘记自己作为大连市地标的使命感：广场内圆直径199.9米，寓意公元1999年大连市建市100周年﹔外圆直径239.9米，指2399年时大连将迎来建市500周年。

这些漂亮的数字显然与人性化的功能布局设计理念毫无关系——星海广场的华表高度已经超过了天安门广场，但置身于巨大的广场直径之中，瞬间失去了合理的建筑尺度。

大连星海广场最高建筑华表（19.97米）与广场长轴（1010米）比例严重失调，达到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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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剑琪

中国的玉文化爱好者常常感到孤独。和钻石、红/蓝宝石、祖母绿等广泛认可的宝石相比，玉极少被东亚以外的人接受：上世纪70年代起大量开采的加拿大软玉，主要出口东亚；缅甸赌石（硬玉）市场，活跃的基本是中国人。

缅甸瑞光大金塔，其塔尖为15克拉钻石，5448颗钻石，2317颗红宝石，并没有出现缅甸盛产的翡翠

世界上，惟有遥远的新西兰毛利人堪称中国人的知音。

新西兰毛利人的玉文化保存得相当好。毛利语称软玉为pounamu，曾是重要的兵器材料。毛利人技术落后，一件玉质兵器常耗费20、30年，自然倍加珍视。

至今毛利人仍然普遍佩戴玉石，还影响了新西兰的部分白人。与中国人偏好羊脂白玉相反，毛利人更偏爱深绿色的墨玉，上等和田白玉很难在新西兰卖上好价钱。

毛利人佩玉，摄于1913年1月

当然，新石器时代，将玉石用作工具的记录并不罕见，但只有中国、新西兰、美洲真正把玉作为重要宝石，上升到礼器层面。

那么，为什么毛利人、玛雅人会喜欢玉？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封闭、缺乏获得其他宝石的途径。新西兰并不盛产除了软玉外的宝石，金银等贵金属都相当稀缺，又隔绝于世界其他地区，很难通过贸易引入宝石。

至于美洲，则主要受限于技术水平。虽然有着丰富的红宝石、祖母绿矿藏，但欧洲人到来前，加工技术不足以处理坚硬的宝石，软玉是主要的礼器。

玛雅文明出土的玉石胸饰

中国是最大的玉消费市场，玉文化无处不在，普通人都能随口说出几种玉的名称：蓝田玉、和田玉、金丝玉。

然而，蓝田玉其实就是蛇纹石化大理岩，和田玉主要为透闪石，金丝玉为价值极低的石英、云母、黄铁矿的混合物。

对一般中国人来说，弄清楚随身佩戴，时而摩挲的究竟是什么，并不容易。

【到底什么是玉？】

玉从来就不是特定的矿物。

早期，玉其实就是对漂亮石头的称呼，没有细致的区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就将玉解释为“石之美者”。

远古时代，出产的彩石都具备成为玉的可能。如红山文化中，玉器来自辽宁岫岩玉，良渚文化玉器原料来自浅绿色带斑点的闪石。此外在各类考古遗址中还发现了石英、蛇纹石、玛瑙、水铝石等构成的玉器。

红山玉猪龙，又称为兽面玦形玉饰，为我国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

换句话说，从最开始，“玉”就是一个含混的类别，并非现代语境下钻石、祖母绿等特称宝石。

之后，诸多矿石曾被冠以“玉”的名号——南阳玉、水晶、琥珀、珊瑚、孔雀石、绿松石、青金石、滑石都有被称作玉的记录。连白色大理岩都因色泽光洁而被称作汉白玉。

商以后，和田玉逐步成为中国重要玉料，明清时期之前，和田玉的主要地位从未动摇。

性质上，和田玉主要指闪石类的矿石。不过，它其实并不珍贵——全世界至少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产；1957年到1995年不到四十年间，仅和田玉开采就达到9469吨，平均每年产量可达200余吨。

其他玉矿也不甘居人下——加拿大每年出产200-300吨玉石，韩国春川玉矿年产约150吨。1964年，辽宁北瓦沟露天采区自动滑落出一块重约260.76吨的岫岩玉。

玉石矿床在全球的分布状况

明朝之后，来自缅甸的翡翠又成为了一种新玉，第一次挑战了和田玉的地位。翡翠也被称作云南玉，进入中国后大为盛行，大大扩充了玉的含义。

翡翠属于辉石，相对软玉来说，颜色鲜亮多变，硬度更高。优质的翡翠更是色彩纯正，晶莹剔透，矿藏储量远远低于软玉。因此价值更高，至今仍被不少人当做高级版本的玉。

这种含混的分类曾令西方人非常头疼，很难搞清这种深奥的东方宝石。直到19世纪，法国矿物学家Alexis Damour才后知后觉，将玉区分软玉（和田玉等）、硬玉（主要指翡翠）。这也是现在通行的玉石分类。

不过，即使做了区分，玉也并非一个清晰的概念。例如软玉，其实是一种混合物，组成成分相当多样：和田白玉的成分以透闪石为主，岫岩玉则多见蛇纹石。还有相当多的软玉是多种矿石的混合体。

【为什么偏爱玉？】

中国传统上对玉的偏好，根本上与毛利人的原因相似——缺乏其他种类的宝石。

国际上流行的四种宝石——红宝石、蓝宝石、钻石、祖母绿，中国的储量、产量都不大，品相较为一般。

历史上，中原地区缺乏优质矿石，且相对隔绝，和田玉也是费尽力气，才从西域大量引入。明清之前，云南等地区处于中央政权实质控制之外，缅甸的丰富宝石极少进入。

后来的闭关锁国政策则隔绝了引入宝石的海路途径。除了进贡的极少矿石被当作珍宝收藏，中国的宝石只有上文提及的和田玉、水晶、绿松石等，能够相对稳定的供应。

各朝代中，唐朝玉器出土最少，这也和它较为开放，贸易发达有关。

不过，中国人偏爱玉更有文化上的原因——当玉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寄予“五德”、“礼义”含义，就超越了简单的矿物美学。

中国玉文化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六千年的红山文化，辽宁阜新出土玉器最早的距今已有约八千年。江浙的良渚文化紧随其后。早期玉主要是作为实用工具如斧、凿的原料使用。

商朝以后，玉的地位愈加突出，礼器、珍宝的功能增多。如妇好墓中出土了755件玉器，制作工艺相当精良。

妇好墓出土的圆雕玉人。妇好墓于1976年被考古工作者发掘，是殷墟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

周朝开始，出现了意义深远的转变——玉的特性愈加和人的优良品质联系到了一起。《礼记》中总结了玉所具有的十一种品质：

“温润而泽,仁也；

缜密以栗,知也；

廉而不刿,义也；

垂之如队,礼也；

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

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

孚尹旁达,信也；

气如白虹,天也；

精神见于山川,地也；

圭璋特达,德也；

天下莫不贵者,道也”

玉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了大量人格化的特征，更有等级之分，成为身份的象征。尤其爱好借古讽今、借物喻人的文人团体，非常喜欢探讨玉的品德。

直到现在，玉商们仍旧以此为卖点——常年盘玉，会吸收冰清玉洁的品德，升华道德水准，温润如玉，文雅异常。

【玉文化会没落吗？】

随着全球各地高产优质软玉矿不断发现，软玉作为中国最受尊崇的宝石的基础已被严重撼动。外贸的便利，让更多珍稀宝石进入中国市场。

一般来说，既稀有，又不至于根本无法流转的石头才能成为宝石。

石英透明度高，颜色多样，但储量实在太大，在地壳所有矿石中高居第二位，自然难以成为宝石。

特别稀少珍贵的矿物则知名度低，产量不足以支持市场，也成不了宝石。硼铝石、铍镁晶石、斜方水硼镁石都相当美丽，但产量小到根本没有市场。

以此来看，玉石的前景不容乐观：

软玉与国际流行的四种宝石对比情况

玉文化会就此没落吗？

历史上的案例也许能给我们参考。

清朝翡翠的流行就是一例。“翡翠”在汉语中原为鸟类，清朝缅甸的翡翠流入中国，其颜色鲜艳，富于变化，人们将其和美丽的翡翠鸟联系在一起，翡翠也就变成了玉石的名字。

无论从什么角度，翡翠都优于和田玉——硬度更高，色彩更鲜艳、丰富，且更为稀有。

这严重挑战了和田玉的地位，从皇室的接受程度上即可看出——乾隆初期，翡翠极少受认可，乾隆晚期，其价格已经超过和田玉。

慈禧太后更是翡翠的发烧友，做成翠玉白菜、翡翠荷叶、翡翠甜瓜、翡翠桃，死后带入定东陵中。

慈禧与她心爱的翡翠饰品

清末，翡翠占据了京城和江南玉石行当的半壁江山，成为“玉石之王”，流行了几千年的和田玉几乎没有招架之力。

若非现代缅甸严格控制翡翠出口，恐怕硬玉就成为中国玉石的代表了。

既然软玉曾如此不堪一击，为何今天仍是中国最重要的宝石？难道中国人就是喜欢软玉这种玉材，以至对更加稀有的宝石不屑一顾吗？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对玉的创造性开发，让中国人可以完全忽略其弱点。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着极其悠久的传统，魏晋时期一度盛行食玉修仙，吃得整个魏晋时期都没留下什么玉器。

《魏书》记载，官至征西大将军长史的李预“每羡古人餐玉之法，乃采访蓝天，躬往攻崛，得若环璧杂器形者大小百余”。随后将玉搥碎为屑，坚持服用后得病垂危。

李预将自己得病归咎于食用方法不当，追悔莫及，但对食玉养生仍旧坚信不疑，他对妻子说：“服玉当屏居山林，排弃嗜欲，或当大有神力，而吾酒色不绝，自致于死，非药之过也。”

不过食玉似乎也不是只有坏处的——李预死后“时七月中旬，长安毒热，停尸四日而体色不变，口无秽气。”简直和外用金缕玉衣一样神奇了。

明朝《本草纲目》仍坚称： “服玄真，其命不极。”“玉屑是以玉石为屑。气味甘平无毒。主治除胃中热，喘息烦满，止渴，屑如麻豆服之，久服轻身长年。”

就算不吃下去，现代人也开发了玉的其他保健方式——玉能产生特殊的“光电效应”，聚焦蓄能，形成“电磁场”与人体发生“谐振”，让各项生理机能更为协调。

某床具品牌打出的玉石枕广告

情怀传统之下，就算受到冲击，其缺点也可以被包装为特点。

和田玉多杂质，品相时常不如俄罗斯玉、哈萨克斯坦玉、加拿大玉、韩国玉，但今人搬出了《礼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夸赞带瑕疵的国宝。

颜色偏黄，也能称为温润的表现——纯白的俄罗斯白玉，被批评“死白”、“僵白”、“惨白”，没有中国玉的品德。完全不顾先人对玉的非难——《尸子散言》：“玉者色不如雪，泽不如雨，润不如膏，光不如烛。”

新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成吨重的玉石籽料，通常石头上还会标明卖家电话以便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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