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稆元

1916年，枭雄袁世凯壮阳“壮”死了。袁世凯25岁起就大量服用人参鹿茸海狗肾，每天补品当饭吃，57岁时虽然结实得像辆坦克，却因肾衰而亡。

今天，袁世凯后人遍布全国，他们甚至惊动了全世界——BBC、Discovery关于动植物的纪录片时常会提到，由于遥远的中国人的药物需求，某物濒临绝种，而这种药物需求，多半是为了壮阳。

海纳百川中国肾

一般认为，约百分之十的成年男性患有不同程度的阳痿，加上其他问题导致功能障碍，壮阳在世界各地都有巨大市场需求。2010年，中国壮阳药物的发卖额在50亿元左右，有分析者估计，壮阳药物的市场潜力在600亿元左右。

但是，由于中国有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壮阳文化，人们普遍相信食补和药膳，化学药物和中成药的销售数字，与用于食补壮阳的消费相比，至多只是零头。

当然，世界各民族都有相信某些食物有壮阳功效的传统，并且都遵循着同样的逻辑：暗示。一般来说，长得、闻着或者动作可以引发联想的食物易被认为能壮阳。比如法国人眼中的竹笋（善于“钻”），日本人眼中的泥鳅（善于“钻”）。

▍竹笋与泥鳅锅。在日本，泥鳅锅是一道著名的料理

具有特殊气味，能让人体发热、兴奋的食物，有时也会被认为能壮阳。中国人的韭菜、印度人的辣椒、欧洲人的萝卜（被认为有特殊气味），非洲的某种树皮，以及阿拉伯人的牛羊肉都属于这一类。另外，动物生殖器、各种蛋类、酒精，在多国文化里都被认可为“壮阳”良品。

但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可以拥有如此广阔的“壮阳”食物清单。从东到西、从沙漠到海洋，无论动物、植物、矿物，一切可与下述特征沾边的东西，都有可能被认为壮阳。

“以形补形”，能引起 “强壮”“棍棒”“形似”等联想的，算第一类。如虎骨虎胆是因为老虎气势壮；穿山甲，因为善于“钻”；海狗肾，因为生活习性一雄多雌。蚂蚁虽小，但力气大，所以它必须壮阳。

此类别中“形似”的柱状物最为广谱，从西北荒漠中的苁蓉、山林蘑菇中的松茸菌、非洲的犀牛角、最近崛起的铁棍山药，到溶洞中的钟乳石，只要是不多见的柱状物，都会被认为壮阳，如果黄瓜只产于少数地区，它一定会壮阳。

▍肉苁蓉、松茸菌、犀牛角、铁棍山药、钟乳石

海参是“以形补形”壮阳食品的榜样。清代周亮工的《闽小纪》写道：“海参得名，亦以能温补也。人以肾为海，此种生北海咸水中，色又黑，以滋肾水。人参像人，海参尤像男子势，力不在参下。”

由于存在本土海参产量有限和人民群众需求无限的矛盾，光绪年间，中国每年就要从东南亚进口价值30-60万两白银的海参，当时并无人工养殖，全靠东南亚渔民无保护潜水，捞海参给中国人补肾。

近年国人眼界开阔，又从太平洋中发现壮阳新神器——象拔蚌，因为它确实长着一副“以形补形”的模样：

▍海参与象拔蚌

第二类，凡被中医书认为能起温热作用、以及“升发作用”的食物，都算壮阳物。从人参、鹿茸、淫羊藿，到狗肉、韭菜，都被认为可以壮阳。有些本来以“形似”起家的食物因为应用得太过普遍，也被认为具有温补作用，比如虎骨、海狗油。

第三类，从动物身上直接割下来的诸鞭、诸蛋、诸腰，都被认为可以补肾。现代中医药专家做实验称，诸鞭真的可以补肾，对比实验、数据严谨，看来还有一定科学性。

中国人在追求壮阳时观察颇为细致。斑海豹就因此倒霉。明末汪价的《三侬赘人广自序》中就提到海狗、海豹一雄多雌群居，可见雄性海狗海豹“精力旺盛”，于是海狗鞭（腽肭脐）、海狗油（腽肭脂）成了名贵“壮阳”药材，“海豹大餐”也被认为有类似功效。

▍海狗与海狗鞭

80年代前，渤海渔民把当地斑海豹变成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后，中国人又盯上了加拿大的海豹。2011年加拿大渔民们猎杀了40万头海豹——小海豹被木棒打死或打昏后，直接剥皮开膛，剁下雄性海豹的生殖器，壮了中国人的阳。

犀牛更倒霉，虽体重数吨，但中国人独取其角。1922年，中国犀牛绝种。今天，中药药典已删去犀牛角一项，但非洲犀牛并未因此豁免，因为中国人还是坚信犀牛角能“补肾壮阳”。

壮阳信徒的“恐缩病”

中国人是有信仰的民族，至少在壮阳上是如此。因为有一种流行病，只会在有虔诚壮阳信仰的人群才会发生——中国南方、东南亚，时不时会爆发一种古怪的流行病：“缩阳症”。

精神病学家们认为，缩阳症起源于中国，多爆发于广东、海南、江苏等地区，以及新马泰、越南、印度。中国北方并无“缩阳症”这回事。

得了“缩阳症”的人会恐惧自己的阴茎缩回体内导致死亡。它通常持续几小时到几天，患者会强烈感觉自己的工具正在缩回体内，并伴有发麻抽搐等症状，但这实际只是一种错觉。

“缩阳症”可能单个出现，也可能大规模爆发，虽然被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心病，却有奇妙的传染性：在有缩阳症文化背景的地区，一个男人得了缩阳症，几天内，成百上千个听说这事的男人都会觉得自己“缩阳入内”，扎堆上医院就诊。

《黄帝内经》中有关缩阳的记载，普遍被认为开了缩阳恐慌之恶例，但后人认为《内经》中描述的缩阳现象更可能指病得快断气时阴茎会缩小，而非相反。

▍周星驰版《鹿鼎记》中会“缩阳功”的鳌拜

虽然科学家们尚未确切研究出“缩阳症”背后的机理，但发现了一些普遍规律。首先，缩阳症患者所在地区有“缩阳症”的说法，患者相信“缩阳致死”这回事真的存在，很多患者听亲友描述过“缩阳”的症状。

其次，有缩阳文化的地区，其“保持精力”的观念都更为强烈。这些地区的人更倾向于认为，“一滴精十滴血”，“撸撸有害健康”，以及如果行为不端，狐狸精（或者其他动物、外来人口等）会来取你的命根子。于是，不洁行为后微小的生理不适，经常成为缩阳恐惧的诱因。

再次，容易爆发“缩阳”的地方都是集体文化盛行、人际关系紧密的地区，人们看重宗族、看重人际关系。这些地区有独特的人际信息传播的方式，为这种“集体癔症”式的缩阳爆发提供了土壤。

“缩阳”似乎是“壮阳”的反面：越要壮的，越容易恐缩。迄今为止，尚无一个真的“缩阳”不治的死亡病例，倒有不少恐惧缩阳导致生拉硬拽，以至于拽坏了、甚至直接拽死的悲剧发生。

为什么中国人的壮阳文化如此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地大物博爱壮阳

中国壮阳文化天然就有博大的优势。

几千年来，汉语文化圈从中原一隅，发展成拥有从热带到寒温带、从海洋到沙漠，包含高原、山地、平原、江河湖海多种地形特征的辽阔疆域，单一文化圈内极其丰富的物种多样性，为中国男人提供了最丰富的壮阳食材。

在古代，一个广东的男性，可能从未见过产自新疆沙漠的肉苁蓉，但可能在中药药典里看过此物，并听说这种“壮阳神药”曾作为贡品献给皇帝；一个北方内陆的男性，虽未见过海参，但汉语典籍会让他知道这种长相奇怪的东西是用来壮阳的。

可与古代中国地理多样性媲美的罗马，“壮阳食物单”同样海纳百川：从荨麻籽调成的药剂、来自中国的兰花、到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鲨鱼……甚至还有极其稀少、需要靠专业训练的猪或狗去寻找的松露。

牡蛎由于其长相，也被古罗马人认为可以壮阳。从挪威到法国到黑海一线，是牡蛎的主产区，其中属法国的牡蛎品质最好。古罗马人食不厌精，将高卢海岸的牡蛎运到帝国的核心，古代保存条件差，多数运到的牡蛎都死了，只有少数能满足生吃。

▍黑白松露与牡蛎

只可惜，罗马人改宗基督教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刹住了欧洲男人的“壮阳风潮”。一千多年后可以光明正大释放性欲时，却不幸遇到了理性启蒙和现代医学，虽然他们足迹抵达世界每个角落，但壮阳想象力先天发育不足。

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虽然曾横跨三大洲，但地理特征差异较小，主体民族生活习惯类同，用于壮阳的只有羊肉、蜂蜜、麻雀之类。俄罗斯帝国横跨欧亚，但气候寒冷，物产不丰，著名的本地壮阳食品除了伏特加，只剩烤土豆。至于鱼子酱，还是卖到法国后被法国人传闻壮阳，才引起俄罗斯人重视的。

至于世界其他小国小民，文化、语言的差异，阻断了不同民族壮阳文化的交流障碍，大家只能各自低头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挑选“壮阳食物”，譬如秘鲁有青蛙汁、尼加拉瓜有鬣蜥蜴，但都是本地寻常之物，既然无法博大，自然不会精深。

▍青蛙汁是秘鲁一种流行的饮料

规模上唯一能媲美中国的“壮阳大国”，只剩印度。印度原本就有性力崇拜的宗教传统，虽然印度并没有“印度神油”，但在“懂行”的中国人看来，印度男性十分“壮”：印度黄咖喱中，含有强效壮阳药肉苁蓉，天天当饭吃，不愁不“壮”，还有被印度人看作日常食物的壮阳神器恒河鳄。

印度壮阳文化虽然也博大精深，但比之中国，地域辽阔和物产多样性上仍略逊风骚。南中国可从海路获得印度产的各种壮阳神物，印度人何曾听说过东北亚出产的人参？

大中华区才是独一无二的、拥有超级“壮阳食单”的文化圈。不过，中国壮阳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地大物博并不同步。

与时俱进的博大

中国男性很长时间都未意识到自己是上天眷顾的选民——受限于中药的生产与运输条件，药材和药膳食物稀缺，壮阳食补长期只限于少数人，被纳入壮阳清单的食物也非常有限。

宋代以前，道士们常用处女经血、童男精液，配合种种有毒重金属，炼成各种壮阳仙丹，给皇帝贵族们服用。历史学家们怀疑，有十余晋唐皇帝葬送在丹药与房事上，其中包括唐太宗李世民。

壮阳滋补潮到了宋代随着海运、河运贸易发展才开始兴起。官方修编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发明了著名的“十全大补汤”，能治“夜梦遗精，面色萎黄，脚膝无力”，直至今日都是著名的补气益血方。

▍如今的十全大补汤

明清时期，私人药局大量出现。水路便利的江南与沿海城市成为中药中转站，十里八乡也有了中药铺。药商想赚更多的钱，但治病的需求是固定的，怎么办？

今天营销专家会说，市场饱和，就必须开发潜在需求，推广新消费品，但必须先教育市场。对药商来说，这个需求是现成的：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更壮，市场教育也很简单，告诉他们什么东西可以壮阳，尤其是产自遥远地区的药材。

古代药商们和今天莆田医院一样勤劳聪明：联合一帮真假医生，称作“补家”，号召全民进补。从明清到民国，只要不是穷到买不起中药，都会受进补风潮影响。于是人参、鹿茸之类能“提升阳气”的东西消费大盛，壮阳潮应运而生。

由于“进补潮”“壮阳潮”伴随着中医理论下放民间，中医“以脏补脏”的理论迅速简化成“吃啥补啥”，于是越来越多棍状物、来路不明的野生动物被列入壮阳清单。中国壮阳文化这才博大起来，今天，中国人更把搜寻形状令人怦然心动物体的目光投向全世界。

哪些中国人最热爱壮阳？

阿里指数对旗下淘宝和天猫平台的分析显示，购买“壮阳”“补肾”产品的用户人群占比中，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个东部省份稳居前四，大城市、东部沿海和江南地区是“壮阳”主力。广东男人是当之无愧的“补肾壮阳”之冠。

▍淘宝指数显示173天来搜壮阳、补肾的消费者的地域细分与人群定位

50-59岁年龄段的男人是壮阳购买主力。而且他们有较集中的身份共性：从百度提供的搜索大数据来看，爱搜“壮阳”的人，也爱搜“彩票”，“美国移民”，“夏威夷旅游”，以及“三访三评”（即访问民情、访察民意、访排民忧和评议工作、评查问题、评选先进）。

聪明的商人当然知道谁是壮阳的主力消费者。赵本山在北京开办的“刘老根会所”曾以豪华著称，餐厅研发出一道要价2000余元的菜，名字直截了当，叫“首长保健菜”。

▍官网截图：首长保健菜系用羊肚菌、松茸菌和一些蔬菜烹制而成

有些首长会亲自料理保健。2015年4月，广东纪委副书记钟世坚住宅被查，家中搜出十余只金钱龟。因为金钱龟据说摆着看可以调整风水，吃掉可以滋阴壮阳，近年来金钱龟龟苗价格就动辄三五万，用金钱龟烹饪而成的“天价菜”高达四万余元。

金钱龟不少人听着还陌生，但早已不算新晋壮阳神物。最近有见过世面的人称，某超豪华饭局上的进口壮阳神物——“超级穿山甲”才叫人大开眼界：“那个超大穿山甲大到什么程度？你要是用手来比划它的长度，就足以让一个男人的双臂脱臼。”

下图即国外进口“超大穿山甲”的真容，它告诉我们：我国壮阳文化的博大绝对超过你的想象。

▍大犰狳，又称王犰狳，犰狳科，产于南美洲的濒危物种。成年体长为75-100厘米，尾长约50厘米，体重60千克。与穿山甲无亲戚关系

文 | 刘昂

如果文革时有春晚，会是什么样？

今天最受欢迎的小品和相声几乎不可能出现，小品当时还没发明出来，著名的相声演员几乎都被打倒，而且相声不知道该讽刺谁——中国现代相声最辉煌时，恰是以文革的荒唐故事作为讽刺素材。

戏剧一定是大头，中国地方戏最辉煌时，恰在文革时期。春晚压轴的黄金时段必然是现代京剧中最著名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之类，然后各个地方戏每个给三五分钟露脸机会。

能让全国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没准会是川剧《列宁在十月》，即使今天，它也是网友喜欢的谈资。川剧《列宁在十月》片头部分唱词如下：

列宁扮演者：

我，弗拉基米尔（帮腔：就是列宁呐）

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的主席好为难

沙皇反扑很凶险

革命的武装起波澜

布哈林最近对我有意见

托洛斯基还想把我来丢翻（帮腔：丢不翻啊）

列宁夫人扮演者：

夫君的革命（帮腔：起波澜）

托洛斯基他打起了猫儿心肠

他的腰杆上别了一把左轮枪

怕只怕十月的炮火还未打响

夫君他被那暗箭来射伤

常言道

阵前不顾暗箭难防

▍川剧《列宁在十月》

但是，今天北京、上海很受小众文艺青年追捧、被认为是高雅文化象征的昆曲，十有八九不会上春晚。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里，它被贴上了“封建气息浓厚、舞文弄墨”的政治标签，险被遗忘。

戏剧与阶层

决定昆曲命运的是新中国的“戏曲改进”。

1950年7月，文化部成立戏曲改进委员会，按新社会价值标准全面审定传统戏剧剧本，将之分为可演、修改后可演、停演三类，先出禁演的黑名单，接下来是只允许上演的白名单。“戏改”为新政府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

因为全国只有《白毛女》、《血泪仇》、《赤叶河》、《刘胡兰》、《红旗歌》等有限剧本，大部分剧组无戏可演，数十万艺人陷入生活困境，中央在1956年被迫拨出500万专款救济艺人，财政部、文化部还联合下文免征文化娱乐税两年。

1956年是对“戏改”严重后果纠偏力度最强的一年，甚至最终宣布开放所有禁戏，这一年，浙江昆剧团改编演出的《十五贯》大获成功，周恩来曾感慨地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昆剧《十五贯》剧照

但好景只维持了十年，文革爆发后，《十五贯》因为“歌颂官老爷为民请命、抹杀阶级斗争”，被定性为“大毒草”。接下来传统戏剧革命化改造过程中，昆曲因为其自身天然的原因，未能搭上时代的红色列车。昆曲演员只能纷纷改演革命京剧。

昆曲未入革命者法眼，或许源自它独特的传承和基因。

源流上，昆曲是中国真正最早的戏曲。

宋、元时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南北曲，北曲以元曲为代表，南曲则是宋词赋曲，这是目前能确定的最早戏剧传统。昆曲就是宋元时发源于昆山的南曲一派，一开始就以官话传唱，之后吸收了北曲特点，被文人阶层喜爱、推广，成为格律清楚、填词讲究的全国性文人戏种。

▍著名昆剧《长生殿》剧照

昆曲最盛时，甚至乾隆在祭祀活动时，会在萨满教跳神活动之前，坐在坤宁宫的大炕上亲自打鼓清唱《访贤》，清宫重视昆曲贬斥其他戏曲一直延续到了咸丰年间。不过，到了文化教育水平不足的慈禧太后，清宫内流行的就是更大众的京剧。

所谓全国戏种，一般都具备高度的规范性，否则不可能大范围通行，光就咬字来说，昆曲的咬字受《韵学骊珠》的规范，每个字怎么读，理论上说都是定死的，按明朝官话来，马虎不得，深理论上就改读shim，鹤北曲读hau，南曲读有入声的hoh，都是定数。京剧也讲究中州音，虽然由于来源于湖北安徽，沾上了地方的口音，en/eng、in/ing在唱时不分，但是仍然是相当规范。

▍《韵学骊珠》分平上去三声为二十一韵(将“机微”和“居鱼”两韵部各分为二)，另将入声单独立韵八部

像越剧这种典型的地方小戏，就特别不讲究，几乎每个演员的口音都不一致，不过这也怪不得他们，本来越剧字音也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自然也就难有对错之分。

当时戏剧流行并不以地方划分，更多的是以方言和阶层划分。至于阶层，较高的文人、官员、社会名士，无论什么方言，绝对不会听地方戏，都听全国性的昆曲、京剧，以和平民百姓在格调上拉开差距。比如民国年间，上海一带是京剧的重要市场，家在北京的京剧演员要想真正成为名角必须接受上海市场的考验，以至于孟小冬、言慧珠等人都能说一口上海话/苏白。

后来官话、普通话普及，更是如此，就算是青帮的头目，一口浦东土话的杜月笙，发达了以后，也不会去听越剧沪剧，坚持找姚玉兰、孟小冬这些唱京剧的名角结婚。

昆曲的受众更小众精英。京剧是艺人创造出来的，从剧本到演出都是艺人写艺人演，而昆曲的缔造者是文人，昆曲的剧本正是他们写的传奇，而传统上昆曲的规范和准则也掌握在他们手里。也因此，传统而讲究的昆曲并不是舞台上的彩妆表演，如近年流行的青春版《牡丹亭》之类，而是士人阶层在闲暇时的清唱自娱。

▍较为传统的昆曲演唱方式，刘昂唱昆曲《千忠戮·八阳》录像

昆曲的基因决定了它很难革命化。

并不古老的地方戏

一些地方戏喜欢强调其悠久的历史。秦腔号称继承了秦朝风韵，与《秦王破阵曲》有着密切关联，而豫剧则有一些研究称诞生于宋朝时的京城汴梁，福建的梨园戏也号称所最古老的戏曲之一。

目前宣传的戏种，也并非当时的流行戏。太湖平原地区曾遍布京剧团，越剧是1925年“的笃班”在上海演出后才被称为越剧，绍剧其实是西北来的梆子演变而成。

▍的笃班越剧剧本《玉蜻蜓》

昆曲诞生时，其他地方是否存在戏曲？它们是不是现代的地方戏前身？

技术上，现在还无法确认当时各地的小调，但可以肯定，即使存在，也和现在的地方戏无关。因为除了南北曲外，民间小调缺乏记载格律的谱子，多数靠口传心授，没法记录，自然也无法长久的传承。

因此，像秦腔、梨园戏，不可能继承自秦朝、唐朝，最远也不会超过明朝，至于越剧之类，则是20世纪之后才形成，很难称得上“传统文化”。

而京剧虽然本是地方戏，但在清末由于昆曲式微，加之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朝皇室爱看，文人逐渐参与京剧的创作和欣赏，京剧在品质提升、雅化的同时也在全国范围内传播，脱离了地方属性。

中国的戏剧并不是几千年来一路传承的。到了唐朝，现代研究还不能确定当时是否有戏存在。当时的参军戏，形式非常原始——几个人打架，皇帝和群臣观赏，很难与后世的戏剧相称。况且，梨园祖师爷玄宗可是喜欢听西域来的音乐的，很难想象现代南音这种调调能入他耳。

▍参军戏俑：绿釉三彩，左俑高0.453，右俑高0.455米，唐开元十一年（723），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北方的戏剧普遍影响范围较广，因其方言相近，会有许多省只有一种戏种，南方的方言较复杂，也就有了更多的种类。因为戏剧是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之一，必须要让听众听得懂，所以方言不通，很难有共通戏种。

无论音乐还是填词，地方戏剧的水平都和昆曲、京剧有差距，复杂性远不如后两者。但更主要的区分，还是在戏词，地方戏为了拉观众，其故事情节、用词都更市井化，在文人看来，就非常粗俗，都有很具挑逗性的表演，色情、暴力情节，这是民间文化流传的保证。（类似情况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参见大象公会《怎样写出一个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

昆曲、京剧则用词更加雅化，固然也保留了色情内容，但用词考究，含义隐晦，比如《折柳阳关》中李益与霍小玉的故事，房事情节令人砰然心动，只是用词更加文雅。

▍《折柳阳关》，苏州昆剧院的王芳和赵文林饰演霍小玉和李益，苏州昆剧院本由唱苏州滩簧的苏剧院改头换面而成，演唱昆曲时多有不规范的问题

所以，清末民初，全国的文人、社会名士普遍听昆曲、京剧，各地方根据方言的差别，流行着适合听众口音的戏剧。

1949年之后，这一格局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没有地方戏就发明它

20世纪50年代，官方推动戏剧普查，划分了368种地方戏剧，于是才有了地方戏之说。

之前，各种戏剧并没有现在人们熟悉的名字，如绍剧，当时的人们只称为“绍兴大班”，越剧，则是起源于浙江偏远地区的嵊州，又流传在上海的“的笃班”。

这次普查不仅划分了戏种，还对各戏剧的政治性做了规定，昆曲当然受到压制，越是贴近群众的戏种，越容易得到推广。

譬如黄梅戏，传统上属于民众解闷的娱乐手段，但因为其贴近人民，被立为安徽的主要戏种。“的笃班”越剧，其地位一直低于江浙地区的京剧、昆曲、扬剧、苏州评弹，甚至绍兴大班。其在上海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孤岛状态下越剧班子哗众取宠搞“全女班”，大概就跟现在的“少女天团”差不多，但50年代之后，摇身一变，成为江浙戏曲的代表。

当时，戏曲还比较兴盛，是民众最主要的休闲方式，国家文化部门主管戏曲，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大力扶持的黄梅戏、越剧等，水平也确实提升很快，这也是后来它们在当地流行的重要原因。

▍金庸接受采访时曾说过三次越剧“很低级”

传统的文人阶层被终结后，“文人—戏子”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表演艺术家——观众”关系，各地戏班子体系也被逐渐替换，成了戏曲学校、各省市的戏剧团，以行政力量，将刚刚划定的各地方戏，固定在行政体系之中，每个省都有一个核心的戏剧团，扶持当地的戏种。

戏剧的方言、阶层差异也被打破。譬如江苏，省城南京不听锡剧、评弹，结果各地很多班子被文化部门集中到省城，江苏省锡剧团和评弹团都在南京，只是由于方言隔阂，演出少有本地观众问津。大概只有广东情况尚好，省级的潮剧团仍然在潮汕地区，并没有被搬到广州。

为了在每个省份树立地方戏榜样，还生造出了龙江剧（黑龙江），吉剧（吉林）等。它们也搭配了省市级别的地方戏团，戏曲上，借用二人转曲调，人工生造龙江剧、吉剧曲调，内容上将歌颂杨靖宇、东北抗联的故事搬上去。

▍大型龙江剧《松江魂》

钦定地方戏的甚至推广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搞出了彝剧、藏剧。最奇特的是新疆：维吾尔族本有非常成熟的十二木卡姆，无论音乐调式还是演出形式都比内地许多地方戏要成熟丰富，但也搞出了个维吾尔歌剧，维吾尔歌剧《红灯记》还被拍成电影。

文革结束后，文化解冻，但相比电影电视，传统戏曲风光难再，吉剧、龙江剧、彝剧、藏剧甚至维吾尔歌剧这类人造地方戏被转瞬遗忘。但进入新世纪后，官方突然开始强调“加强文化建设”，地方戏曲重获青睐。

地方戏一时“百花齐放”，如《大学生村官》（黔剧）、《尘埃落定》（川剧，改编自同名小说）、《城邦恩仇》（评剧，改编自古希腊悲剧《俄瑞斯忒亚》）等，京剧也未能免俗，音乐剧《悲惨世界》风靡一时后，也将其改编为京剧。

▍京剧版《悲惨世界》

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提出开展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加大剧本创作扶持力度、改善戏曲生产条件、完善戏曲人才培养和保障机制。

——既然春晚今天已经如此让人不满意，不如让弄一晚上的新地方戏，也好让大家开开眼界。

当然，也少不了 ——

办法不多，但大象公会做了一点新的尝试 —— APP。

这是一款专注于阅读的APP，集结了大象公会成立至今的所有文章。舒适的体验与稳定的更新使它显得可靠与让人心安。

之前，大象公会制作过安卓、苹果试用版APP，它为一些读者提供了另一种阅读方式。这次，我们正式发布更精致、实用的新版本。

目前，它没有搭载太多的功能，只是一个单纯的阅读平台。但有了它，或许让读者在看到大象文章的时候，偶尔可以不那么抓紧时间，读得太过匆忙。

现在，安卓手机用户可以在手机自带浏览器中打开大象官网：

www.idaxiang.org

将大象公会APP下载到手机。（IOS版本仍在开发中，敬请期待）

最后，感谢打造这款产品的优秀团队：

传说温州话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秘密武器，其难懂程度吓得日本鬼子魂飞魄散。事实果真是这样子么？温州话真的当过密码么？温州话能当密码么？

文 | 郑子宁

有这样一种说法：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用温州话当秘密通讯时的工具，日军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干瞪眼。

温州话素以难懂著名，不但北方人一个字都听不懂，就连温州的北邻台州、南邻福州的居民对温州话也无能为力。温州话不但在中国声名远播，甚至美国电视剧《盲点》中也将温州话称为“恶魔的语言”，以温州话编译的信息难倒了美国FBI情报人员。

▍电视剧《盲点》截图

温州话如此难懂，抗日战争时期它真的被用来当作密码语言吗？

到底是抗战还是越战

使用敌方听不懂的语言通讯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左传》中即有所谓“楚言而出”的记载，说明楚国人内部交流时使用的楚国当地语言中原各国均难以破译。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也确实有一种语言因为其难懂，起到了为通讯加密的作用。这种语言就是美国新墨西哥州土著居民纳瓦霍人的语言纳瓦霍语。

1942年，洛杉矶工程师菲利普·约翰斯顿向美国海军陆战队提议使用纳瓦霍语通信以增加敌方破译情报的难度。建议被海军陆战队少将克莱顿·巴尔尼·沃格尔采纳。海军陆战队招募了29名纳瓦霍族男性用以传递秘密信息。

美国海军陆战队与这首批29名特招入伍的纳瓦霍人合作制作了一套以纳瓦霍语为基础的语音密码。这样就算情报被会纳瓦霍语的人截获，也不能轻易听懂其中意思。他们屡建奇功，尤其在硫磺岛战役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纳瓦霍人的英雄事迹后来还被改编成好莱坞大片《风语者》。

▍电影《风语者》截图：“风语者”身边需要有士兵负责他的安危

不过，温州话在抗战期间大显神通的故事，目前网上各种版本都在重要细节上语焉不详：到底是谁决定组建温州话情报队？是什么时候派上用场的？在哪些情况下使用过？这类信息统统付之阙如。

仔细检索，温州话作为通讯密码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中国在对越战争期间曾以温州话作为密码，随着抗战话题渐热，故事场景才变成了抗战。但无论哪个版本，都像是受《风语者》启发的产物。

不过，对越战争时确实有过方言“加密”的出处，只是并不像《风语者》用于电报加密，而是为了阻止越南人窃听阵地通话——当时中越两军阵地犬牙交错对峙，有线无线都极易窃听，越南人普遍懂汉语，而解放军少有人懂越南语。

▍《中越战争秘录》一书披露了诸多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细节

1990年出版的《中越战争秘录》曾用相当篇幅介绍解放军如何应付越军窃听，当时越南人不但窃听，甚至嚣张地用汉语干扰通话，前线士兵被迫发明了一套暗语系统，还用上了方言，不过出场的是唐山话而非温州话：

越军884电台：“中国兵，听说你们北京话说的挺好，说两句咱们听听。”

我军884电台：“小子，亭着，握曹逆麻。”(唐山话)

“你说什么？”

“握曹逆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也曹你麻！”

这大概是战场上以方言击败敌人的最早版本。只是唐山话基本不构成理解屏障，当时各猫耳洞官兵自创的“黑话”意义有限——无非是以常见动植物替换军事名词，几无任何智力含量，监听者无需太费脑子就能猜出他们在说什么。

如果当时真用上温州话，它确实能阻断越南人监听——如果每个猫耳洞都能配一名温州兵的话，但当时除了猫耳洞的基层士兵，解放军似乎并不在意越南人肆意监听。

而网传版本中，“八路军之间联络用电话或者步话机”之说不靠谱的地方在于，八路军远没有富裕到可以大量使用电话或步话机的地步。那么，温州话是否能像纳瓦霍语一样用于电报加密呢？

合适的秘密语言

纳瓦霍语之所以能胜任密码语言，和其本身的特点密不可分，遗憾的是，温州话并不具备这些特质。

若想用一种语言作为秘密传输用具，能通此种语言的人数不宜过多。纳瓦霍语使用范围基本限于美国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纳瓦霍族人，今天纳瓦霍人人口也不过30万，其中还有10万左右不会说纳瓦霍语。二战开始时,外族人懂得纳瓦霍语的不超过30人。美国的敌国德国和日本几乎可以肯定无人能懂纳瓦霍语。

▍美国海军的最后一位纳瓦霍人切斯特·内兹

但能说温州话的人要多得多，能听懂的则更多。1931年全温州地区人口即有255万人。除了乐清清江以北讲台州话，洞头、平阳、苍南、泰顺各有一部分说闽语，苍南金乡说北部吴语外，其他均通行温州话。此外，丽水青田部分地区、台州玉环一角也说温州话。由于温州的重要地位，浙南其他地方会说温州话并不鲜见。

温州1941年4月19日就沦陷于敌手。日本人控制下能懂温州话的人少说也有几百万，而当时德军、日军手里几乎一个会说纳瓦霍语的人都没有。

就算日本没有占领温州，日本人也不缺懂温州话的人——温州是著名侨乡，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温州就有大批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或迫于生计，或由于其他原因东渡日本。他们在日本“大多数从事小商贩，少数从事苦力，极少数从事服务业”（据《温州华侨史》）。

从语言学本身特征来看，温州话的“难懂”和纳瓦霍语也不在一个层次上。

纳瓦霍语语法相当复杂，其句法以动词为核心，通过在动词词根上附加各种各样的词缀表示英语等语言中需要不同词类如形容词、代词等表示的含义。而动词词缀则按照一定的规则，以后置宾语、后置介词、副词、迭代、复数、直接宾语、指示、副词、式/体、主语、分类词、词根的顺序一一堆砌而成。

如yibéézh在纳瓦霍语中是“煮沸”的意思，由词根béézh和第三人称宾语前缀yi组成，而要表示“他在煮沸”的意思是，纳瓦霍语的做法是在分类词缀的位置上加上使动/及物词缀-ł-，动词就变为yiłbéézh。

同样，纳瓦霍语在区分主语和宾语时也经常需要动词词缀帮忙，如在“男孩正在看女孩”一句当中，可以说Ashkii atʼééd yiníłʼį́.，也可以说Atʼééd ashkii biníłʼį́.。纳瓦霍语Ashkii是男孩，Atʼééd是女孩。动词在带上yi-前缀时就暗示第一个名词是句子的主语，而在带上bi-后则说明主语是第二个名词。这看似冗余的区分对于纳瓦霍语实在是非常重要，因为纳瓦霍语对名词顺序有严格要求，有生性高的名词必须出现在有生性低的名词之前，所以在诸如Atʼééd tsídii bishtąsh.（鸟啄了女孩。）这样的句子中，由于女孩的有生性高于鸟，所以Atʼééd必须出现在tsídii前，而动词宾语前缀就只能使用bi-才恰当。

纳瓦霍语的语法对从小会说纳瓦霍语的人来说并不构成任何问题，但其语法无论是和德语、还是日语都相差非常之大。甚至连和自己同属纳-德内语系的种种近亲都无法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如此一来，学习纳瓦霍语对于外族人来说就成了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事实上，希特勒早就设想过美国人可能会利用当地印第安土著进行秘密通讯，二战爆发前就派出30位德国人类学家赴美国学习当地语言。因此，美国二战时用印第安语言通讯主要是在太平洋战场，在欧洲战场出于安全考虑并未大规模采用。

▍纳瓦霍人在传递信息

他们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由于美国印第安部落语言方言众多，语法结构和逻辑架构与德语相比天差地别。纳粹德国苦心学外语的图谋彻底失败——这些人类学家学习美洲土著语言的效率极其低下，直到二战爆发也未能掌握几种美洲土著语言。

温州话对日本人很难么

温州话虽然难懂，但远不像纳瓦霍语一样难学。

温州话和其他方言互通度极低的主要原因是字音差距。如普通话中除了声调读音相同的“艺”、“衣”、“益”、“逸”、“屹”、“遗”，在温州话中分别读nyi、i、iai、iai、nyai、vu。温州地名“双屿”、“灵昆岛”在温州话中分别读shiuao zei、len kiu teo。

温州话“我是前年到北京个”发音为Ng zy yi nyi teo pai cian ke。不要说北方人完全听不懂，闽语人也如同天书，吴语区其他地区跟温州往往也是鸡同鸭讲。这点和北部吴语从常州到台州都有相当高的互通度完全不同。

刨除语音上的差别，温州话并不那么复杂难学。在词汇和语法上，温州话和其他汉语的差距就要小很多。

温州确实存在相当多的特色词汇，如“间歇雨”称“汏浪”，“打闪”称“龙烁起”，“现在”称“能届”，“早籼米”称“白儿”、“马铃薯”称“番人芋”、“猫头鹰”称“逐萑”等，皆非外地人能听得明白的。语法上也和官话有所不同，如表示完成说“爻”、有加-ng的独特儿化方式，不用普通话常用的“从”、“自”等。

不过作为汉语的一员，总体而言温州话的基本架构仍然和其他汉语相当接近，和各吴语方言则更为类似（上述特征不少也见于台州话等）。也就是说，克服字音障碍后，温州话其实并不算难懂。

作为浙江南部的重要方言，温州话很早就受到语言学家们的注意。早在清末民初，永嘉人谢思泽即编纂成功温州话韵书《因音求字》，此后直到抗日战争之前，先后还有《温州方言初稿》、《通俗字书》、《四声正误》、《瓯音求字》、《瓯海方言》、《字衡》、《东瓯音典》等等一大串温州地方字书韵书出炉，学习材料可谓极为丰富。

▍《温州方言文献集成》中收录了大量语言学家对温州方言的研究成果

退一万步，就算日本没有占领温州，日本本土也没有温州人，这也难不倒他们。

日本人真要学温州话，连会汉字都不用——作为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之一，活跃于温州的传教士们为了传教之便纷纷学习温州话，并留下大量拉丁字母写成的教材。如英国人苏慧廉（W.E. Soothill）就利用自己编的“温州方言教会罗马字”写了《温州土话初学》（Ue-tsiu T‘u-‘o Ts‘u-‘oh），并用以翻译出版圣经《Sang Iah Sing Shi 新约圣书》。

如此便利的学习条件，以侵华日军的智慧，掌握温州话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与之相比，纳瓦霍语在二战前纯属口语，不但没有正字法，甚至连本字典都没有，就算有心人想要学，也是困难重重。

因此，抗战时期温州话被作为密码语言使用不但史料不支持，语言学上也很难说通。温州籍士官之间临时用温州话保密交流有可能，真要说中国军队曾专门指定用温州话秘密通讯那就太侮辱中国军人智商了。

如果哪天真有老兵回忆起类似情节，恐怕也只是“抗日老兵记性为什么不靠谱”的又一绝佳例证。

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好的对比材料，仅就计算工具而言，中国人善用算盘，手熟者常常自诩赛过计算器；西方世界却厚积薄发，在20世纪中叶发明了通用电子计算机。让人难免好奇，是什么样的力量，主导了这大相径庭的技术史？

文 | 刘大可

古装剧中，手持算盘的账房先生是常见角色之一，手熟者拨弄飞快，很快就能理清一天的账目。今天，还有不少中小学讲授算盘用法，然而只是作为传统文化的修行，很少有人真的再用它计算。

人们更熟悉电子显示的计算器，更复杂的计算，则由电子计算机完成。

中国人很早就发展出了完备的计数系统、算数方法，为什么没有进一步发展，到最后却是西方人先发明了计算机？

算盘，西亚人的发明

和一般人想象的不同，算盘并非中国人的发明。最早的算盘出现在公元前2700年到2300年左右的苏美尔文明，最初只是一个有横隔的泥板，摆上泥丸或者石子，按位累加，放满清空，并在下一列加1——这就是进位制的最初起源。

▍苏美尔算盘模型

到了巴比伦时代，它演变为一种60进制的记数系统。这是用手指计数的产物——用左手大拇指依次触击其余四指的三个关节，可以数到12，数完一遍，右手屈起一根指头，屈起5根手指就是60。这种手指记数尤其适合清点货物，这也是为什么12进制是世界各地常见的计量单位之一。

▍巴比伦数字在古典时代西传到了古希腊，进而被古罗马继承，演变成了一种青铜算盘

但巴比伦数字严重混淆，61和2看上去没有区别，而且一个完整的乘法表需要59×60÷2= 1770项，致使古两河流域的数学并没有过高的发展。

好在算盘的发明西传进入地中海地区，古希腊和古罗马将它改良成便携的青铜工具，拉丁语称为“abacus”（复数abaci）。

罗马式算盘采用一种双5进制，横档上，上1珠每珠当5，下4珠每珠当1，例外的是最右两列：θ列上1珠每珠当6，下5珠每珠当1，可以表示0到11的数字，专门用来处理罗马单位制中的12进制。

比如1磅（libra）=12盎司（uncia），1尺（pes）=12寸（uncia）。最右边一列是一档4珠，或者分成3档，分别嵌有1、1、2颗珠子，用来计算罗马的青铜货币阿斯（As，源自重量盎司），这种货币带有很多种分数币值， 1/2、1/3、1/4、1/12等等，是一种混乱的混合进制。

▍两副罗马式算盘，现藏伦敦科学博物馆，上者最右档遗失2珠

罗马算盘小巧灵活，为建筑师、工程师、商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是欧洲人长期使用的罗马数字却异常地蹩脚——他们为某些特殊值设立了符号，然后用左减右加的方式凑出需要的数值，结果让算术在形式上缺乏规律，25 5=30写作XXV V=XXX，35 5=40写作XXXV V=XL，要用这种数字系统思考就不得不记住大量的结果。

不客气地说，从古罗马到中世纪，欧洲在数学发展上乏善可称，13世纪以前只要会算除法就敢称数学家，这让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显得“更胜一筹”。

领先的中国人

此时的中国人使用什么计算工具？

筹算。它与巴比伦数字一样只有横竖两个符号，但机智地采用了横竖混排，有效避免了罗马人那样的混淆状况，是第一种有进位的10进制记数法。

这种计数系统经过南北朝、宋朝的改进，能够标明小数和正负数，是当时最为先进的计数系统之一。

它的领先到了什么程度？印度-阿拉伯数字传入古代中国时，根本不受重视，因为它的功能在中国人看来，没什么新鲜的。

▍筹数的竖式和横式表示法。1069的两种表示法中虚线框表示空位，代表0

▍苏州花码。其1、2、3有两种写法，现在常见于港澳地区的茶餐厅和公共汽车

中国人很快发展出一套快速准确的筹算加减法，早在公元前305年的战国竹简中就给出了完整的乘法表，到南北朝的《孙子算经》则根据“九九表”给出筹算乘法和除法的规则。

▍公元前305年的《清华算表》，是一个扩充的九九表，本身也是一件查询式计算工具

整数四则运算只是筹算的低级内容，仅《孙子算经》就还有分数四则筹算法和筹算开平方法，更早的《九章算术》给出了最大公约数筹算法、筹算联立一次方程法、筹算开立方法。南朝的祖冲之用筹算“调日法”得到了圆周率的率355/113，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保持世界记录1千年之久。北宋贾宪发明了筹算增乘开立方法，能给百万数量级的大数精确开立方，并被南宋秦九韶推广，发展出了特定一元四次方程的解法。

▍秦九韶四次方程筹算法第一步

筹算的巅峰应用则出现在元代，朱世杰（1249－1314）在《四元玉鉴》中给出了特定四元高次方程组解法，可用算筹逐次消元化为一元高次方程。

▍朱世杰《四元玉鉴•四象会元》中的四元术，可见随处标注的筹数

在上述两种计算工具的基础上，中式算盘诞生了。很难说中国的算盘是否是独立发明的，它与西方算盘非常类似，很可能是丝绸之路东西交流的产物。

中国算盘最早见载于东汉末年的《数术记遗》，是像罗马算盘一样的游珠算盘，到唐代改良为现在的串珠算盘；而现存最早的算盘图像见于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左赵太丞家药铺柜台上有一个十五档一四算盘，和现代会计算盘几乎一样。

▍《清明上河图》局部，白色虚线框内为算盘，与下面的菱形珠十五档一四算盘同款

操作上，中式算盘比算筹更加实用。它节省空间，操作迅速，记熟一套“三下五去二”就足以胜任绝大多数账面工作；但又牺牲了布局的自由，只从筹算上继承了四则运算、开平方、开立方等简单操作，两幅算盘并联操作才能计算分数。

因此，筹算被数学家青睐，珠算在民间迅速推广，这也使得算盘的形制不像算筹那样固定。

中式算盘发明之初采用菱形珠子，上1珠每珠当5，下4珠每珠当1，每档能表示0到9的数字，完全复制了算筹的10进制。这种一四算盘在宋代时传入日本，在那里一直沿用至今，并在清代末年传回中国，成为现代会计算盘的主要形制。

但中国本土的算盘到明代时改革成了圆形珠子，上2珠每珠当5，下5珠每珠当1，每档能表示0到15的数字，成为一种16进制和10进制通用的计算工具。这是因为中国的长度和容积单位采用10进制，主要的重量单位却是1斤=16两，所以布店打算盘只需1颗上珠和4颗下珠，粮店打算盘就要7颗珠子全用到了。为了便携，明代以后的算盘还往往减少成13档，这些古老而便捷的计算工具有着惊人的计算速度，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被手持电子计算器勉强击败，但仍然以珠算和珠心算的形式出现在东亚各国的基础教育里。

▍清代十三档二五算盘

西方人的逆袭

中国人在计算上的优势一直都很明显，算盘和筹算的不断改进，让这种优势越拉越大。

然而，阿拉伯数字的传入，却让天平出现了变化。

13世纪初，中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意大利的斐波那契（Leonardo Fibonacci，约1170-约1250）出现了。他在北非经商时学会了“阿拉伯数字”，写成一本《计算之书》（liber abaci，直译“算盘书”），让欧洲人有了进位的概念。

阿拉伯数字不但取代了罗马数字，还取代了罗马算盘，因为阿拉伯数字从0到9都设立了单独的符号，借此开发出了一套纸上列竖式的算法，千变万化一目了然，又便于核对，到16世纪就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玛格丽塔哲学书》（Margarita philosophica）中的插图，绘于1503年，左边使用阿拉伯数字的Algorist正用胜利的表情看着右边使用算盘的Abacist

阿拉伯数字将罗马数字和罗马算盘逐出舞台之后，让算术关系变得更加清晰，在近代以来的巨大变革中，欧洲的计算工具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个重要的信号，是查询式计算工具的出现。最典型的是苏格兰数学家约翰•纳皮尔（John Napier，1550-1617）发明的“纳皮尔的骨头”（Napier's bones）。这套工具主要用来计算乘除法，计算时先用算码凑成一个因数，再根据行号读出与另一个因数每一位的乘积，最后在纸上相加，本质上就是一副活字九九表，如果加入其它扩充的算码还可以用来开方。

之后的三个多世纪里，它不断改良，是近代早期欧洲最流行的计算工具，并曾东传中国，被清代数学家当作筹算的分支。

▍纳皮尔的骨头

但约翰•纳皮尔的数学贡献不只是一副“骨头”，他还是对数概念的提出人，这直接引出了另一种沿用至今的计算工具——计算尺。

17世纪的大不列颠开始对外殖民扩张，航海、测绘、天文定位都出现了难以完成的计算需求，而对数可以化幂运算为乘除法、化乘除法为加减法，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Laplace，1749-1827）曾赞叹：“对数，可以缩短计算时间，在实效上等于把天文学家的寿命延长了许多倍。”

▍如同乘法表，对数表也是一种查询式计算工具，但在电子计算机发明以前只有少数研究机构才有实力算出这二郎神都会看花眼的东西

1620年到1630年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根据纳皮尔的对数原理，发明了更方便的滑尺，分直形和圆形两种，可通过对齐尺子上的刻度查询计算结果——这就是中文“对数”一词的由来。

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工程师和数学家不断为计算尺引入新的刻度，并添加了滑动的游标，发展成现代的多相算尺，可以进行加减法之外所有的算术运算，以及三角函数等超越计算，不同工程领域还常常研发出自己的专业型号。

20世纪70年代出现电子科学计算器以前，计算尺都是工程师的身份象征。

▍几种计算尺

查询式计算工具蓬勃发展的同时，精密仪器制造业也从15世纪起崛起发展，最初只是一些商业城市用自鸣钟楼统一作息，以适应日趋工厂化的制造业，到17世纪发展成更加精密的座钟和怀表。

钟表指针的齿轮转动天然地具有进位功能。1642年，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借此设计了一台“帕斯卡计算器”（Pascal's calculator）。长方形的黄铜盒子上开有一列读数窗，下面对应着一行带辐条和指针的齿轮。操作时先像拨盘电话一样逐位输入一个加数，这将显示在上方的读数窗里；再用同样的方式输入另一个加数，读数窗里就会显示出和了。

▍现存帕斯卡计算器之一，制作于1942年，现存法国工艺美术馆

帕斯卡计算器虽然在功能上远远不及算筹和算盘，却是一次彻底的革命——算筹和算盘本身不包含任何算法，只能存储计算的中间结果，操作依赖熟记指令的人，本质上只是寄存器。帕斯卡计算器却用内部的齿轮机构预存了算法，操作者完全不需要知道计算方法就能操作。

这才是真正的计算器，而不止是计算用的工具。

尽管占有许多历史第一，但帕斯卡的计算器并没有充分推广，他的设计初衷只是帮助父亲计算税收，造价非常高昂，最后沦为有钱人的机械玩具，前后只卖出约20件。

与帕斯卡类似，德国大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也对机械化的计算工具颇有兴趣，他在1672年到1694年之间发明了一种“步进计算器”（Stepped Reckoner），采用了他独创的“莱布尼兹轮”（Leibniz wheel），可以控制齿轮只转动需要的角度。这产生了相当复杂的运算能力，除了普通的加减法意外，还能将两个8位数字相乘为一个16位数字，或者用一个16位的数字除以一个8位数字。

▍莱布尼兹两件步进计算器中的一件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件能实现四则运算的计算器，造价高昂的步进计算器也没有获得普遍的推广，当时只制作了两件，现存一件。但这已经奠定了欧洲机械计算器的研发基础。

18世纪，功能日渐强大的机械计算器在欧洲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比如下面这台从莱布尼兹的设计中衍生出来的计算器就可以切换多种进位制。

▍德国数学家Johann Helfrich Müller设计的盘形计算器

从18世纪开始，另一种强劲的力量加入到计算器的发明之中——商业。

1820年，第一个结实可靠，能胜任日常使用的法国“四则计算器”（Arithmometer）发明了，它在1851年投产。在它的带动下，一大批台式机算器进入了会计师的办公室，许多品牌一直沿用到20世纪。

▍一些计算器

▍19世纪主要台式计算器的研发和生产型号，黄色部分表示专利申请时间，蓝色部分表示投入生产时间

不过，仅就实用价值来看，这些新奇的机械计算器还不能压倒算盘，但就在四则计算器获得专利的同时，英国数学家和工程师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1-1871）的脑海中已经有了现代计算机的雏形。

他首先在1822年设计了差分机（Difference engine），旨在将计算到印刷的过程全部自动化，全面排除人为误差。它由英国政府出资建造，大约有2万5千个零件，重4吨，用蒸汽机驱动，最高可以读写16位数，是人类踏进计算机科学的重大起步，但因为大量精密零件制造困难，从1822到1832年的十年间只完成了1/7，最终1万2千多个还没用到的精密零件都被熔解报废。

▍差分机1号完成的1/7

失去政府支持后，巴贝奇继续设计了更加精密的分析机（Analytical Engine），能用多项式展开的方法计算对数和三角函数，大约有30米长、10米宽，内存已有20.7kB，用打孔纸带输入，完成类似汇编语言的程序指令，是一种图灵完备的通用计算机。

▍分析机部分组件的实验模型，巴贝奇自制，现藏伦敦科学博物馆

可惜，同样出于资金和技术的原因，这部超越时代的机器并没能制作出来，但给后世开辟了全新的研发思路。19世纪晚期，打孔卡和真空管等关键技术相继问世，大大降低了完成同样功能所需的资金和体积，终于在1941年，踏过几个世纪的漫长征途，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问世了。

▍阿塔纳索夫-贝瑞计算机（Atanasoff–Berry Computer），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制造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

原理上，一切电子设备的功能都可以由机械设备同样完成，算盘与计算机的差距就只是一套代替人手的“拨珠器”。

然而，中国很早就发展出了完备的记数系统和算术方法，足以抵御外来数学体系的渗透，但又没有产生更进一步的应用需求，让数学工具向着更复杂的方向发展。

今日，电子计算机颠覆了每个现代人的生活，算盘却只能被当做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小学传承。

养过蛋鸡或者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通常都知道，产卵期的母鸡往往能以每一到两天一个的速度持续下蛋，许多人以为这是鸡的异能，然而母鸡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相比其它脊椎动物的卵细胞，鸟类的蛋特别大，这使得需要保持轻盈身材的雌鸟无法一次产下所有的蛋，而要在一个较长的产卵期内间歇性地攒下一窝蛋，期间不断离巢补充营养。鸟的受精卵也与之适应，离开母体之后就暂停分裂，直到亲鸟开始抱窝才重启发育。

鸡的胚胎发育

母鸡也不例外，它们在产卵期选择固定地点每一两天进去下一个蛋，下满10个左右的时候就认为数量足够，停止产卵和进食，坐在上面连续抱窝，为了保持均匀的湿度和温度还会时不时地翻动鸡蛋，直到3个星期以后雏鸡孵化——所以母鸡的特别之处不在于每天下蛋，而在于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都每天下蛋。

母鸡是否开始抱窝主要由鸡蛋数量的视觉信号来调控，但在家养环境下，鸡蛋一旦产下就会被取走，母鸡迟迟得不到“一窝蛋”的视觉刺激，就会日复一日地继续产卵了。加以人类在漫长的驯化中不断选育产蛋效率高的品种，并且用高营养饲料和人工灯光延长鸡的产卵期，蛋用鸡往往能以每月28颗的功率全年下蛋300颗以上。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鸟类都适合用这套方法驯为蛋用禽，除了驯化难度高，对于那些对季节敏感或者一窝蛋数量较少的鸟类来说，视觉信号的作用没有那么关键，如果持续拿走鸟蛋，它们很可能索性放弃这个繁殖季，抑或照样进入抱窝期而停止下蛋。家鸡对季节不敏感是源自驯化中的人工选育，而一窝蛋数量较多则因为它是“早成雏”。

绝大多数鸟类的雏鸟软弱无力，须由亲鸟哺育至学会飞行和捕猎才能离巢，这些鸟类称为“晚成雏”。鸣禽、攀禽和猛禽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幼鸟不会飞行和狩猎的问题，但它们养育雏鸟的成本极高，所以产蛋量也较低，一窝很少有超过5枚。

燕子是晚成雏鸟类，一窝两三个

还有一些鸟类，雏鸟孵化后立刻就能跟着亲鸟到处觅食，称为“早成雏”，是鸟类进化中较早出现的类型，多见于走禽、游禽和涉禽，尤其是鸡形目和雁形目。它们的食物常常较难集中收集，必须尽早跟着亲鸟四处觅食，但这也增加了意外死亡的概率，所以要代偿性地增加产蛋量，往往一窝可达10枚左右。

鸡是早成雏鸟类，一窝10个左右

早成雏鸟类由于产蛋量更大，产卵期更长，抚养雏鸟的不必是亲鸟，也就更容易被驯养成蛋用禽。鸡形目鸟类中除了鸡以外，火鸡和珠鸡年产蛋量也都可至150枚以上，鹌鹑则可以达到200百枚以上。雁形目鸟类中，家鸭的产蛋量与鸡不相上下，家鹅（欧洲为驯化的灰雁，东亚为驯化的鸿雁）年产蛋量可达100枚以上。尤其是家鸭，相比祖先绿头鸭，它们甚至因为产蛋太多丧失了抱窝的习性，以致农村里的鸭子大都是母鸡孵出来的。

最后，早成雏和晚成雏并没有明确界限，也不是雌鸟产蛋量的唯一因素，每一个物种都因为具体的生态位而发生不同的适应，这些因素综合决定了某种鸟类是否能成为母鸡这样一日一蛋的蛋用禽。

现代的金融票据起源于西方，比如汇票出现于十三世纪的威尼斯，支票则出现于十七世纪的英国。目前最早的支票是1659年2月16日由伦敦城的银行签发的。西方面临如何防止涂改金融票据数字的问题也比东方更早。因为虽然中国宋代出现带有钞票性质的交子、会子，元代出现官方发行的纸币，此后一直到明清都是采用雕版印刷，历代虽有伪造宝钞的，但涂改面值的较少（而且由于几个王朝都有纸币滥发的问题，到后来宝钞也不值得伪造）。防止涂改数字的情况主要出现在政府田亩人口档案、账簿、交易契据（包括借据）等方面。

清代票号出现后，金融票据的数字防伪问题凸显了出来。举个例子：光绪十七年外蒙札萨克图汗部王公阿育尔到北京朝觐值年，启程时向著名的归绥旅蒙商“大盛魁”借支一笔银两，到京后又借了两笔，合计8660两3钱5分3厘1毫，写在印票上是“捌仟陆佰陆拾两叁钱伍分叁厘壹毫”。大盛魁的伙计后来利用蒙古随员汉语水平不高的缺陷，在将三张借款票据誊抄合一的时候，竟然抹去“仟佰钱分厘毫”六字，又把“两”字挪到最后，竟变成“捌陆陆拾叁伍叁壹两”（86603531两）。这个数字太过离谱，比清廷的岁入还高，以至于大盛魁自己也不敢承认这张印票是真的，只好解释说“抄记时出了疏漏”才应付过去。（出自秋原的《清代旅蒙商述略》）

顺便说一句，目前常见的说法是，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这些大写数字是明初“空印案”之后朱元璋下令推行的，但实际上敦煌文献中的唐开元九年户籍、天宝六载户籍残卷等文献中就有“贰拾玖岁”、“壹拾柒岁”、“合应受田壹顷陆拾叁亩，陆拾捌亩已受，廿亩永业，卌七亩口分，一亩居住园宅，九十五亩未受”（原文杂用大小写数字）的写法。

西方金融票据的防伪手段，第一是票据本身采用防伪技术，包括水印，钢印，特殊纸张，以及每张票据都由相关出纳人员亲笔签名。第二是票据上面的数字采用文字形式来书写，比如1892年苏格兰皇家银行支票上面，金额就是大写的“sixty seven pounds”（六十七英镑），另外一张1914年法国支票上的金额是“quatre vingts francs”（八十法郎）。

1892年苏格兰皇家银行67镑支票

1914年法国80法郎支票

除此之外，像我们平时看到的中文票据一般会在金额后面加上汉字“整”（有时也写作“正”），西方也有类似的写法，在数字后面加上“only”，表示结尾。

可以看到这两张支票中数目后有“Only”作为结尾

十八到十九世纪欧洲国家发行的纸币上，票面金额也基本上都是用文字书写，比如18世纪的俄国卢布钞票；同时期的奥地利盾也采用花体字母来书写面值。

18世纪的卢布与奥地利盾均用文字来书写

在英格兰银行连续发行了两百多年的“白背”版英镑纸币上，也是只有文字金额，而不用阿拉伯数字。这版纸币由于二战当中被纳粹德国大量伪造，因此在战争后期停止流通。另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连钞票面值也可以涂改，比如下图中1924版的德国马克伪钞，就是将100马克的面值刮花，然后描成1000马克。当然，这样造出来的伪钞票幅和人物头像都与真正的1000马克不同，只能鱼目混珠。

从上至下依次为德国1924年的正版100马克、伪造1000马克、正版1000马克

此外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了用可磁化的颜料（如氧化铁）制作的磁性油墨，金融票据的防伪性能得到了提高，比如美国1980年起发行的EE系列国债债券，其票面信息就是用磁性油墨印刷的。1998年起发行的I系列国债则采取了级别更高的防伪措施，例如全息印刷和隐形序列号等等。当然，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防伪技术，也没有完全无法伪造的票据。防伪还是要靠多种手段相结合。

美国EE系列50美元国债与美国I系列10000美元国债

回答这个问题要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为什么用巴黎而不是伦敦或者纽约作比喻；其次，为什么是上海而不是中国的其他城市被赋予这样的赞誉。

巴黎作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世界性模范城市，源于它良好的城市规划。

巴黎的市政建设在路易十四时期就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一时期，法国国力达到一个高峰，中央集权得到加强，路易十四有能力按照一定规划进行城市建设。当时在塞纳河右岸建成了一批大型建筑和主要街道：香榭丽舍大街、卢浮宫、路易大帝广场、宫廷广场等。此后还对城市扩张和新建的建筑物高度、街道宽度作出了规定。拿破仑时期建成了凯旋门、星形广场等公共建筑。这些建筑在设计上一反僵化的罗马古典形式，强调奔放与世俗情趣，装饰更倾向夸张华丽，形成了巴洛克风格。

凡尔赛宫全景图，值得一提的是，路易十四时期的宫廷规划就是此后巴黎城市道路规划的范本

但是这一时期的巴黎并没有整体的城市规划。大革命之后，巴黎经历多次动荡：大革命的破坏、反法同盟占领、1830年与1848年革命、产业工人快速聚集，巴黎的城市建设已经相当落后：街道相当曲折狭窄，公共卫生条件相当差，在城市隐秘的空间中社会治安问题层出不穷。

拿破仑二世称帝后，为了恢复帝国荣光，委任奥斯曼男爵负责巴黎城市的整体规划与重建。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奥斯曼巴黎大改造”（1851-1870）。首先是城市交通，他以城市公共广场为主要节点，重新设计了主干道，开辟了东西、南北两条十字形轴线，将塞纳河两岸主要地点联系起来，广场放射出的斜向干道为轴线补充。其次是排水，奥斯曼男爵重新开辟水源，设计了瓦纳引水工程，同事将工业用水与生活用水分开，拓宽城市的排水管道，形成宽阔的地下排水系统。第三重新设计了城市的公园体系，形成了“周边森林——城市大公园——街区小绿地”的三级体系。第四是各项公共设施在城市街区内重新规划，均匀分布，设计了先进的医院——公墓系统。

如今巴黎人甚至为他们的下水道开设了博物馆

奥斯曼男爵巴黎改造的重要创举是新建了一批六层住宅。这批住宅在尺度和石材立面装饰上极为丰富精致，成为建筑史上的不朽之作。这些带有统一风格的住宅，使整个巴黎看起来都充满了高贵和秩序感。住宅外立面风格统一美观，形成了我们目前看到的巴黎古典主义与巴洛克式交相辉映的街景。于是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规划与统一美观的建筑风格成为巴黎的标签。

相比而言，伦敦和纽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并没有形成成体系的城市规划，城市景观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值得称道。伦敦曾在1666年大火中几乎完全毁灭，其后重建恢复得很快，但因时间尚早，并没有统一的城市规划；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后，伦敦才开始大规模整体规划重建。纽约则与此相反，直到1898年布鲁克林、纽约县、里士满县、皇后县的一部分合并后才成为现在的纽约市；而纽约市的第一波城市规划与建设高潮要迟至一战后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而此时的上海已经发展起来了。

1666年伦敦大火的范围。这场大火连续烧了4天，烧毁了伦敦大约六分之一的建筑

实际上在中国，除了上海之外，大连、哈尔滨等外国人曾聚居过的城市都曾有过“东方巴黎”之称。

大连最早的城市规划是1899年由一群热衷巴黎巴洛克风格城市规划的沙俄设计师们完成的。当时沙俄设计师的规划很有巴黎的味道：在交通枢纽和中心形成圆形或半圆形广场；广场向四周放射出多条干道，连结各个中心，形成主要的交通视廊；各中心向外分别有多圈环路与放射路相连，形成蛛网式道路骨架，在城市形态上属巴洛克轴线系统。1911年日踞时的日本设计师并没有对俄国人的城市规划进行大变动，而是向西发展开拓新区，并形成类似美国方格式的规划。加上此前沙俄曾建造了一批巴洛克式建筑，如“达理尼市”市政厅等，所以大连也曾颇有巴黎风韵。同样，曾经为沙俄独占的哈尔滨南岗地区和中东铁路西侧的道里地区，在中东铁路通车后相当繁荣，在建筑方面也带有浓厚的沙俄巴洛克风格，街道规划相对于中国其他城市也是相当整齐，于是也会被人成为“东方巴黎”或者“东方莫斯科”。

大连中山广场

哈尔滨老道外的中华巴洛克风情街

上海的城市建设深受租借地所属国的影响，自然更加现代。清末民初的上海市在空间上主要分为法租界、公共租界、南部县城与北部华人聚居区。占市区主要部分的租界建设自然就成为上海市区的主要景观。法租界在上海市独树一帜，占地面积巨大。在进行市政规划时，法国驻上海领事与后来的公董局都潜移默化地受到巴黎大改造的影响。1909年驻上海法国领事对新建筑做出规定：所有位于敏体尼荫路上的建筑，包括所有新建房屋，其建筑立面均须采用欧式建筑风格。到了1921年，公董局规定在法租界干道上，均实施中式房屋禁令，且所有新建房屋都必须采用欧式建筑立面。1923年又规定，位于贝当路50米以内的建筑许可，只有欧式风格房屋才被批准。于是旧上海就有了一大片巴黎风貌的街区，被人誉为“东方巴黎”。

上海法租界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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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赵新宇

中国人最令人瞩目的科学成就是什么？除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还有1965年的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很多人都因为它没得诺贝尔奖愤愤不平，通行的解释是，“因为当事人坚持要以整个研究团队20多人的集体参与评奖，不符合诺贝尔科学奖一次最多颁给三人的规定，错失了得奖机会。”

真的是这样吗？

暗藏玄机的“结晶”

胰岛素的伟大成就其实在一开始就没有被承认。

2004年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有这样一段话：“1965年，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在中国首次实现，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蛋白质的全合成，开辟了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时代。”相比老版中的“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是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蛋白质”，这段话不但更详细，还在蛋白质的“合成”前面加上了一个“全”字。

▍报告文献《结晶胰岛素的全合成》的截图

“首次实现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应该作何解读？所加的“全”字有何意义？

通用历史教材上的说法，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是中国的科学团队，自然，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全球首次也应该归属中国。事实上，这个首次合成是有极大争议的。

西方世界几乎都不认同中国人拿下了这个“首次”。英文维基百科关于“首次合成”只提及两个名字，一个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Panayotis Katsoyannis，一个是德国（西德）亚琛工业大学的Helmut Zahn，合成时间是在60年代初，并没有中国科学家的名字。

▍Helmut Zahn与实验中的Panayotis Katsoyannis。这两位通常被认为是率先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家，但两人皆未获得诺贝尔奖

其他专著说得更细，如《Understanding Insulin Action: Principles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一书中说，胰岛素是在1963年被首次化学合成的，做到这点的人是Katsoyannis。《Insulin & Related Proteins — Structure to Function and Pharmacology》一书进一步指出在1963年底，或是1964年初，Zahn和Katsoyannis都掌握了正确的合成策略，几乎同时在羊胰岛素的制备方面取得了成功。

这些时间点均比中国公布的时间要早。

即使是在那个封闭的革命年代，对这两名西方竞争者的成就，中国科学家也是了解并部分承认的。他们在报告文献《结晶胰岛素的全合成》中，提到了这两位外国人。对美国人Katsoyannis，中国人还有所保留，报告说他“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说明他们合成的产物所具有的‘微弱的活力’确实是胰岛素所产生的”。

德国人Zahn的成果则不能不承认，他在1965年7月发表了按羊胰岛素化学结构进行合成的较详细的化学数据，表明从所合成的A及B链衍生物经钠氨处理脱去保护基团后，可直接氧化得到具有0.5%-1.0%胰岛素活力的产物，这也被中方的报告提及。

▍报告文献《结晶胰岛素的全合成》的截图

不过教科书并没有撒谎，美国人和德国人都没有拿到胰岛素结晶，做出的产物活力很低。相比之下，中国方面的最终完成度却要高得多。

经过成功的纯化、结晶，他们的人工胰岛素生物活性达到天然胰岛素的80%，并在拿到第一个结晶后，又运用电泳、层析、酶解图谱和免疫性等方法，对合成产物的物理、化学、生物性质做了详尽检测。国家工程的优势被发挥到极致，合成的收尾工作做得尽善尽美，这些都是美、德两家草台班子做不到的。

另外，在那个年代把合成胰岛素结晶，也是一件比较重大的技术突破。中国人的成果引起了顶级科学期刊《Science》的注意，他们在1966年用一篇报道介绍了红色中国的胰岛素全合成，并着重指出，西方两位学者在重组二硫键被还原拆分的胰岛素（无论是天然的还是合成的）两条肽链并恢复其生物活性方面遇到了困难，是中国人率先改进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而，《Science》虽肯定了中国人的工作，但也只是评价说“上海和北京的团队全面领悟了西方人在蛋白质结构功能上的认识”，并没有把“首次”的桂冠加诸中国。

▍人工合成的牛胰岛素结晶

为坐稳“首次”，胰岛素合成工程的参与者只好“加了‘结晶’二字以示区别”。相应的，新版教材在老版的蛋白质“合成”之前加上一个“全”字，也让“首次”更加严谨。

为什么要合成胰岛素

中国团队做如此漂亮的收尾工作，仅仅是为了与西方竞争者形成区别，以弥补被外国人抢先宣布合成的遗憾吗？如果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

合成胰岛素课题是“大跃进”运动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科技人员开始大放“科学卫星”。

▍“大跃进”中不但工农业要“放卫星”，科学技术也要“抱大西瓜”

例如中科院京区的研究机构提出了诸如“人造小太阳”、“融化高山冰雪灌溉荒漠”、“在三年内消灭稻虫”、“在一年至三年内解决小麦锈病、稻瘟病等十多种农作物严重病害”等科幻畅想。不久，中科院沪区也迅速跟上，如植物生理所要搞“稻草变油”，药物所则喊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肿瘤让路、血吸虫断子绝孙”的响亮口号。

在各兄弟单位充分展现想象力之后，生物化学研究所该放出一个什么样的卫星，才够气魄，够“跃进”，不落于“右倾”呢？于是，1958年6月的高研组讨论会上，就有人喊出一句：“合成一个蛋白质！”马上就获得通过。

这确实是一个极具革命意识的目标。革命导师恩格斯曾说过：“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如果某一时候化学能够人工地制造蛋白体，那么这蛋白体也必然会呈现出生命的现象，即使是最微弱的生命现象”，按那个年代的革命逻辑理解，合成蛋白质就是合成生命，距离人造人已经不远了。

小小的胰岛素居然暗含制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大课题，当然会引起领导重视。当年7月，上海市科学技术展览会展出了一个站在三角瓶里的小娃娃，引起了前来参观的周恩来注意，他停在画前，问这项工作多久可以完成。此时，项目计划完成时间已经从最初的20年缩至5年。但周还是不太满意，讲了句：“五年是不是太长了？”

▍周恩来总理观看展出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空间结构模型

于是，项目时间减为4年，到1958年底，这项工作干脆被定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只留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合成项目一开始就是奔着拿到高活性结晶的总目标运作的。为了达到“大跃进”的要求和速度，生化所采取的是“五路进军”、“智取胰岛”的方案，后虽经调整，但总体策略精神并没有太大改变。

即使是在“大跃进”偃旗息鼓后的调整期，合成项目也没像其他“科学卫星”一样不了了之，还被以聂荣臻为代表的领导打气，说“人工合成胰岛素100年我们也要搞下去”，“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几亿人口，就那么几个人，就那么一点钱，为什么就不行？”持续得到这样的重视与期待，合成项目若是只拿出几张图表、几组数据就了事，显然说不过去。

▍广为流传的牛胰岛素科研人员的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胰岛素两条肽链的拆合工作独立于其他研究进行，是所有工作中最早得到成果的，若不是中科院领导只顾及胰岛素合成的最终目标，对成果保密以免为美、德竞争者采用，中国的杜雨苍、邹承鲁就会在加拿大科学家G.H.Dixon和A.C.Wardlaw（1961年）之前发表把天然胰岛素拆开后再合成的论文，早早获得世界瞩目。

为什么没得诺奖

为合成胰岛素没得诺贝尔奖感到惋惜的人可能不知道，中国人在当时对诺奖并不感冒。

1973年底，杨振宁致函中科院郭沫若院长，称自己准备提名生化所、有机所和北京大学代表各一人合得1974年诺贝尔化学奖，中科院和外交部的有关领导拒绝了他的好意。理由有二：一是胰岛素合成是科研人员在党的领导下集体努力的结果，难以提出代表人选；二是该奖金系由资本主义国家颁发，还是不拿为好。

▍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

杨振宁很执着，1978年，他再次向邓小平表示，自己愿意为胰岛素合成提名诺贝尔奖。同年，美籍华裔逻辑学家王浩也作出相同提议；而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写信给生化所所长王应睐，也要他推荐诺奖候选人名单。

时逢改革起步，中国领导人变得非常重视。在他们指示下，中科院当年年底专门召开了一次“胰岛素人工全合成总结评选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确认诺奖候选人。

在无记名投票选出钮经义、邹承鲁、季爱雪、汪猷四名代表后，考虑到每个单项奖的获奖人数不多于3人，又考虑到“联邦德国、美国在胰岛素人工合成方面也取得较好成绩，有可能此奖将由两国或三国科学家共同获得”，最终决定由钮经义代表全体研究人员申请诺贝尔奖。

▍虽未获得诺贝尔奖，不过1982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会后邢其毅教授与北大参加人工合成牛胰素的同仁们合影留念。

然而，胰岛素合成工作最终还是没能获奖，但跟候选人数太多没什么关系。

申请时间太晚也说不通。1979年距胰岛素全合成论文向世界公布只过去了13年，对于诺奖评选是很正常的时间间隔。一项科学成就如果仅仅过了13年就不再被重视，那也只能说明它经不起时间考验，没有最初预计的那么重要。

且不论“第一次合成蛋白质”的“第一次”存在争议，在Vigneaud成功合成有生物活性的多肽并直接引发大量后继合成工作后，“蛋白质合成”的意义本来就是暧昧不明的。

蛋白质和多肽并没有绝对区别，它们的界限是人为划分的。无论以分子量（以5000道尔顿为界，胰岛素是5733道尔顿）还是有没有高级结构（一些多肽也有高级结构）为据，区分标准都并不严密。因而，不能把胰岛素合成提升到催产素的首次合成那样的高度。

倒是有一个获得诺奖的机会，与中国曾经的胰岛素合成人员擦肩而过，那就是美国科学家C. B. Anfinsen在1961年提出的“蛋白质的一级结构决定其高级结构”理论。他的实验较为简单——拆开单链的核糖核酸酶的四个二硫键，发现它们可以重新连接并以很高的水平恢复酶活性；而杜雨苍在1959年做成的天然胰岛素拆合工作与之类似，且更为复杂，若作为证据会更有说服力。

▍牛胰岛素晶体结构

不过，除去因保密要求不许发表外，杜的科研论文本身也有硬伤。他在1961年8月发表于中文学术期刊《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的文章《从胰岛素A及B链重合成胰岛素》只能算一份为合成工作服务的实验报告。对于蛋白质结构理论，这篇论文未作探讨，甚至对于“天然胰岛素结构是A、B多肽链所能形成的所有异构体中最稳定的”这样的实验结论，论文也没有太做强调，只是说了一句“在所有可能的重氧化产物（包括A链与A链、B链与B链形成的结合）中 ，胰岛素拮构还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结构，甚至在各种AB异构物之中，还是最稳定的结构之一”。

而同年10月Anfinsen发表于《Scientia Sinic》的英文版则直奔理论主题，标题就申明自己研究的是“结构动力学”，文章的第一段就点出结论：“正确的二硫键配对信息，决定天然二级和三级结构的信息，都包含在氨基酸序列本身里。”

假如杜雨苍当年从事的是正常的科研工作，他很可能会从他那成功的天然胰岛素拆合工作中捕捉到理论价值，并由此深入探讨，得出与Anfinsen一样的结论。胰岛素合成工程的政治意味压抑了科学追求，使中国科学家失去了在蛋白质结构研究领域建立丰功伟绩的机会。但这也是一个悖论：假若杜雨苍们从事的是正常的科研工作，按当时中国的科研国情，他们根本就不会去合成胰岛素。

为什么日本并未做好全面战争动员时会发动卢沟桥事变？为什么日本从未倾尽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国抵抗？什么日本陷入中国战场泥潭时却又与美、英等国开战？为什么日本会连续不断地出现不按牌理出牌的短视行为？

文｜黄章晋

六十年前日本为什么会失败？我们习惯的官方典型说法是日本侵华乃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而且日本幅员有限，不足以征服幅员辽阔的中国。亲历抗战的军事家则更倾向于用朴素的军事角度看问题。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总结日本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卢沟桥事变后，“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

▍李宗仁

对比二战欧洲战场的德国，我们会发现日本的侵略扩张与纳粹德国有着如此大的不同：德国对波兰、西欧国家和苏联，均是倾尽全力按照一举摧毁其全部武装力量的闪电战方式逐个消灭对手。

而日本的侵华战争则完全相反。卢沟桥事变前，日本陆军有17个常设师团，装备整员的师团仅有4个，总兵力不足30万人，侵华战事扩大后才逐渐动员，更荒谬的是，日本一个敌人未解决又不断增加新敌人，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真正转入战时体制，大规模动员人力物力，到日本投降时，当时日本分布在广袤辽阔战场上的总兵力竟高达700余万人。

如果当年日本倾其全力一心灭亡中国，历史会出现另一个版本么？

李宗仁认为：“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

▍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时，日本不但未做全面动员，还不按兵贵神速原则沿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反在河北南部划出一条南下界限，致贪功心切的日军居然向西进入崇山峻岭不利兵力机动的山西。到了1938年初日军才进入中原腹地河南。

为什么日本并未做好全面战争动员时会发动卢沟桥事变？为什么日本从未倾尽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国抵抗？什么日本陷入中国战场泥潭时却又与美、英等国开战？为什么日本会连续不断地出现不按牌理出牌的短视行为？

李宗仁的回答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

这个解释显然会陷入循环论证。英国也是岛国，何曾被认为眼光短视？日本并非无人预见树敌过多必招失败。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陆军元帅山县有朋和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明确日本不能同时与两个假想敌同时作战的原则，此不可逾越的原则被称为的山县-东乡铁则（当时日本假想敌依次为沙俄、美国，中国国力未充，不在假想敌之内，经1918年、1923年的改订，假想敌顺序变为美国、苏联、中国）。

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之一石原莞尔同样很早即警告，日本的头号敌人是美国，应极力避免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否则必将在中国战场陷入“无目的的泥潭”。

▍日军参谋中的代表人物石原莞尔

然而，日本在二战中的表现，终究可谓国家决策错误大全——当年日本如果没有与德国结盟，没有主动与美英交恶，没有反复去挑衅苏联，在侵华战争中没有上述不可思议的兵家大忌，我们今天很难说，最后会是日本军国主义彻底灭亡。

蒋介石从政治角度的判断，比李宗仁仅从军事着眼的看法明显更能道出日本战略决策充满短视行为的本质——卢沟桥事变时，蒋介石会见法国大使那齐雅说：“日本全为军人所控制，国事无一人能够作主，实在可惜。”

但蒋介石并未进一步给出解释，为什么日本全为军人所控制，国事无一人能做主？

▍“大东亚共荣圈”地图

二战时的日本，是一个英式君主立宪国家，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制度上尽可能地模仿英国，只有一点不同，天皇与军队的关系不是英式的军队效命于文官政府，而是德意志帝国君主独裁式的直接听命于皇帝本人。

这个混搭的制度架构最终使日本成为一个奇特的军国主义国家，它不像德国有个强力的独裁者可以统揽大权，而是由一群行为不受约束但又无法统一步调的中层军官裹挟政府决策的奇葩国家。

这种奇特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它是怎样一步步使日本犯下一系列短视冒险走向灭亡之路的？如果不清楚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推动力量和决策过程是什么，我们甚至无法弄清在侵华战争中，那些起到最关键作用的元凶是谁。

作为战败国，日本对此问题的研究自然极为透彻，它更多是从当时日本自身的国家制度和军事制度入手，也因此对抗日战争有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视角，只可惜，中国甚少获得从日本战后研究角度的总结。

下面进入硬广。

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本《战犯参谋》，就是一本这样的奇书。

作者俞天任先生并非专业历史研究者，但对历史的兴趣和长期日本生活经历，使他通过大量日本一手资料阅读的积累，跳出国内研究者普遍的视野局限，由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历史成因、其扩张冒险的动力、决定其失败的内在制度性症结切入，给我们读者一个全新的视角。

它从日本独特的军事参谋体制着眼，以甲午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的战争过程为主线，对日本佐级参谋群体在一系列战争中的独特作用进行深入挖掘，重新勾画、阐述了日本从冒险、崛起再到灭亡的政治、军事制度性原因。本书用大量中国读者陌生的案例和事实论述这样一个观点：由于制度设计上存在无法修补而且不断扩大的漏洞，不但军国主义日本最终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甚至其在军事上也一定是低能而且不断落后于同时代列强的。

同时，本书通过对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再到全面侵华战争过程中，日军佐级参谋群体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给我们多数读者一个可能是全新的框架性认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是由佐级参谋群体在不断策划“下克上”的军事冒险中一点一点积累到临界点而最终触发的，它与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军事冒险是由最高层精心策划有着本质的不同。

这种战争的推动和策划源头的差异，决定了日本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在战略方向和目的上从来就是短视混乱的。

本书在微观上，既有日本参谋这一群体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个体命运的生动描述，也有表现日本军事参谋体制在日本军事冒险史中大胆、荒唐的经典案例；宏观上，对日本参谋体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由此折射出旧日本在政治、军事体制框架上的一系列制度性漏洞，都有详尽而客观的分析

读完此书，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认识，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影响是何等之大。因为日本制度漏洞带来的国家政治生活不健全，在日本政治生活和军事机器中占据特殊位置的军事参谋群体成为不受制约的人。而独特的教育培训体制，又使这群可以影响整个民族命运的特殊群体，天生就是充满政治短视和社会无知的，而这样一群落后于时代，自闭于社会的人却可以不断通过盲动和冒险，最终如愿走向前台控制了国家决策中枢——当制度漏洞被放大到了极点之时，也就是日本帝国灭亡之时。

东京审判的头号战犯东条英机，在本书中，被认为是集中了日本参谋教育培训体制下所有弊端的一个代表：无知、愚昧、短视、胆大……惟一的优点只有外在仪表举止堂堂正正这一项。值得关注的是，书中提到，即便在日本今天的右翼看来，东条英机也是个祸害了日本的懦夫，不但东条英机如此，那些直接策划军事冒险，挑起中日战争的关东军亦在今天的日本成为无法无天的代名词，这与我们从直观上的感受并不相同。

如果不知道这点，我们很难了解一般日本国民是如何看待六十年前的战争的，也很难理解，为什么部分日本人认为东京审判是场胜利者——尤其美国的麦克阿瑟一手主导的不公正的审判，同时又认为那些战犯对日本国民有罪的矛盾心理。同样难以理解，为什么今天日本在试图成为一个全面而真正的大国时，面对周围曾被侵略邻居的疑惧时，日本人并不以为然的制度理由。

《战犯参谋》目前由大象公会首发，复制链接http://t.cn/Ryczmzd至即可订购。

转发本条微博的读者，我们将抽取一人送出1台坚果手机，抽取十人每人送出一本《战犯参谋》签名版。

文｜黄章晋

六十年前日本为什么会失败？我们习惯的官方典型说法是日本侵华乃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而且日本幅员有限，不足以征服幅员辽阔的中国。亲历抗战的军事家则更倾向于用朴素的军事角度看问题。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总结日本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卢沟桥事变后，“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

▍李宗仁

对比二战欧洲战场的德国，我们会发现日本的侵略扩张与纳粹德国有着如此大的不同：德国对波兰、西欧国家和苏联，均是倾尽全力按照一举摧毁其全部武装力量的闪电战方式逐个消灭对手。

而日本的侵华战争则完全相反。卢沟桥事变前，日本陆军有17个常设师团，装备整员的师团仅有4个，总兵力不足30万人，侵华战事扩大后才逐渐动员，更荒谬的是，日本一个敌人未解决又不断增加新敌人，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真正转入战时体制，大规模动员人力物力，到日本投降时，当时日本分布在广袤辽阔战场上的总兵力竟高达700余万人。

如果当年日本倾其全力一心灭亡中国，历史会出现另一个版本么？

李宗仁认为：“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

▍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时，日本不但未做全面动员，还不按兵贵神速原则沿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反在河北南部划出一条南下界限，致贪功心切的日军居然向西进入崇山峻岭不利兵力机动的山西。到了1938年初日军才进入中原腹地河南。

为什么日本并未做好全面战争动员时会发动卢沟桥事变？为什么日本从未倾尽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国抵抗？什么日本陷入中国战场泥潭时却又与美、英等国开战？为什么日本会连续不断地出现不按牌理出牌的短视行为？

李宗仁的回答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

这个解释显然会陷入循环论证。英国也是岛国，何曾被认为眼光短视？日本并非无人预见树敌过多必招失败。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陆军元帅山县有朋和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明确日本不能同时与两个假想敌同时作战的原则，此不可逾越的原则被称为的山县-东乡铁则（当时日本假想敌依次为沙俄、美国，中国国力未充，不在假想敌之内，经1918年、1923年的改订，假想敌顺序变为美国、苏联、中国）。

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之一石原莞尔同样很早即警告，日本的头号敌人是美国，应极力避免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否则必将在中国战场陷入“无目的的泥潭”。

▍日军参谋中的代表人物石原莞尔

然而，日本在二战中的表现，终究可谓国家决策错误大全——当年日本如果没有与德国结盟，没有主动与美英交恶，没有反复去挑衅苏联，在侵华战争中没有上述不可思议的兵家大忌，我们今天很难说，最后会是日本军国主义彻底灭亡。

蒋介石从政治角度的判断，比李宗仁仅从军事着眼的看法明显更能道出日本战略决策充满短视行为的本质——卢沟桥事变时，蒋介石会见法国大使那齐雅说：“日本全为军人所控制，国事无一人能够作主，实在可惜。”

但蒋介石并未进一步给出解释，为什么日本全为军人所控制，国事无一人能做主？

▍“大东亚共荣圈”地图

二战时的日本，是一个英式君主立宪国家，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制度上尽可能地模仿英国，只有一点不同，天皇与军队的关系不是英式的军队效命于文官政府，而是德意志帝国君主独裁式的直接听命于皇帝本人。

这个混搭的制度架构最终使日本成为一个奇特的军国主义国家，它不像德国有个强力的独裁者可以统揽大权，而是由一群行为不受约束但又无法统一步调的中层军官裹挟政府决策的奇葩国家。

这种奇特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它是怎样一步步使日本犯下一系列短视冒险走向灭亡之路的？如果不清楚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推动力量和决策过程是什么，我们甚至无法弄清在侵华战争中，那些起到最关键作用的元凶是谁。

作为战败国，日本对此问题的研究自然极为透彻，它更多是从当时日本自身的国家制度和军事制度入手，也因此对抗日战争有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视角，只可惜，中国甚少获得从日本战后研究角度的总结。

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战犯参谋》，能够填补国内该领域的知识空白，也是大象公会直接出版的第二本书。

大象公会的特约作者俞天任先生并非专业历史研究者，但对历史的兴趣和长期日本生活经历，使他通过大量日本一手资料阅读的积累，跳出国内研究者普遍的视野局限，由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历史成因、其扩张冒险的动力、决定其失败的内在制度性症结切入，给我们读者一个全新的视角。

它从日本独特的军事参谋体制着眼，以甲午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的战争过程为主线，对日本佐级参谋群体在一系列战争中的独特作用进行深入挖掘，重新勾画、阐述了日本从冒险、崛起再到灭亡的政治、军事制度性原因。本书用大量中国读者陌生的案例和事实论述这样一个观点：由于制度设计上存在无法修补而且不断扩大的漏洞，不但军国主义日本最终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甚至其在军事上也一定是低能而且不断落后于同时代列强的。

同时，本书通过对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再到全面侵华战争过程中，日军佐级参谋群体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给我们多数读者一个可能是全新的框架性认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是由佐级参谋群体在不断策划“下克上”的军事冒险中一点一点积累到临界点而最终触发的，它与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军事冒险是由最高层精心策划有着本质的不同。

这种战争的推动和策划源头的差异，决定了日本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在战略方向和目的上从来就是短视混乱的。

本书在微观上，既有日本参谋这一群体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个体命运的生动描述，也有表现日本军事参谋体制在日本军事冒险史中大胆、荒唐的经典案例；宏观上，对日本参谋体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由此折射出旧日本在政治、军事体制框架上的一系列制度性漏洞，都有详尽而客观的分析

读完此书，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认识，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影响是何等之大。因为日本制度漏洞带来的国家政治生活不健全，在日本政治生活和军事机器中占据特殊位置的军事参谋群体成为不受制约的人。而独特的教育培训体制，又使这群可以影响整个民族命运的特殊群体，天生就是充满政治短视和社会无知的，而这样一群落后于时代，自闭于社会的人却可以不断通过盲动和冒险，最终如愿走向前台控制了国家决策中枢——当制度漏洞被放大到了极点之时，也就是日本帝国灭亡之时。

东京审判的头号战犯东条英机，在本书中，被认为是集中了日本参谋教育培训体制下所有弊端的一个代表：无知、愚昧、短视、胆大……惟一的优点只有外在仪表举止堂堂正正这一项。值得关注的是，书中提到，即便在日本今天的右翼看来，东条英机也是个祸害了日本的懦夫，不但东条英机如此，那些直接策划军事冒险，挑起中日战争的关东军亦在今天的日本成为无法无天的代名词，这与我们从直观上的感受并不相同。

如果不知道这点，我们很难了解一般日本国民是如何看待六十年前的战争的，也很难理解，为什么部分日本人认为东京审判是场胜利者——尤其美国的麦克阿瑟一手主导的不公正的审判，同时又认为那些战犯对日本国民有罪的矛盾心理。同样难以理解，为什么今天日本在试图成为一个全面而真正的大国时，面对周围曾被侵略邻居的疑惧时，日本人并不以为然的制度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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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章晋

六十年前日本为什么会失败？我们习惯的官方典型说法是日本侵华乃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而且日本幅员有限，不足以征服幅员辽阔的中国。亲历抗战的军事家则更倾向于用朴素的军事角度看问题。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总结日本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卢沟桥事变后，“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

▍李宗仁

对比二战欧洲战场的德国，我们会发现日本的侵略扩张与纳粹德国有着如此大的不同：德国对波兰、西欧国家和苏联，均是倾尽全力按照一举摧毁其全部武装力量的闪电战方式逐个消灭对手。

而日本的侵华战争则完全相反。卢沟桥事变前，日本陆军有17个常设师团，装备整员的师团仅有4个，总兵力不足30万人，侵华战事扩大后才逐渐动员，更荒谬的是，日本一个敌人未解决又不断增加新敌人，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真正转入战时体制，大规模动员人力物力，到日本投降时，当时日本分布在广袤辽阔战场上的总兵力竟高达700余万人。

如果当年日本倾其全力一心灭亡中国，历史会出现另一个版本么？

李宗仁认为：“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

▍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时，日本不但未做全面动员，还不按兵贵神速原则沿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反在河北南部划出一条南下界限，致贪功心切的日军居然向西进入崇山峻岭不利兵力机动的山西。到了1938年初日军才进入中原腹地河南。

为什么日本并未做好全面战争动员时会发动卢沟桥事变？为什么日本从未倾尽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国抵抗？什么日本陷入中国战场泥潭时却又与美、英等国开战？为什么日本会连续不断地出现不按牌理出牌的短视行为？

李宗仁的回答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

这个解释显然会陷入循环论证。英国也是岛国，何曾被认为眼光短视？日本并非无人预见树敌过多必招失败。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陆军元帅山县有朋和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明确日本不能同时与两个假想敌同时作战的原则，此不可逾越的原则被称为的山县-东乡铁则（当时日本假想敌依次为沙俄、美国，中国国力未充，不在假想敌之内，经1918年、1923年的改订，假想敌顺序变为美国、苏联、中国）。

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之一石原莞尔同样很早即警告，日本的头号敌人是美国，应极力避免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否则必将在中国战场陷入“无目的的泥潭”。

▍日军参谋中的代表人物石原莞尔

然而，日本在二战中的表现，终究可谓国家决策错误大全——当年日本如果没有与德国结盟，没有主动与美英交恶，没有反复去挑衅苏联，在侵华战争中没有上述不可思议的兵家大忌，我们今天很难说，最后会是日本军国主义彻底灭亡。

蒋介石从政治角度的判断，比李宗仁仅从军事着眼的看法明显更能道出日本战略决策充满短视行为的本质——卢沟桥事变时，蒋介石会见法国大使那齐雅说：“日本全为军人所控制，国事无一人能够作主，实在可惜。”

但蒋介石并未进一步给出解释，为什么日本全为军人所控制，国事无一人能做主？

▍“大东亚共荣圈”地图

二战时的日本，是一个英式君主立宪国家，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制度上尽可能地模仿英国，只有一点不同，天皇与军队的关系不是英式的军队效命于文官政府，而是德意志帝国君主独裁式的直接听命于皇帝本人。

这个混搭的制度架构最终使日本成为一个奇特的军国主义国家，它不像德国有个强力的独裁者可以统揽大权，而是由一群行为不受约束但又无法统一步调的中层军官裹挟政府决策的奇葩国家。

这种奇特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它是怎样一步步使日本犯下一系列短视冒险走向灭亡之路的？如果不清楚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推动力量和决策过程是什么，我们甚至无法弄清在侵华战争中，那些起到最关键作用的元凶是谁。

作为战败国，日本对此问题的研究自然极为透彻，它更多是从当时日本自身的国家制度和军事制度入手，也因此对抗日战争有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视角，只可惜，中国甚少获得从日本战后研究角度的总结。

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战犯参谋》，能够填补国内该领域的知识空白，也是大象公会直接出版的第二本书。

大象公会的特约作者俞天任先生并非专业历史研究者，但对历史的兴趣和长期日本生活经历，使他通过大量日本一手资料阅读的积累，跳出国内研究者普遍的视野局限，由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历史成因、其扩张冒险的动力、决定其失败的内在制度性症结切入，给我们读者一个全新的视角。

它从日本独特的军事参谋体制着眼，以甲午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的战争过程为主线，对日本佐级参谋群体在一系列战争中的独特作用进行深入挖掘，重新勾画、阐述了日本从冒险、崛起再到灭亡的政治、军事制度性原因。本书用大量中国读者陌生的案例和事实论述这样一个观点：由于制度设计上存在无法修补而且不断扩大的漏洞，不但军国主义日本最终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甚至其在军事上也一定是低能而且不断落后于同时代列强的。

同时，本书通过对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再到全面侵华战争过程中，日军佐级参谋群体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给我们多数读者一个可能是全新的框架性认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是由佐级参谋群体在不断策划“下克上”的军事冒险中一点一点积累到临界点而最终触发的，它与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军事冒险是由最高层精心策划有着本质的不同。

这种战争的推动和策划源头的差异，决定了日本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在战略方向和目的上从来就是短视混乱的。

本书在微观上，既有日本参谋这一群体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个体命运的生动描述，也有表现日本军事参谋体制在日本军事冒险史中大胆、荒唐的经典案例；宏观上，对日本参谋体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由此折射出旧日本在政治、军事体制框架上的一系列制度性漏洞，都有详尽而客观的分析。

读完此书，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认识，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影响是何等之大。因为日本制度漏洞带来的国家政治生活不健全，在日本政治生活和军事机器中占据特殊位置的军事参谋群体成为不受制约的人。而独特的教育培训体制，又使这群可以影响整个民族命运的特殊群体，天生就是充满政治短视和社会无知的，而这样一群落后于时代，自闭于社会的人却可以不断通过盲动和冒险，最终如愿走向前台控制了国家决策中枢——当制度漏洞被放大到了极点之时，也就是日本帝国灭亡之时。

东京审判的头号战犯东条英机，在本书中，被认为是集中了日本参谋教育培训体制下所有弊端的一个代表：无知、愚昧、短视、胆大……惟一的优点只有外在仪表举止堂堂正正这一项。值得关注的是，书中提到，即便在日本今天的右翼看来，东条英机也是个祸害了日本的懦夫，不但东条英机如此，那些直接策划军事冒险，挑起中日战争的关东军亦在今天的日本成为无法无天的代名词，这与我们从直观上的感受并不相同。

如果不知道这点，我们很难了解一般日本国民是如何看待六十年前的战争的，也很难理解，为什么部分日本人认为东京审判是场胜利者——尤其美国的麦克阿瑟一手主导的不公正的审判，同时又认为那些战犯对日本国民有罪的矛盾心理。同样难以理解，为什么今天日本在试图成为一个全面而真正的大国时，面对周围曾被侵略邻居的疑惧时，日本人并不以为然的制度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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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章晋

七十年前日本为什么会失败？我们习惯的官方典型说法是日本侵华乃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而且日本幅员有限，不足以征服幅员辽阔的中国。亲历抗战的军事家则更倾向于用朴素的军事角度看问题。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总结日本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卢沟桥事变后，“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

▍李宗仁

对比二战欧洲战场的德国，我们会发现日本的侵略扩张与纳粹德国有着如此大的不同：德国对波兰、西欧国家和苏联，均是倾尽全力按照一举摧毁其全部武装力量的闪电战方式逐个消灭对手。

而日本的侵华战争则完全相反。卢沟桥事变前，日本陆军有17个常设师团，装备整员的师团仅有4个，总兵力不足30万人，侵华战事扩大后才逐渐动员，更荒谬的是，日本一个敌人未解决又不断增加新敌人，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真正转入战时体制，大规模动员人力物力，到日本投降时，当时日本分布在广袤辽阔战场上的总兵力竟高达700余万人。

如果当年日本倾其全力一心灭亡中国，历史会出现另一个版本么？

李宗仁认为：“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

▍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时，日本不但未做全面动员，还不按兵贵神速原则沿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反在河北南部划出一条南下界限，致贪功心切的日军居然向西进入崇山峻岭不利兵力机动的山西。到了1938年初日军才进入中原腹地河南。

为什么日本并未做好全面战争动员时会发动卢沟桥事变？为什么日本从未倾尽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国抵抗？什么日本陷入中国战场泥潭时却又与美、英等国开战？为什么日本会连续不断地出现不按牌理出牌的短视行为？

李宗仁的回答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

这个解释显然会陷入循环论证。英国也是岛国，何曾被认为眼光短视？日本并非无人预见树敌过多必招失败。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陆军元帅山县有朋和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明确日本不能同时与两个假想敌同时作战的原则，此不可逾越的原则被称为的山县-东乡铁则（当时日本假想敌依次为沙俄、美国，中国国力未充，不在假想敌之内，经1918年、1923年的改订，假想敌顺序变为美国、苏联、中国）。

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之一石原莞尔同样很早即警告，日本的头号敌人是美国，应极力避免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否则必将在中国战场陷入“无目的的泥潭”。

▍日军参谋中的代表人物石原莞尔

然而，日本在二战中的表现，终究可谓国家决策错误大全——当年日本如果没有与德国结盟，没有主动与美英交恶，没有反复去挑衅苏联，在侵华战争中没有上述不可思议的兵家大忌，我们今天很难说，最后会是日本军国主义彻底灭亡。

蒋介石从政治角度的判断，比李宗仁仅从军事着眼的看法明显更能道出日本战略决策充满短视行为的本质——卢沟桥事变时，蒋介石会见法国大使那齐雅说：“日本全为军人所控制，国事无一人能够作主，实在可惜。”

但蒋介石并未进一步给出解释，为什么日本全为军人所控制，国事无一人能做主？

▍“大东亚共荣圈”地图

二战时的日本，是一个英式君主立宪国家，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制度上尽可能地模仿英国，只有一点不同，天皇与军队的关系不是英式的军队效命于文官政府，而是德意志帝国君主独裁式的直接听命于皇帝本人。

这个混搭的制度架构最终使日本成为一个奇特的军国主义国家，它不像德国有个强力的独裁者可以统揽大权，而是由一群行为不受约束但又无法统一步调的中层军官裹挟政府决策的奇葩国家。

这种奇特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它是怎样一步步使日本犯下一系列短视冒险走向灭亡之路的？如果不清楚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推动力量和决策过程是什么，我们甚至无法弄清在侵华战争中，那些起到最关键作用的元凶是谁。

作为战败国，日本对此问题的研究自然极为透彻，它更多是从当时日本自身的国家制度和军事制度入手，也因此对抗日战争有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视角，只可惜，中国甚少获得从日本战后研究角度的总结。

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战犯参谋》，能够填补国内该领域的知识空白，也是大象公会直接出版的第二本书。

大象公会的特约作者俞天任先生并非专业历史研究者，但对历史的兴趣和长期日本生活经历，使他通过大量日本一手资料阅读的积累，跳出国内研究者普遍的视野局限，由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历史成因、其扩张冒险的动力、决定其失败的内在制度性症结切入，给我们读者一个全新的视角。

它从日本独特的军事参谋体制着眼，以甲午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的战争过程为主线，对日本佐级参谋群体在一系列战争中的独特作用进行深入挖掘，重新勾画、阐述了日本从冒险、崛起再到灭亡的政治、军事制度性原因。本书用大量中国读者陌生的案例和事实论述这样一个观点：由于制度设计上存在无法修补而且不断扩大的漏洞，不但军国主义日本最终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甚至其在军事上也一定是低能而且不断落后于同时代列强的。

同时，本书通过对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再到全面侵华战争过程中，日军佐级参谋群体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给我们多数读者一个可能是全新的框架性认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是由佐级参谋群体在不断策划“下克上”的军事冒险中一点一点积累到临界点而最终触发的，它与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军事冒险是由最高层精心策划有着本质的不同。

这种战争的推动和策划源头的差异，决定了日本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在战略方向和目的上从来就是短视混乱的。

本书在微观上，既有日本参谋这一群体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个体命运的生动描述，也有表现日本军事参谋体制在日本军事冒险史中大胆、荒唐的经典案例；宏观上，对日本参谋体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由此折射出旧日本在政治、军事体制框架上的一系列制度性漏洞，都有详尽而客观的分析。

读完此书，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认识，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影响是何等之大。因为日本制度漏洞带来的国家政治生活不健全，在日本政治生活和军事机器中占据特殊位置的军事参谋群体成为不受制约的人。而独特的教育培训体制，又使这群可以影响整个民族命运的特殊群体，天生就是充满政治短视和社会无知的，而这样一群落后于时代，自闭于社会的人却可以不断通过盲动和冒险，最终如愿走向前台控制了国家决策中枢——当制度漏洞被放大到了极点之时，也就是日本帝国灭亡之时。

东京审判的头号战犯东条英机，在本书中，被认为是集中了日本参谋教育培训体制下所有弊端的一个代表：无知、愚昧、短视、胆大……惟一的优点只有外在仪表举止堂堂正正这一项。值得关注的是，书中提到，即便在日本今天的右翼看来，东条英机也是个祸害了日本的懦夫，不但东条英机如此，那些直接策划军事冒险，挑起中日战争的关东军亦在今天的日本成为无法无天的代名词，这与我们从直观上的感受并不相同。

如果不知道这点，我们很难了解一般日本国民是如何看待七十年前的战争的，也很难理解，为什么部分日本人认为东京审判是场胜利者——尤其美国的麦克阿瑟一手主导的不公正的审判，同时又认为那些战犯对日本国民有罪的矛盾心理。同样难以理解，为什么今天日本在试图成为一个全面而真正的大国时，面对周围曾被侵略邻居的疑惧时，日本人并不以为然的制度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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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稆元 齐群

一个人手上戴什么表，可以看出他的阶级和品位，这个说法在欧美还算靠谱，但流传到中国后的各种本土版显然不靠谱——中国新近崛起的中产阶层，最喜欢戴在手上的，不是手表，而是各种材质的手串。

高档瑞士表能贵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中国男人喜欢的手串也不含糊，功夫巨星李连杰号称收藏了几千条佛珠，其中一串据说“千年加持”的嘎巴拉（人头骨）珠子价值数亿。

▍嘎巴啦佛珠，据说这种佛珠取材自难产而死的女子的骨骼

手上喜欢戴珠子，而非机械表，是中国男人品位别于世界的显著外部特征。欧美国家当然也有男人带手串，不过他们只是娱乐界和体育界的极少数——这是个喜欢拜上师或仁波切的群体，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手串却不怎么盘手串。

手表和手串无法兼容。但iwatch诞生后，这个难题被成功解决了：有人发明了一款盘手串游戏，可在iwatch上继续盘珠子，甚至只要盘得足够久，珠子会逐渐有包浆效果。游戏的开发者名叫Jindi Liu，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i佛珠APP的Apple Watch界面

每一块手表（机械表）都是人类理性的博物馆，每一条手串都是人体泥垢的展览馆，中国男人独喜欢用后者炫耀阶层和品位，它可算三个自信的最直观体现。

满人、藏人的馈赠

近年中国内地的手串热、珠子热，首兴于帝都北京，渐次波及全国，并以京、津等北方城市为重镇，实在是其文化底蕴深厚的体现，但北京人自傲于文化底蕴时，且不可忘记这是满人的。

早在石器时代，埃及、印度、非洲等地的先民就制造出了装饰佩戴用的串珠，至今基督诸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宗教都有使用念珠的习惯。天主教的念珠用来辅助念诵《玫瑰圣母经》，东正教的绳制念珠用于辅助默祷，伊斯兰教的“泰斯比哈”则用于称颂真主。

▍伊斯兰教的泰斯比哈

但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宗教文化的念珠大多使用讲究，没有世俗化为平民装饰品；作为世俗装饰品的珠子，即使是嘻哈文化中的黑珠子十字架项链，也和“盘”“数”“掐”的动作不沾边儿。

中国人的文玩串珠，源于佛珠。佛教先贤们认为数珠子可以平静心绪、利于诵经，并把其功德写进经书。《佛说校量数珠功德经》记载：“若菩提子为数珠者，或用掏念或但手持，数诵一遍其福无量。”

作为法器，佛家对制作佛珠的材质十分讲究，传统上多由菩提子、菩提根、木槵子、橄榄核、各类宝石等制成。佛教密宗讲究，念不同的经、修不同的法，最好盘不同材质的佛珠。

《瑜伽念珠经》中记载：“佛部用菩提子珠，金刚部用金刚子珠，宝部用金等诸宝珠，莲花部用莲花子珠，羯磨部用种种和合珠”。近人《密宗辑要》则载：“修增法用琥珀珠，修息法用水晶珠，修坏法及长寿法用珊瑚珠，修诛法用人头骨珠，修观音法用菩提子珠，修一切法均可用凤眼菩提子珠。”

▍可修一切法的凤眼菩提子珠

佛教本土化、串珠世俗化后，受中国木头审美的影响，一些高级硬木，如紫檀、花梨、酸枝、乌木，也开始大举进入串珠界，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珠子审美”。

不过，佛珠成为流行的世俗化饰物，却要归功于满人和藏人。宋明时汉密衰落，文人谈佛，多与禅宗有关，重在佛法佛理的辨明，并不重器物。

满人入关，上层特别重视藏传佛教，礼敬藏传佛教活佛，并以此制蒙古，藏传佛教就成为整个帝国上层社会的“流行文化”。佛珠作为密宗重要法器，也深受上层社会喜爱，以至于满人将其世俗化为朝珠。

同藏传密宗佛教的佛珠一样，朝珠同样具有材质的品级的差异。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方得佩戴朝珠，皇帝在四时祭祀天地日月时也要佩戴青金石、琥珀、珊瑚、绿松石等不同材质的，几乎所有用于制作佛珠的材质都可以用来制作朝珠。

▍朝珠两旁共附小珠三串：一边一串，另一边两串，名为“纪念”；戴法男女有别，两串在左一串在右为男，两串在右一串在左为女。另外有一串珠垂于背，称背云

上行则下效，一时间串珠流行起来，世俗化为文玩行中的串饰。文人士大夫不一定信佛，但满蒙上层的贵族文化逐渐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中国历朝历代，都养着一批文人士族，清朝也不例外。清政府靠福利，养活了一大批八旗子弟、闲散文人。他们未必大富大贵，但温饱不愁、无所事事，以闲为荣，穿对襟布褂，搓核桃或掐珠子，摇扇子，提着鸟笼子，人生观也是一副“你们苦哈哈挣钱，不如老子生来享清闲”的模样。

闲人多才有文化，北京曾经是中国古往今来闲人最多的城市，自然也是最有文化底蕴之地。

论有闲阶级的修养

在特别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怎样才能被人看得起？只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必须得有闲，而且还要能证明自己闲。为了证明自己一直有闲，必须培养能让人一望而知就是有闲的爱好才成。

▍西方的“有闲”人通常会举行打猎、赛马等活动，图为凡·代克所绘的《查理一世行猎图》

凡勃仑在《有闲阶级论》中写道：“为了保持荣誉，对这个不能为人所窥见的部分，就得有所显示，使人信服他的生活确是有闲的……这一点只能间接地做到，办法是把他从有闲中得来的一些具体的、持久的成绩显示出来。”

世界各国古代、近代的贵族们是展现这一成就的集大成者——今天被认为是文化艺术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贡献。但是，由于琴棋书画需要较高的文化修养，不是有闲阶级人人都做得来，大家就一起开发了一些技术门槛极低、效果又十分显著的项目。

比如，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从男到女，喜爱留夸张到打卷儿的长指甲，它虽然带来百般不便，但能直观展示自己是个从来不用从事卑贱的体力劳动、凡事皆有人侍候打理的有闲阶级。

▍福建文人丁先生，指甲从生下来就没剪过，从吃饭穿衣到大小解都有人伺候，脱裤子也无需自己动手

西方贵族们喜欢跑马斗狗之类户外运动，缘于其世袭荣耀得自祖上的军功，为了证明其闲暇的丰裕和财力的雄厚，他们培养出品类奇多的良种马和可适应多种需求的丰富犬种。

以文章为进阶之基的中国文人士大夫则专心打磨鸟和鱼。把朴素的小鲫鱼培养成顶着狮子头、水泡眼的金鱼，或者教会一只八哥喊“格格吉祥”，都需要无比的耐心，无比的闲工夫。

西方的贵族，关键时刻可以上战场当骑士，满清放养的八旗子弟、文人士夫，在武昌城头炮响之时，虽不能关键时刻提兵效命，倒也能留下几首可传之后世的词赋，再不济也能相拥而泣。

大清国完蛋后，闲人们落魄了，但这种混合文化仍具有惯性的影响力。北京上层融合了满洲贵族与汉族文人阶层的生活方式——休闲，讲求格调，对一切生活器物都有复杂的讲究，向下渗透到了贩夫走卒阶层。

由于遗老遗少、达官贵人聚居，多数人穷困潦倒后不得不变卖家产，北京就成了文玩重镇，琉璃厂、潘家园经历数十年风雨不倒，曾经备受青睐的念珠串饰自然就成文玩市场一个重要的门类。

▍潘家园一景

暂时还有钱的有闲阶级，可以整天掐着一串老佛爷打赏的手串，人力车夫也可以一手端着热腾腾的炒肝，一手盘着昌平山里产的油光光的两个老核桃。

曾经的闲人中，部分成了街头的“顽主”。他们没有营生，甚至仅能温饱，但以玩为业，打熬力气、仗义江湖之余，继续折腾文玩。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几十年中，由于政治经济原因，文玩行业陷入低潮，“顽主”们的正业也变成了和红卫兵打打群架，以抒发“义气”、排解闲心。

论手串的阶层与品位

改革开放后，社会发展、人民富足，新的上层还乡团回到了我们中间，带动人们的审美趣味。信奉佛教的明星名流，不乏佛珠爱好者，如成龙、李连杰、王菲、赵本山。他们会买下天价佛珠，手持、颈挂、收藏，以示虔诚。

▍赵本山通常手串不离身

手串不可避免地分化为不同阶级，甚至由此形成品味高下。

私人会所上能拿得出手的串儿，必须有经大德高僧专们为其开光、加持的高贵出身，若曾经过前代高僧之手，更是身价不凡。普通中产甚或有钱人，未必能让手中爱物享受如此待遇。

不过，佛门普渡众生，文青白领仍有接受仁波切批量开光的机会。帝都善男信女年初一挤进雍和宫抢注头香，买了手串，打算细细文盘，最好是拿到雍和宫，请老喇嘛开个光。

雍和宫专门的开光室，老喇嘛预备一大盒，里面撒五色米，众人放佛珠、小佛像进去，甚或把手机也扔进去。老喇嘛摇铃念经，十余分钟，算是加持完毕。其余则随喜功德，自行解决。

▍雍和宫的开光室

插句题外话：开光，原是较大型的佛教仪式，严格意义上只用于寺庙落成、佛像揭幕等，对于串珠等法器是否可以开光，佛教界尚有争议。但凡事皆可与时俱进，2014年，湖北某寺僧人就给一辆豪华跑车开了光。

而手串未必一定需要开光，毕竟中国男人戴上手串儿未必是因为信佛，就像一些人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一样。手串儿、对襟唐装、《三字经》和普洱茶之类，是一个中国人显得有文化追求的重要道具。

盘串珠，在他们而言，是为了闲时修炼心性：串珠务要细布慢盘，核桃更要慢，切不能吱吱嘎嘎成了“咬牙核桃”。打磨珠子要细，最好磨到五千目、七千目（目为颗粒单位，越大颗粒越细）；包浆要“挂瓷”，越透亮越好，亮如釉面的最好。

▍核桃佛珠

又有研究称，常活动手指有助于健脑，可以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于是手头串珠，自然常盘。当然，这种目的性太强的盘手串理由，中产阶级最好不要说出口，否则很容易与老干所的中山装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混淆。

正牌儿北京户籍的玩家又是另外一个类型，他们是真正北京精神的继承者。他们手头未必闲，心中却是片刻都忙不起来的乐观主义者。

他们常聚集在各文玩市场、街头巷尾，手上、脖子上挂着自己的得意收藏，以壮观为荣，以单薄为耻，以包浆浓厚而黑为荣，透明而似有似无为耻。盘珠子，既不为佛，也不为“健脑”，乃是单纯为了玩的趣味。

据说自称是“京城顽主辉子爷”的十里河古玩市场店主就是这样的典型。2014年，辉子爷光着膀子在家里录了一段炫耀珠子的视频上传后，一夜爆红。他有一段话颇为精当敌概括了为什么新时代有闲阶级比有钱人更高贵的原因：

“北京爷们没别的，咱没钱，但是咱玩的起，今天我他妈有10万我就敢花10万块钱买玩意儿。但是他们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指着这东西赚钱。”

不过，天津人向来不服北京，天津草根名人顽皮哥也上传一段视频，粉丝口角最终引发双方于2015年6月24日在北京通州的台湖收费站“约架”。现场聚集各路顽主数百人，所幸警方及时介入，见到光头、纹身、挂大链子的，先按倒再说。京津文化高地争夺战被制止。

简明盘手串进阶指南

中国人的珠子审美，除了材质，贵在“老”：不光年岁老，还要经过长时间把玩，包上一层“包浆”，顿时身价百倍。

包浆本是文物领域的概念，指有文物上光泽的氧化层（有关文物的“包浆”，我们将另文专述，敬请期待）。一般认为，中国人对于温润包浆的追求，源于中国的玉文化——所谓“温润如玉”，正是包浆的最高境界。

串珠包浆，关键是在“盘”。“盘包浆”这一思路最初也来自玉器，源于佩玉的丝帛和体温的打磨过程。佛珠经长久佩戴盘玩，让木质自身的油质发散，也会出现有光泽的“包浆”，一挂上包浆，便显得温润、光亮起来。

▍挂着包浆的紫檀佛珠

为盘上这串珠、包上这层浆，文玩爱好者们可谓费尽心力。中国人手中的珠子，从制造，到穿串，到盘玩，无处不贯彻着耗费精细手工，直到骨头缝儿里的精神。

原木挑好后，先车成木条，再车成圆珠。手工时代，珠子是一点点锉出来的，今天则用机器制作。机器制造的珠子品质不均，为满足“功德圆满”，合格的珠子需要“正圆”才行。排除残次品别无他法，只有雇佣女工挑出有瑕疵者。

珠子挑出来后，还要顺着纹理逐一穿孔，孔当然越小越好，手一抖便宣告报废。之后，又要经过精细打磨。磨好之后，要穿成串儿：穿珠子，要考虑主次、颜色、纹理的渐变，编绳打结，无不讲究。有些佛教信士与珠子爱好者，更是乐意自己穿珠子。光阴寸金的影帝李连杰就宣称，他曾穿一条珠子穿了八个小时。

串珠做成，接下来是无时间上限的盘弄把玩。

文玩爱好者们又把盘珠子分为“文盘”和“武盘”。一般认为，武盘用粗呢绒手套，也有人说直接用油手盘玩，那包浆虽然上得快，但真如鞋油般黑又亮，总被文盘党鄙视为菜鸟。文盘，则是用细面布、丝绸，也有说用干净的手慢慢盘，盘一阵歇一阵儿，盘个几年——那包浆才如琉璃景泰。

佛珠起源所载《木槵子经》，是这样教导盘佛珠的：“若行、若坐、若卧，恒当至心无分散意，称佛陀、达摩、僧伽名，乃过一木槵子；如是渐次度木槵子，若十，若二十，若百，若千，乃至百千万。”

▍木槵子佛珠

网上一篇流行的文章是这样教导盘珠子的：“我的珠子到第二阶段，就开始偶尔用手蹭脸上的油过珠子了。说起来可能让爱干净的人接受不了，嘿嘿……对了，溜冰的感觉就是汗接触到珠子，珠子已经不是立马就吸收进去了（因为有了初步的包浆，吸收变慢了），所以汗在珠子表面打滑。”

当然，这种略显重口味的盘法也为一众玩家反对。比较讲究的盘法是，新物入手须先洗净表面污垢，自然置干；然后以略粗糙的织物（毛巾，或白色棉线手套）每天坚持打磨若干时间，出现所谓“底色”后静置一周，形成初步氧化；待器物表面形成粘连感，再进入我们常说的“手盘”阶段。

手盘珠子是一个漫长的阶段，理论上可以无限进行。通常手盘比较有仪式感，要洗净双手，待干透后耐心把玩，每天时间自行把握，每隔若干时间都需要用细布擦拭干净静置，让手盘过程中渗入器物的体油、汗液与空气充分接触，形成氧化层。如此循环往复，一段时间后器物上就形成了包浆。

并非人人有闲花几个月甚至几年手盘一串珠子的。既算不得“有闲阶级”，又想要立即拥有几串油光锃亮的珠子，怎么办？

一种办法是将精密砂纸切成小块，用打磨针（甚至有人用锥子）顶着，打磨几天，再上手包浆，据说可以加点儿速。另一种办法用上了黄豆：将珠串拆散，放进小布袋里，同时每一体积珠子放八体积黄豆，隔着袋子搓一星期，据说可以包上点儿浆。

连黄豆都没空捏，怎么办？“佛珠抛光机”这种神器便应运而生。这种形状像茶缸、价格几十到几千不等的神器，除了能通过转动，用砂纸、棉布等打磨佛珠之外，还可以在里面垫上毛毡、鹿皮，据称是专为模仿人手的油性设计。卖家们宣称，只要一两个星期，短的甚至几天，就能盘出人手几年的效果。

▍佛珠抛光机又称盘珠机，某购物平台上的店家将盘珠机与定时器绑定售卖，据说可以达到最佳包浆效果

“速成珠子”为广大劳动人民硬充有闲阶级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渠道，盘珠机也因此盛行不衰。某购物平台网站上“自动盘珠机”的相关产品列表竟达100页、400余项之多。

有没有既不用自己动手，但又不用机器代劳的办法？毕竟有些手串爱好者有洁癖，认为机器盘包浆的方式太不天然，格调不高。——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手，有公司专营人工代盘业务，雇几个农村闲汉整天盘珠子，只是价格有些贵。

文｜齐群

人类各主要文明在其早期阶段虽然差异显著，但在度量问题上却几乎都采用了最自然方便的办法：用自己的身体去量。在西方世界，“foot”（英尺）这种距离单位的存在，就是身体测量法的结果。

类似的情况在汉语中也同样存在，只是不像西方语言里那么明显。在古篆体字的“尺”和“寸”中，我们一眼就能它们各自的含义：“尺”就是拇指、食指伸开的长度，寸则是腕口下一指的位置。西方人用脚，东方人用手，都在以自己的身体，丈量世界的深远与宽广。

▍尺与寸

然而，类似的开头并不一定通向相似的结尾。在东西方度量衡的发展过程中，最突出的差异便是：欧洲的单位普遍在进入近代时才开始统一，中国的度量衡却很早就走上了标准化的历程。在市面常见的历史类书籍中，“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更被史学家视作他的一大功绩。而东西方度量衡发展史的不同，反映的也正是东西方政治的巨大差异。

单位的长度

当然，在原始的身体测量时代，东西方的度量单位也都是驳杂缤纷，难以统一。在西方，早在古罗马时代，凯撒便规定：所谓的1罗马里，就是罗马军团行军时每1000双步走出的距离。传说查理曼大帝将自己的足长定为1英尺。到了16世纪，德国人还在星期日礼拜结束后，计算教堂里随机走出的16名男子足长的平均数，作为1尺的长度。

可想而知的是，人类的足部本来就大小不一，用脚丈量出的单位也因而难于标准化，其变异程度令人乍舌：到法国大革命前，全国各地竟有多达约25万种单位。在这种情况下，精确的度量根本无从实现。

在东方世界的早期，类似情况也相差不远。在先秦社会，大家用双手的长短来充当度量工具，结果古籍中有所谓“布手知尺”、“布指知寸”的记载。当时的一尺可能只有现在的一拃长（约16厘米），一寸只有人一根手指的宽度（约1.5厘米）。为了方便使用，人们还在此基础上以十进位制订了分（十分之一寸）、丈（十尺）、引（十丈）等单位。

先秦古籍中还有其他各色各样的长度单位，比如咫，表示“中妇人手长八寸”；寻为八尺，相当于人伸开双臂的长度（“舒肘知寻”）；其他还有仞，一寻、八尺（有人认为舒臂八尺为寻、人立八尺为仞）；常，二寻、十六尺；索，十寻、八十尺。这些五花八门的长度单位，在使用中引发的混乱也不难想见。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面对当时的长度系统都难免会感到难以招架。

用手也不是中国人的专利。西方人在用脚丈量世界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把自己的双手晾在一边。早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就用“肘尺”（又译作“腕尺”）作为长度单位，大约是伸开前臂从肘关节道中指尖的长度。这一长度单位的流传相当广泛，影响到了其后的古埃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在古埃及文字中，出现了表示长度的前臂符号；在古希伯来，连神圣的宗教用品——《旧约》中的约柜——的大小都是用“肘”做单位。

在英国，原始的长度单位也是“指”、“掌”和“噚”，10世纪时英王埃德加以及拇指关节之间的长度为一英寸。达芬奇的名作《维特鲁威人》就是要表达人体各个部分之间完美的长度比例，用人体作为度量常数。

▍达芬奇：《维特鲁威人》

不过相比之下，还是中国人的手伸得更远。我们的祖先的双手不但被用来测量距离，还承担着称量世界的重任。在中国，容积单位的开端就是以手捧米。

先秦时代，一手的容量为“溢”，双手的容量为“掬”，一掬就是一升。在此基础上还衍生出了众多的容积单位：4掬（4升）为“豆”，4豆（16升）为“区”，4区（64升）为釜，2.5釜（160升）为“薮”，2.5薮（400升）为“缶”，2缶（800升）为“钟”，2钟（1600升）为“秉”，1秉为16斛（100升）。在这个体系中，除了开始的溢、掬与手有关外，其他单位都是可见实物的容器，如豆、缶、釜、钟。

可想而知，这个双手丈量出来的世界并不精准。本来人体的差异就很大，“中妇人手长八寸”这种模糊而荒谬的定义方式便是突出的例证。同时，一直到秦国实现统一之前，东亚地区都缺乏统一的中央集权，诸侯国各自为政，各地度量衡的差异也因而非常突出。秦国以“升”常用的度量单位，齐国用的则是“豆”、“区”、“釜”、“钟”。各诸侯国之间的度量衡相互抵牾，换算麻烦，货物难以沟通。

而现代人要是想依靠古籍还原先秦时代复杂的度量衡体系，就会遇到更加难以应付的麻烦，因为各种古籍记载之间还存在着差异。《尔雅》、《大戴礼记》、《考工记》对长度、容积单位之间的数值关系记载相互矛盾，版本迭出。一个现代人如果想探究那个先秦人民双手度量出来的世界，立刻就会感到一头雾水。

但这个“参差多态”的世界，很快就将伴随着秦王扫六合的风暴而走入历史。

模糊的统一

与中世纪欧洲近似的是，东亚各地在春秋以前都是小国寡民，度量衡主要是当地交易时使用，标准不统一尚无大碍。但随着长期战争的到来，中国的传统封建体制很快瓦解，集权化的风潮席卷各国，国家机器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也突飞猛进。在战国时期的集权化国家里，不标准的度量衡实在不敷使用。

尤为重要的是，这些迅速膨胀的国家机器，此时都需要有强力高效的税收工作才能运转，而这必须以明晰统一的度量衡为前提。有趣的是，在这场统一度量衡的“税备竞赛”中，改革最有效、影响最深远的国家就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秦国。

秦国度量衡改革的领导者，就是以“废井田开阡陌”成就东亚历史剧变的商鞅。不过，他虽然能够在政治经济领域开天辟地，但在度量衡方面，他开创的新度量衡标准仍然还是以人体为基础标准，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限制。

商鞅真正的突破是，他明确规定一升的容量为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从而将互不相干的长度与容积单位统一起来。此外，与追求自然、简便的原始度量不同，商鞅的度量衡制度是法家思想的充分反映，力求在相当原始的技术、生产水平下，大幅提升国家行政的精准与效率。

▍商鞅铜方升

除了制定过程之外，这种新度量体系的推广和使用，也是依靠国家权力来实现的。通过颁行全国统一的官方度量衡器具，秦国国内的度量标准遭到了强制统一。

商鞅任“大良造”时，亲自督造一批制作精良的铜方升颁行全国，用以测量缴税的粮食。手捧的空间与手指的宽度第一次在铜方升中相遇结合。百年之后，秦始皇将商鞅规定的度量衡推广到已经统一起来的整个秦帝国，就连标准的量器都没有改变。在集权的铁蹄之下，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得以推广到全国。

▍高奴禾石铜权，上面铸刻了战国时初造说明、秦始皇诏书、秦二世诏书三段铭文，历经百余年，是秦国统一度量衡的见证者

秦灭以后，汉承秦制，西汉初年在度量衡方面没有进行什么实质改变，而汉代实际的行政管理者——中下层刀笔吏，与商鞅的法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相较而言，长期处于封建制下，税收制度建立较晚的欧洲，自然不会有如此强大的动力来统一度量衡。两千年前即遭遇大一统的东亚世界，便因此而颇为超前地走上了度量衡统一的道路。

黍米治国

情况在汉武帝时期发生了新的改变。独尊儒术后，“天人感应”的哲学观盛行，帝国政治必须要建立在一套超越性的政治伦理之上，商鞅式简单直接的国家暴力开始不合时宜，其依靠国家机器强行规定的度量衡制度自然也显得过分粗暴，令汉儒感到难以接受。

同时，从现实考量，秦朝铸造标准器的做法也存在问题：时间长久之后，标准器或腐坏或遗失，度量工作便会遇到困难。人们需要一个更加抽象通用的手段，既能像手脚一样随用随取无遗损之忧，又能像标准器一样实现统一的度量衡体系。

儒生们想出的高招，就是用音律和黍米代替了参差不齐的双手。

西汉末年的王莽，作为儒生世家政治集团的代表，试图用极端的理想主义制度设计，颠覆秦汉相因二百余年的法家治理体制，结果一败涂地。其间，他命刘歆等学者按照儒家经典设计度量衡制度，而在刘歆与诸儒校订的经典中，《尚书·虞书》中就曾记载“乃同律度量衡”，但并没有实际操作方案。刘歆等人便以能够发出黄钟律宫音的律管为基准，开始复杂的度量衡设计。

▍王莽

在新的度量体系中，儒生用黍米与音律相互校正的办法，以确定音高的律管和黍米为中介，同时确定了长度、容积和重量三个方面的度量单位。在技术水平较低的前现代时期，这种做法相当超前。而作为王莽新政的一部分，这套体系竟通行下来，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的度量衡体系。

在具体操作中，“律管”是用以校订乐器声音高低的双开口管子，它的物理学特性是：管径不变，则发音频率与管长的四倍成反比。那么用一只管径确定的律管吹出黄钟宫音，则管子的长度就是确定的，故而黄钟宫律管理想型应是一个长度、口径固定的管子。

而选择黄钟律的宫音，就是因为在儒家的音乐技术上它是确定其他音律的起点，相应的在自然哲学中黄钟宫就被附会是万物的起点，自然含有皇权的味道。刘歆考订古籍经典记载，确定黄钟宫律管长为九寸、口径三分。

▍古籍记载中的律管与出土实物

在长度上，刘歆选择了黍米——就是我们常说的黄黏米——来作为度量标准。这是一种耐旱作物，外表坚硬不易损坏，但品种多样，大小不一。刘歆下令将各地黍米集中起来，分成大中小三等，分别排列，测量他们的长度、体积、重量，最终得到了一个理想的结果：以某个品种中等大小的黍米（可惜他并没有记载是哪种黍米），1粒为1分，10粒为1寸，90粒合黄钟宫律管长9寸，100粒为1尺；一黄钟宫律管的容积是1200粒黍米，记为1龠；1200粒黍米的重量为12铢。

▍黍米

在此基础上，刘歆确立了度量衡的单位及数值关系。长度单位是：分、寸、尺、丈、引，均为十进位；容积单位是：龠、合、升、斗、斛，其中除二龠为一合外，其他均为十进制；权衡单位是：铢、两、斤、钧、石，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

▍各度量单位的换算

这种数值安排虽然有穿凿之嫌，但其构想确实精妙。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度量衡的定制起点脱离了用身体部分直接感性丈量世界的状态，改用更加稳定、抽象的声音频率与现实的黍米共同校定，这与后来法国人用子午线、现代人用光波来制定基础度量衡的思维方式如出一辙。

而在具体推广过程中，王莽制度的推广方式却与商鞅一样，靠制作标准器具来颁行全国。不过，既然能够让人制定出如此精妙复杂的度量衡制度，他的标准量器自然也比商鞅的更加精致。

王莽颁行的标准器是“嘉量”，合五量为一器，每一个代表一种容积单位。主体是圆柱桶，下部有隔层，隔层上方是斛量，下方是斗量；左右有双耳：左耳是底在下端的小圆桶，即斗量，右耳是下端隔层的小圆桶，上为合量，下为龠量。斛、升、合开口向上，斗、龠开口向下。

▍新莽嘉量

刘歆等人实际操作出来的这套“黄钟累黍”法，在低技术水平下，基本满足了前文提到的简易而准确的需求。人们只要按照“以黍累尺，以尺定律，以律度容，以容立重”四个步骤，就能复制出整套度量衡体系。

在此基础上，人们以长度测量天文、地亩、律管，定四时历法、土地分配、国乐；以容积收取实物赋税，定百官俸禄、朝廷度支；以重量铸造货币，定货物流转、钱币汇通。可以说，整个国家的重要制度，都承担在一粒小小的黍米之上。

不过，这种理论上精妙绝伦的度量衡系统，在现实使用中的精确性就与理论上相差甚远了。

倒霉的现实

“黄钟累黍”法确立的度量衡体系有着王莽改制中过于理想主义的缺点：它在理论上到处迎合先贤的理论主张，在现实中却不能精确的复原度量衡。本来律管定音就受到吹气松紧、温度、湿度的影响，并不稳定；律管长度、口径在古籍中的记载版本不一，人们对文字的训诂又千差万别；而黍米因为品种多样，又有横累、纵累、斜累等不同排列方式，所以人们很难直接就根据“黄钟累黍”法复原度量衡。

▍学者对不同种类黍米的实测数值

实际上，刘歆制定的度量衡到了三国时期就已经几近失传。当时乐工散亡，王莽颁行的标准器没有流传下来，曹操就命精通音律的河南杜夔重新校定乐器声调，而杜夔只能用当时民间尺作为乐律尺调音。

晋武帝统一后，又命荀勗重新校定八音失和的音律。荀勗重新校准了了杜夔的尺度，缩短了四分，定为乐律尺。然而当朝散骑侍郎阮咸就讥讽荀勗，缩短了乐律尺后使得音律变高，轻浮而不够厚重，是亡国之音。果然，四十三年后西晋亡于北方胡人。

而在东西方皆然的是，无论是罗马人的脚丫子还是东亚儒生的律管，集权化国家强力推行的标准器在草原民族的铁骑面前都不堪一击——而在后者眼里，度量衡并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问题。

文｜辉格

社会向大型化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吗？

历数各大文明，这一趋势确实普遍存在。早在约一万年前，文明摇篮新月沃地就诞生了第一批有着永久性建筑的城市——被认为是史上最古老城市的杰里科（Jericho），拥有一两千居民；另一个文明摇篮乌克兰更是出现了一批拥有一万多居民的大城市，其中包括印欧人祖先所建立的塔连基（Talianki）。

▍鸟瞰杰里科城

青铜时代的苏美尔人在两河地区建立的一系列城邦，人口更达到了四五万；到铁器时代，新巴比伦的人口已经超过十万，随后数百年，欧亚多个文明中心进入了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繁荣期，地中海世界、印度和中国都涌现了一批和新巴比伦规模相当的城市。

城市的下一轮扩张伴随着庞大帝国的崛起，从迦太基、亚历山大到罗马，这些繁荣都市背后是整个帝国的疆域和权力，而作为首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罗马的规模为此后所有古代城市设定了上限（罗马的后继者，比如长安和巴格达，规模可能略大于罗马，但差距不明显），直到工业革命之后，这一上限才被伦敦突破。

不过，以上扩张都出现在定居社会出现以后，这段历史在今天看来似乎漫长，但至多只占整个智人历史的5%，在此之前，人类社会的规模始终处于邓巴数限制之下。

那么，是何种力量在推动社会规模——无论是政治实体还是聚居社区——不断扩大？定居生活究竟带来了什么新情况，导致社会大型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定居带来和平

答案或许是战争。

前定居社会的战争表现为暴力冲突和有组织的群体间攻击，规模虽小，但按冲突频率和死亡率算，其暴力程度远远超出后来的文明社会，约1/5到1/3的男性死于暴力。游团一级小型血缘群体之间的关系，非常接近霍布斯所描绘的“自然状态”，很少有经常性的政治安排能够抑制群体间冲突。

定居化使人类突破了这种血腥野蛮的状态。一战的西线战场就生动演示了定居带来的和平——当战争进入僵持状态时，前沿阵地长期对峙的双方士兵逐渐达成默契：每天只在固定时间例行公事式的向对方射击，其余时间可以大胆走出战壕；在协约国军方高层察觉这一情况后，为打破这种默契，迫使前线军队积极行动，采取的措施是定期调防。

▍英德士兵在1914年到1915年期间往往私自停战，走出战壕互相游戏，这一系列的非官方休战被称为“圣诞节休战”

定居为何能带来和平？有关合作博弈的研究表明，博弈双方对持久交往的预期，将增进合作意愿，预期中的交往关系越长久，合作意愿越强，假如双方都认为这是最后一次交往，或者交往关系将在某个明确时间终结，那么背叛就成为最优选择——尽管与都选择合作相比，这给双方都带来更坏的结果。

可以想象，无论是游猎、游耕还是游牧，相邻关系变动不居的游动性社会，很难建立牢固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定居者却相对容易做到；这种合作关系不仅帮助他们抑制相互间的冲突，还可以联合对付外来攻击者，或对其他群体发动攻击；关系一旦稳定下来，便在游团之上形成了部落或部落联盟一级的政治实体。

不过，游动性社会并不是完全无法合作。游动群体的游动程度、路线都依赖于生存资源分布，当若干群体游动程度较小、路线相对固定，或围绕某些关键资源而频繁持久发生关系时，他们之间就或多或少存在稳定的相邻关系，并据此而发展出一些合作性安排。

典型如卡拉哈里沙漠的狩猎采集者桑人，每当枯水期来临，相邻的十几个游团会聚拢到少数几个尚有水可取的天然水井附近，而平时他们则依靠各自巡游范围内的水源。这种安排能够和平达成，离不开这些游团相对稳定的漫游范围和相邻关系；类似的情况，在干湿变化剧烈的热带草原畜牧者，和冬季草场高度稀缺的温带游牧者那里也可看到。

▍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在旱季利用空心的植物从井中汲水，取出的水再用鸵鸟蛋保存

战争的演进

和稳定相邻关系比起来，定居农业导致的战争形态变化，影响则要深远的多。

在前农业时代，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消灭、驱逐或削弱对方，以便为自己谋得更好的生存空间，抢劫则不在考虑之列，因为没什么东西可抢，同样，对于被攻击者，除了生命之外，没有什么需要捍卫。

与此相应，那时的主要战斗形式是伏击和偷袭，阵地战也有，但多半是仪式性的，就像集体约架，伤亡很小（这一点常误导早期观察者，让他们误以为前文明社会是相当和平的）；在伏击和偷袭战斗中，形势不利的一方会毫不犹豫的选择逃跑，而不会组织阵地对抗。

非定居者的价值观与现代军人完全不同——逃跑无损于战士声誉，相反，死守或不利条件下坚持进攻则被认为是愚蠢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定居农业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农耕者的生计全赖于庄稼、牲畜和存粮，逃跑很可能意味着饿死，所以在面临攻击时，不得不留下来捍卫家园。

可这样一来，攻防双方的地位就变得十分不对称——进攻者可以从容选择进攻时机和对象，形势不利可随时撤逃，一旦得手却收益极大；防守者不知袭击何时发生，又不能逃跑，输了失去全部，赢了却也得不到什么，假如对方来自游动群体，连报复的机会都很难找到；这样的成本收益对比，无疑会激励出大量针对定居者的攻击。

想象一下早期农民的处境，身处一个毫无安全感的霍布斯世界，周围还有许多非定居群体。农业生产模式所必须依赖的存量财产则为自己引来越来越多的敌人，这一局面日益鲜明，如何保卫家园便成为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而在保卫家园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扩张就变得不可避免。

设防导致扩张

和此后的所有定点防卫者一样，农民首先作出的反应是修筑防御工事，并采取紧密聚居模式，形成设防村寨，这样在面临攻击时，全村男性便可迅速集结，组织抵抗。

从考古记录可以看出，最初的农业定居点都是设防的，如杰里科遗址就围有一道六百米长的石墙，墙外还挖了壕沟；新月沃地还有许多村落是在山壁上凿出来的；乌克兰发现的几个五六千年前的万人大城，包括涅伯利夫卡（Nebelivka）、多布罗沃迪（Dobrovody）和之前提到的塔连基，都是设防城市。

科罗拉多著名的印第安农业村寨梅萨维德（Mesa Verde），修建在一整块巨大石崖下面，这块向外伸出的巨石像一个罩子，保护了村庄的三个方向；在西北欧，许多新石器时代村庄都坐落于湖泊或沼泽中间，通过可开关的桥廊与外界相通；在没有山崖河湾江心洲等有利地势可依凭的地方，城墙与壕沟便是标准配置。

▍以阿纳萨齐人建筑遗址而闻名的梅萨维德国家公园

为了严防死守，聚落居民甚至不惜牺牲生活便利——安纳托利亚的加泰土丘（Çatalhöyük），由一群砖石房屋相互紧贴组成一个蜂窝状结构，没有侧面的门窗，也没有正常的街道，只能靠梯子由天窗出入；吕宋山区伊富高人的房门狭小到必须侧身才能出入。

▍加泰山丘复原全貌与局部。这个定居点的特点是屋与屋紧密相连，屋顶作街道使用，出入口也设置在了屋顶

实际上，设防城镇并非像过去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文明较成熟、政治结构较发达之后才出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定居农业，非如此就无法生存。这一点我们从相当晚近的历史中仍可看出端倪——在农业帝国的广阔疆域中，越是靠近农耕拓殖前线，因而面临越多来自原住民的威胁，难以指望国家力量保护，就越倾向于紧密聚居并严密设防。

比如汉族农民的拓殖前锋客家人，就建造了极重防御的大型围楼，还有带围墙壕沟的棋盘式致密村寨（所谓九井十八巷），有些还在四角设有碉堡；相反，在帝国核心腹地江南，农村民居是高度分散的，通常十几户人家沿河道散列成一长串（所谓宅基），房屋的封闭性也很弱，毫无防御能力。

▍福建土楼建筑

这无疑是对中国山水派文人的绝佳讽刺——他们所称羡的那种三两农家零星散布，鸡犬相闻、互不相扰的安宁和谐场面，只有在帝国权力的羽翼之下才见得到。

然而，修筑防御工事带来的高昂成本是传统小型群体无力负担的，而且定点防卫所必需的阵地对抗，也对人数提出了很高要求。

和伏击或偷袭战不同，阵地防御的有效性，常依赖于组织严密的密集阵列；假如阵列深度为四层（这相当于典型希腊步兵方阵的一半），一个150人的小型群体，其全部成年男性也最多只能排成一个宽度不足五米的阵列，即便是防御最小型的村庄，即便该村庄在多个方向上有着天然屏障，这样的规模也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一旦就地防卫成为经常性的需要，超越邓巴数限制而组织更大型社会，就成了定居者攸关生死存亡的迫切任务；而一旦其中一部分群体这么做了，就会迫使其他群体也走向大型化，并且越来越大——当周围的其他群体加强防御后，保持原状的群体就成了攻击者的优选对象。

更要命的是，在一个霍布斯世界里，不存在好人与恶棍之分，每个防御者也是潜在的攻击者，出于防卫需要而建立的新型组织，同样可以用于攻击，那些未能组织起来的群体，随时可能沦为听任宰割的羔羊。这样，最终幸存下来并扩张壮大的，是那些成功实现了大型化组织的群体。

幸运的是，在最初的定居者中，至少有一部分找到了有效的组织方法，帮助他们克服了相对于游动者的攻防劣势，否则，定居农业这种生活方式就无法维系下去，也就不会有此后的文明历史了，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敬请留意后续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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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来，人类性取向的先天因素已经得到越来越普遍的认可，行为学研究在人类之外近1500个物种里发现了同性性行为，在基因层面研究性取向的遗传来源也因此逐渐展开，但这也给公众带来许多疑惑，最显著的就是：如果存在同性恋基因，那它显然对繁殖不利，为什么没有被进化淘汰？是同性恋基因根本不存在，还是进化论错了？

人类最近的“亲戚”之一——倭黑猩猩（特别是雌性）在同性之间也常发生性行为

这种疑惑源自一个相当普遍的误解，即认为只有提高个体繁殖成功率的性状才能在进化中占据优势，这的确是达尔文时代流行的观点，然而生物学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我们已经有了新的认识：进化的单位是种群，不是个体。

有性生殖是显生宙最普遍的繁殖方式，几乎不存在不进行有性生殖的动植物，这使得每次繁殖之后，每个基因都要在种群内部重新组合，与不同的基因协同作用，获得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一个基因是否能被进化青睐取决于它对种群整体繁殖率的影响，而非对个体某次繁殖的影响。

回到同性恋的遗传学研究上来，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找到确定的同性恋基因，但有较大的可能在7、8、10、14和X染色体上，而且几乎确定多个基因都参与其中，对于同性恋基因的遗传学机制，我们有很多解释方案：

最简单的解释，同性恋基因可能是隐性的，或者需要某些后天因素才能诱发其表现，这使得同性恋的携带者未必成为同性恋，对种群繁殖率影响不大，也就能够以较低的频率出现。

曾任德国外交部长的基多·威斯特威勒（右）与其爱人米歇尔·莫隆兹（左）

比之稍复杂的解释是，同性恋作为多基因性状，有可能像高个子一样，需要多个基因累加才能发生质的转变，少量基因并不改变性取向，反而让携带者获得某种优势，比如男性更加温柔细心，女性更加果断干练，结果更能吸引异性，提高了繁殖成功率，对种群整体有益。

更复杂的解释是，同性恋基因还可能与其它基因相互作用，比如受性别影响时，男性携带者表现为同性恋，女性携带者却表现为更高的妊娠成功率，前者带来的劣势就有可能被后者带来的优势抵消。

人类的亲属关系也不得不作为考虑因素。一部分家庭成员如果没有自己的后代，就很有可能投入精力照顾亲属的后代，从而极大提高家庭的后代质量，这与妇女闭经后专门照顾儿孙有同样的现实价值，同样会被进化青睐。

如果再考虑社会文化的影响，我们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同性恋在家人和环境的逼迫下，都不得不与异性结婚生子，这进一步减小了同性恋基因在繁殖上的劣势，对种群的整体裨益也就更容易表现出来了。

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同性婚姻合法化判决的导火索：奥贝格费尔在飞机上与渐冻人男友结婚，但不被承认配偶权利。来源：腾讯新闻《今日话题》——美国最高法院为何支持同性婚姻

在这些方案之外，还需要注意，它们并非掩护进化论的狡辩，而是根据进化论做出的推测，可以客观地接受生物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的筛选和检验，直到我们获得满意的答案为止。

艺伎是日本一项古老的传统文化，她们高高的发髻、华丽的服饰都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最难融入现代审美的是日本艺伎那刻意涂抹的白色妆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怪的妆容呢？

日本艺伎起源于17世纪京都水茶屋里通过歌舞招揽客人的茶点女。随着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水茶屋的规格和茶点女专业程度也越来越高，最终形成了艺伎文化。

除了为客人服侍餐饮外，艺伎还会在宴席上以舞蹈、乐曲、乐器等表演为客人助兴。在没有电灯的过去，为了在昏暗的蜡烛照明中还能让客人看清，甚至显得更有魅力，白面红唇的妆容显然是最好的选择。

日本艺伎

艺伎服装和传统和服不同，艺伎穿着的和服领口往往很大，刻意露出后颈。在化妆时，白色的涂料会在颈后处留下两或三处空白（被称为“二本足”和“三本足”），给人留有遐想空间，这被认为是突出艺伎性感的一面。

二本足（左）和三本足（右）

艺伎在化妆时最先完成的就是后颈的“衿足”图案，之后再通过刷子把背部和脸部全部涂成白色。那么这种白色的涂料是什么呢？

日本艺伎化妆步骤示意图

艺伎脸上的涂料统称为おしろい（白粉），白粉根据形态不同又分为粉白粉、水白粉、练白粉和纸白粉四类。粉白粉以粉末状呈现，粉白粉按一定比例溶于水中会呈现水白粉形态，练白粉往往会加入甘油或矿物油更利于保湿，而纸白粉是前者的便携版，为了艺伎方便补妆。

日本早期的粉底制作方法一般会将碳酸铅（白铅），糯米粉和水混合后敷在脸上。但因为大量铅中毒、神经麻痹甚至胎儿死亡的案例，1934年（昭和9年），日本禁止将铅用于制作化妆品。

现代艺伎使用的白粉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滑石粉、碳酸镁、氧化锌、玉米淀粉等原料的粉末混合物，这些混合物再与矿物油、水或化妆水混合形成可以被刷子抹于脸上的成品。

日本亚马逊市场上备受欢迎的一款水白粉

在各种娱乐活动层出不穷的现代，大受日本男性欢迎的是类似于「JKお散歩」（女高中生陪游服务）的风俗店服务，古老而又训练苛刻的艺伎职业逐渐没落，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象征。

文｜吴松磊

有几个中国女性没贴过面膜呢？根据AC尼尔森的数据，2015年中国面膜市场规模保守估计将达300亿人民币，中国人的脸将在一年内消耗28亿张面膜，足够贴满8万个足球场。

在中国，面膜是美容护肤品中当之无愧的王者。淘宝指数“美容护肤”类的成交排行中，面膜稳坐第一，比第二名到第四名加起来的总销量还高。

▍淘宝指数“美容护肤”类的成交排行

不过，中国女性习以为常的面膜，却并不怎么受西方待见——目前欧洲只有 30—44％ 的女性使用过面膜，这还是近两年欧美面膜市场大幅增长的结果，2013年，欧美国家在全球的贴面面膜市场仅占2％，而且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泥膏型面膜。

▍美国亚马逊“skin care”分类页面下最受欢迎的产品

遍布欧美的中国扫货团吞吃各类服饰包包往往面不改色，但他们在超市里很难找到一片面膜。只有反复和售货员强调“sheet mask”，才可能被带到冷冷清清的日本面膜货柜前。

▍贴片面膜在亚太，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市场比例（来源：Mintel GNPD）

在美容化妆一切向西方看齐的今天，为什么中国女性如此热爱贴面膜？

以白为美

答案很简单——“以白为美”的审美文化。

在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在户外劳作，皮肤越白就意味着离劳动越远，社会地位越高。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在西方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古罗马也有着同样的“白美文化”——博物学家老普林尼的《博物志》中就对古罗马的美白产品有详细描写：牛奶和杏仁配制的润肤乳，亚麻油和牛脚脂肪制成的香膏，以及用来搽脸的铅粉。

铅粉的美白效果强大且直接，即便出现大量铅中毒、神经麻痹甚至胎儿死亡的案例，铅粉美白在全球范围内仍流行了近2000年，直到19世纪末才被各国陆续禁止。但对于许多为了白肤不惜代价的女性来说，砒霜才是更好的选择。为了满足市场需求，19世纪的化妆品厂商们推出了外用的砒霜皂和内服的砒霜片，一度大受欧美市场欢迎。

▍砒霜皂广告（左）砒霜片广告（右）

20世纪出现了更专业的美容院服务。1907年，一家名为 Pomeroy 伦敦小型美容院年收入达到21000英镑。而同时期的美国 Marinello 公司每年研发近50款美容产品，培训上万名专业美容师。1925年的埃伦斯堡日志中提到，美国已经有接近3万家美容院和超过10万名的女性从业人员。

▍20世纪40年代，伦敦 Pomeroy 美容院进行的美容疗法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各种神奇的美白产品也被发明出来。抽气降低气压的美容面罩，把脸石膏化的美容面具，包的严严实实的防晒斗篷…… 美国人民为了女性的美白事业贡献了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其中就有现代贴片面膜的雏形。

▍美国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美容面罩（左）美容面具（中）和防晒斗篷（右）

不过，美白很快就不再流行。随着工业化程度加深，大多数人的工作环境变成了工厂车间和办公室，白皮肤失去了特权色彩，取而代之的是小麦肤色——欧洲大陆日照较少，足够有钱有闲才能去海滩度假晒太阳。

但这种流行无法在东亚获得市场。东亚地区日照充足，女性天生肤色较深，皮肤晒黑难以清晰展现社会地位。特别是现代化进程相对较低，仍然存在大量户外体力劳动者的中国，“一白遮百丑”仍然是不可动摇的信条。另外，东亚人的五官相对扁平，不像高加索人那么立体化，晒黑之后反倒会降低颜值。

面膜的流行，正因为美白仍是中国女性的共同信仰。但美白可以有多种选择，为什么面膜成为了首选？

“神奇”的美白利器

在广告商的强势轰炸下，女孩子不可能不喜欢面膜。除了“深度滋养”、“去黄祛斑”、“美白嫩肤”等功能性的宣传，“法国臻品葡萄蜗牛粘液”、“纯净圣地新西兰奇异果提取物”和“穹顶之下的高海拔美肌”更让人有捡到武功秘籍的快感。

不过，在面膜的精华液配方中，80％的成分只是水和防止水分蒸发的保湿剂。剩下的20%中，增稠剂、乳化剂维持粘稠的液体效果；稳定剂维持酸碱平衡；香精和色素让面膜更香更白；防腐剂抑制细菌繁殖。

保湿剂和“去黄祛斑”、“美白嫩肤”没有什么关系。为了能在宣传中突出“美白功效”，广告商研发了“皇家基因肽作用因子”等功效成分。这些功效成分多为维生素，多糖和各种提取物，几乎每一种面膜所含的提取物都不一样，随便看看几十种面膜的成分表，就能发现多达百种的不同提取物。

▍面膜包装上常见的成分

在讲究稀有材料和高贵产地的今天，人参根和燕窝已显得过于普通，吸引不了姑娘们的注意力，鱼籽提取物和蜗牛粘液提取物才能让她们多看两眼。但真正有杀伤力的还是“在河内贡品石胆上生长着的野生竹菁华”、“来自泰国普吉岛海洋深处的AAA级海藻”和“超低温临界萃取富士山新鲜樱花汁液”。

▍某面膜品牌通过以七种名字以白开头的提取物组成美白配方

如果找不到足够霸气的精华液材料，厂商们还可以在面膜基布上做做文章，“天丝面膜”、“蚕丝面膜”、“冰羽灵膜布”这种仙气四溢的名字足以唤起某种情怀，“3400米高海拔观音茶纤制成的高原活性抗菌物质草珊瑚素面膜布”则让用户来不及看完全名就已刷卡下单。

但大多数面膜基布用的都是无纺布工艺，主要成分是棉、麻、丝、聚丙烯（PP）、锦纶（nylon），采用机械、热粘或化学方法加固而成。无论“天丝“、”蚕丝“，还是“以黑吸黑”的“竹炭面膜”，都只是在无纺布基础上染色的成果。

▍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动物面膜”

好的基布材料当然能提升面膜整体效果，比如用葡糖醋杆菌发酵制成的生物纤维，最早在医学界用作人造皮肤，亲肤性、服帖性、持水性都强于无纺布工艺的面膜基布，但它的价格相对稍高，也很难与“美白”联系上，自然不是“蜗牛粘液“的对手。

在面膜营销对于女性心理的精确制导和以白为美的审美驱动下，很多女性几乎每天都有“哎呀今天皮肤好差要敷片面膜补补”的冲动，但她们似乎从来没有关心过一个问题——面膜是如何起作用的？

当我们敷面膜时我们在敷什么

除了美白，面膜的基础功能是清洁和保湿。通过基布隔离空气，促使皮肤升温、毛细血管扩张，同时使水分浸润角质层，达到保湿目的。通过促渗设计，功效成分也得以渗入。

那么，这些功效成分——也就是精华液，究竟能不能做到美白嫩肤？

效果微乎其微。这些成分如果能被皮肤吸收，的确能起到抗氧化和抑制黑色素的作用。但遗憾的是，绝大部分功效成分绝无透皮吸收的可能。

皮肤之所以能阻止细菌和有害物质进入，主要屏障是皮肤外层由死亡细胞构成的角质层，但它也同样把面膜中的功效成分阻挡在外。想要通过角质层，只能在细胞间隙的脂质双分子层扩散，这意味着直径大于40纳米或分子量大于1000的成分都被挡在门外。

▍角质层结构示意图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胶原蛋白，这种几十万分子量的大分子糖蛋白除了能给皮肤表面带来黏糊糊的触感，无法带来任何实际效果。

即使加入促渗剂和改良成分增加脂溶性，面膜中超过99％的成分也只能停留在皮肤最外的角质层。无论是玻尿酸、蜗牛粘液还是猕猴桃提取物，都只能在皮肤表面发生作用。

面膜实际上是一款只作用于角质层，几乎不影响真皮层的产品。这意味着在天花乱坠的面膜功效中，只有基础的清洁、保湿功是能真正实现的。

事实上，由于面膜极其简单的功能和低技术含量的制造工艺，如今面膜的行业门槛甚至比开一家小饭馆还要低。阿里巴巴上可以找到大量的面膜定制厂商，他们不仅能生产贴牌面膜，甚至还能提供包装设计、营销方案、独特配方、网站注册甚至是公司注册的一站式服务。

▍某面膜定制厂商的宣传图

“产品需求收集，提交实验室，打造独有专属配方！一客一方！”，“20万片面膜可当天交货！”，“大部分产品的外观、状态、色泽、香型都可按客户要求调”，“您只需要一个想法，剩下的都交给我们！”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丰厚的利润让这些生产商能为客户提供异常便捷的“一条龙”服务。

只需要平均每张不到2元的成本，就能收获属于自己原创品牌的面膜产品。“原创”品牌甚至连仓储和物流都不需要考虑，只要把订单发给厂商，他们就能帮你发货。生意如此红火，又几乎没有门槛，让许多小明星甚至老明星也加入到卖面膜的大军中。

这无疑导致了面膜市场的混乱，我们甚至很难总结出价格和质量的线性关系，贵的产品不一定更优秀，而便宜的也能基本完成任务。

这就是贴片面膜，在社交网络和各种新鲜卖点的攻势下，女孩们一次又一次的把它们贴在脸上，想象着更好的自己。

文｜辉格

祖先这个词，几乎所有人在谈到它时，几乎自动都是指父系男性祖先，传统社会尤其如此。为什么祖先之等于父系的男性祖先？

这得从早期人类社会的构成方式谈起。早期人类社会不仅都是小型熟人社会，而且都有相当近的亲缘关系，通常由少则六七个多则二十几个扩展大家庭组成；如此小的规模，只能实行外婚，实际上往往是从夫居的外婚父系群，即，男性成年后留在出生群体内，女性则嫁出去，加入丈夫所在群体。

▍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出土了4万多年前的一个尼安德特人家族的骨骼，6具成年人骨骼中3具男性来自同一血脉，3具女性则来自不同血脉

之所以父系群更为普遍，同样是因为战争。首先，群体间冲突的一大动机和内容便是诱拐或掳掠对方女性，而诱拐掳掠的结果自然是从夫居。其次，战争从来都是男性的专属分工，亲缘关系强化成员合作关系最便捷的方式，而父系群能保证群内男性有着足够近的亲缘。

然而，能促进紧密合作的亲缘关系会限制群体规模，因为随着代际更替，亲缘渐疏，到一定规模，亲缘关系就变得难以识别。因为一个年轻人不会看到另外一个年轻人的脸时，头脑中会自动生成“这是我的三重堂兄弟，和我有着1/64的亲缘”的观念。

传统社会常见的父系扩展家庭里，几位已婚兄弟连同妻儿共同生活于同一家户，他们的儿子们（一重堂兄弟）从小一起玩耍，常被同一位祖母照顾，听同一位祖父讲故事，就很容易发展出家人间的亲密感，这种情感将维持终身，当他们自己有幸成为父亲和祖父时，这一亲情便能在他们各自带领的扩展家庭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合作纽带。

▍在中国近代，四代同堂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但因远古人类的寿命限制，很少有人能活着成为曾祖父，所以最理想情况下，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八九位已成为祖父的堂兄弟，各自率领着三四个核心家庭，构成一个五级父系群，其中辈份最低者拥有共同高祖父，这是个人能够从常规生活经历中感知到的亲缘关系的极限，而这个父系群的在世人数恰好接近邓巴数，当然，多数父系群没这么兴旺，因而人数会更少。

事实上，人类学家也发现，生活在前定居社会的人们，对祖先的记忆多半只限于祖父一辈，再往前就是一片朦胧，往往连名字都说不出；所以，若要将父系群扩展到更大规模，而同时又保持足够紧密的合作，必须借助其他手段来分辨亲缘关系。

以祖先之名

办法之一是强化对共同祖先的记忆。在没有文字的时代，用图腾和族徽等视觉符号来标识共同祖先和氏族身份，或许是最普遍的解决方案；另一种常见做法是，将从群体共祖通往在世者的系谱编成歌谣或口诀，在各种仪式性场合反复念诵，从而时常唤起在场者的祖先记忆。

南太平洋的萨摩亚人在这件事上就表现的特别认真，每个氏族都有一套叙述系谱的口诀，叫法阿鲁派加（fa'alupega），在萨摩亚村庄处理公共事务的政治集会福努（fono）上，每当一位酋长（代表村里一个氏族）入场时，所有在场的其他酋长都要吟诵前者的法阿鲁派加，表示对其身世的认可，集会临近结束，吟诵仪式再重复一遍。

▍萨摩亚家庭

从自己的本名开始向前追溯、罗列一串父系祖先名，是初民社会中十分流行的做法，在形成稳定的姓氏之前，这是正式场合称呼人名的常见方式，罗列的长度视需要而定，推测起来，很可能一直罗列到所有在场者的共祖为止，或者到某位声誉卓著的先辈。

这种呼名方式在现代阿拉伯人中仍可见到，而在其他民族中，长串父祖名（patronyms）逐渐被姓氏所取代，但往往仍保留一个父名作为中间名，比如斯拉夫人和荷兰人；出于类似理由，许多民族的多数姓氏，是由父名固化而来，犹太人姓名中的“ben”、阿拉伯人的“ibn”、北欧人的“-son”、爱尔兰人的“Mac-”、诺曼人的“Fitz-”，皆源于此类实践。

▍现任迪拜酋长国酋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和大王妃希德的长子拉希德·本·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

东亚人更熟悉的强化记忆方式，是立牌位、建宗庙、修祠堂，及各种祭祖仪式，类似的祖先崇拜与祭祀活动几乎存在于所有定居社会（后来有些社会缺失这些仪式，通常是因为被晚近发展起来的某种高级宗教排挤了）；这些仪式表面上是告慰祖先灵魂，实际上却履行着巩固群体内合作关系的社会功能。

每个定居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和始祖传说，始祖常常还会兼任创世之神，在吟诵和记忆共同祖先时，始祖的名称、形象和故事被固定下来，随着世代更替而逐渐变得遥远而神秘，最终被神化，或者被附会到某个既已存在的神灵上；这些神话的用意，并非像后来的哲学家那样，试图为世界存在或人类起源给出一个可信解释，而只是强化血缘纽带的一种叙事方式。

然而，祖先记忆和氏族历史叙事，只能为合作提供一种动机，尽管很重要，但并不能解决群体扩大后必定带来的内部冲突；当父系群规模超出邓巴数时，其中关系最远的青年已是三重或四重堂兄弟，亲缘系数（r）只有1/64或1/128，这么弱的亲缘，很难说服个人冒着牺牲重大利益的风险去和并无深交的远亲合作，只有在群体面临急迫的外部威胁，或者在多方混战中选择站在哪一边、与谁结盟这种场合，才能起作用。

老人政治的意义

要组成紧密而足够大型的群体，还需要其他手段，最早发展出的办法是强化父权——当前述五级父系群扩展到六级时，总人数就超出了邓巴数，但是，假如其中各分支的家长有能力约束其成员的行为，减少群体内部冲突，那就有了一种突破邓巴限制的方法：现在，群体和谐只需要家长们之间达成紧密合作即可。

▍只要那些有能力约束自己家族成员的家长能相互合作联盟，那么整个群体人数便可能突破邓巴数

如图所示，若每位家长控制一个十几二十人的扩展家庭，并且二三十位家长（他们是三重以内堂兄弟）组成合作联盟，那么群体规模便可达到三四百，与此同时，群内每个成员需要长期交往密切合作的熟人数量仍处于邓巴数之下。这样，当分属两个支系的年轻人发生冲突时，纠纷便可由双方家长出面解决，或提交家长会议裁断，并迫使当事人接受裁决结果。

同样，当群体面临外部威胁，或谋求与其他群体结盟，或准备对外发动攻击等公共事务而需要集体行动时，家长联盟将充当决策与执行机构；也可以这样理解：通过强化父权，家长们把家族树最下面一两层排除出了维持群体团结所需要的那个关键合作圈子，从而避开了邓巴数限制。

人类学材料显示，上述模式广泛存在于前国家定居社会，而且它正是在定居之后才出现的；游动性的狩猎采集社会大多是平等主义的，没有高度压制性的父权，长辈也很少向晚辈施加强制性规范，而一旦定居下来（或者游动性减弱），父权便出现了，并且在近代化之前的整个文明史上都占据主导地位。

当今世界，凡国家权力所不及的定居社会，像阿富汗、索马里、中东和非洲的部落地区，父权仍非常强大，并且是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

▍位于东非的马赛族是一个父系社会，部落内男性长者拥有重要事务的决定权，成员的等级则由年龄决定

父权的常见表现有：对家庭财产的控制，并尽可能的延迟分家，控制子女婚姻，社区内的老人政治；因定居而发展出的财产权，是家长执行父权的强大工具，爱尔兰传统社会的家长，会将财产牢牢控制在手里，即便子女都已成家也不分割家产；一些非洲部族的家长更夸张，当家庭财富增长时，优先用于为自己娶更多妻子，生更多孩子，而不是资助成年子女结婚成家（因而多妻往往与强父权相联系）。

这种做法发展到极致时，老男人们几乎垄断了娶妻机会，在非洲班图语民族（例如西非的约鲁巴人和豪萨人，肯尼亚的康巴人）的许多部落中，父权高度发达，多妻制盛行，男性在熬到40岁前很难娶到妻子，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孩常常被嫁给五六十岁的老男人；贾瑞德·戴蒙德在检查了大量人类学材料后发现，此类现象广泛存在于传统农牧业定居社会中。

我们很容易理解亲子冲突理论：尽管父母和子女很大程度上有着共同利益，但两者利益仍有重大区别，父母希望在各子女间恰当分配家庭资源，以便总体上获得最佳繁衍成效，而每个子女都希望更多资源分给自己这一支，所以不希望父亲生太多孩子。

▍摩门教末世圣徒教会的支持者、美国亚利桑那州的88岁老人乔·杰索普（最中间站立者）与他的5个妻子、46个子女以及239个第三代成员

强大的父权改变了亲子冲突中的力量对比，压制了子女需求中偏离父亲愿望的部分，而且宗族组织的发展又强化了这一父权优势：原本，父代的多子策略高度受限于本人寿命，当预期寿命不够长时，继续生育意义就不大了，因为失去父亲保护的孤儿很可能活不到成年，但有了宗族组织，孤儿就有望被亡父的兄弟、堂兄弟和叔伯收养，甚至得到族内救济制度的帮助（救济制度最初就是伴随宗族组织的发达而出现的）。

将亲子冲突理论稍作扩展，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家长制和部落老人政治：个人在家族树上所居层次（俗称辈份）越高，其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重合度就越高，因而长辈总是比晚辈更多地代表群体利益，他们之间若能达成紧密合作，便有望维持群体和谐，并获得集体行动能力，而同时，因为长辈间亲缘更近，长期熟识的几率也更高，因而紧密合作也更容易达成。

父权和家长联盟为扩大父系群提供了组织手段，不过，若仅限于此，群体规模的扩张将十分有限，因为家长联盟的规模本身受限于邓巴数（还要减去每个支系的规模），若要继续扩张，要么让每位家长控制更多成员，要么让家长联盟发展出多个层级，无论哪种安排，高层联盟中的每位成员都将代表一个比扩展家庭更大的支系。

宗族社会的诞生

问题是：谁来代表这个支系？假如寿命足够长，一位曾祖父便可代表四世同堂的大家族（比扩展家庭多出一级），但活的曾祖父太少了；一种解决方案是选举，事实上，部落民主制确实存在于一些古代社会；不过，更自然的安排是让长支拥有优先权（说它“自然”是因为其优先权是自动产生的，无须为此精心安排程序机制），比如周代的宗法制，让长支（大宗）对幼支（小宗）拥有某些支配权，并作为族长代表包含二者的上一级支系。

▍宗法制示意图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三级宗族结构，理论上，这样的安排可以无限制的迭代，从而产生任意规模的宗族，同时，每一层级的合作圈都限于几十人规模，因而每位家长或族长需要与之保持长期紧密合作关系的人数，也都限于邓巴数之下。

实际上，组织能力总是受限于交通、通信和信息处理能力等技术性限制，更致命的是，委托代理关系和逐级控制关系的不可靠性，随着层级增加，上层族长越来越无法代表下层支系的利益，也越来越难以对后者施加控制，经验表明，具有某种集体行动能力的多级宗族组织，规模上限大约几千，最多上万。

在古代中国，每当蛮族大规模入侵、中原动荡、王朝崩溃、帝国权力瓦解之际，宗族组织便兴旺起来，聚族自保历来是人们应对乱世的最自然反应，古典时代以来的第一轮宗族运动，便兴起于东晋衣冠南渡之时；如果说第一轮运动主要限于士族大家的话，南宋开始的第二轮运动则吸引了所有阶层的兴趣，家族成员无论贫富贵贱都被编入族谱。

和聚居村落的结构布局一样，宗族组织的紧密程度和集体行动能力同样显著相关于所处环境的安全性，华南农耕拓殖前线，或者国家权力因交通不便而难以覆盖的地方，宗族组织便趋于发达和紧密；人类学家林耀华描述的福建义序黄氏宗族，血缘纽带历二十多代六百多年而不断，到1930年代已发展到15个房支，每房又分若干支系，各有祠堂，从核心家庭到宗族，共达七个组织层级，总人口近万。

▍义序黄氏宗族祠堂

类似规模的宗族在华南比比皆是，在宗族之间时而发生的大型械斗中，双方常能组织起上千人的参战队伍，可见其规模之大，行动能力之强；华南许多宗族部分的从福建迁入江西，又从江西迁入湖南，但许多迁出支系与留在原地的支系之间仍能保持定期联系。

共同祖先记忆、父权、家长制、族长会议、大型宗族组织，这些由扩大父系群的种种努力所发展出的文化元素，不仅为定居社会的最初大型化创造了组织基础，也为此后的国家起源提供了部分制度准备，父权和族长权，是早期国家创建者所倚赖的诸多政治权力来源之一。

当然，父系结构的扩展只是社会大型化的多条线索之一，要建立起数十上百万人的大型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敬请继续关注后续系列文章。

文｜赵新宇

70多年前，鲁迅曾发表过一句感慨：“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

此后至今，每当人们讨论“国民性”、“屈辱的近代史”之类的话题，这句话都会反复出现，仿佛从东西方火药应用的差异入手，即可参透各文明发展不均等的天机。

然而，火药、枪炮与爆竹的历史不是像鲁迅唏嘘得那么简单。西方人的火药应用并不晚于东方人太多，而古代的中国人也绝非一味热爱和平，以至于耽误了军械研发，不得不任由西方人纵横于近代世界。

中华火药史前史

一般认为，火药发明于隋末唐初的东亚。也有些当代人出于民族自豪感，将早至东晋时期的炼丹家葛洪封为火药的发明者。鲁迅的感叹和许多人的困惑都由此而起：既然中国拥有火药比欧洲早了至少500年，那中国人怎么没早造出枪炮弹药来？

▍李约瑟是将中国枪炮发明时间向前追溯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大足北山佛湾149号石窟中的一尊神像用的就是火铳，《剑桥插图战争史》还收录了他的“发现”。但据中国学者考证，石窟实为风神抱风袋，而李约瑟以为是子弹的圆形颗粒物，只是喷浆修补神像时留下的

事实上，古代发明很难确认具体时间，而且古书上记载的“火药”，与后世打仗开矿的火药也不全是一回事。

早在东汉年间，便出现过把含有硝、硫、碳的物质混在一起炼丹的方子，但当时是用水炼而非火炼；葛洪虽然前进半步，采取了把硝石、猪大肠、松脂和雄黄放到一起火炼的炼丹法，但根据记载，似未造成爆炸或爆燃的效果，很难称得上是火药的起源。

唐初火药则是将等重量的硫磺、硝石放在罐子里，加入炭化皂角子或马兜铃并予以加热。长期以来，这种得到记载的“伏火”法都被用作“中国人早已发明火药”、比西方人早出数百年的证据。然而，所谓的“伏火”并不是为了搞爆破，而是要加工药料，改变其易燃易爆性、毒性或挥发性。真正意义上的火药应用，比这些炼丹技术的出现要晚得多。

▍原始火药配方“伏火硫黄法”，曾被误认为是孙思邈的创造

事实上，与鲁迅的想象相反，中国人第一次在炼丹外的领域使用“火药”，就是在货真价实的战场上，虽然也不是后世制造枪炮使用的爆炸性火药。

唐朝末年（10世纪早期）的战争中，留下了“发机飞火”的记载。围城者用箭头绑了火药球的“火箭”，发射出去烧灼城门。很明显，这种“火药”只能作为燃烧剂，不会产生爆炸效果，和现代枪炮中使用的爆炸性火药相去甚远。

1个多世纪后，“火药”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了文字记录中。1044年，北宋曾公亮等人在官修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中，详细记录了三种火药——火砲火药、蒺藜火球火药、毒药烟球火药——的制作方法，配方都颇复杂，配料至少也有十种。

▍《武经总要》卷十二：火药制法

以比例相对科学的火砲火药为例，它的成分包括了晋州硫磺、窝黄、焰硝、麻茹、干漆、砒黄、定粉、竹茹、黄丹、黄蜡、清油、桐油、松脂、浓油等各种物品，品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

这些东西调配起来的产品，显然也与现代人理解的黑火药差别很大。它不但杂质过多，硝、硫、碳三种组分的比例也不合理：按照“一硫二硝三碳”的正确配方，硝酸钾、碳和硫三样物质应分别在黑火药总质量中占比74.8%、13.3%和11.9%；而在《武经总要》的火药配方中，硝的用量最多只占总质量的一半，在算上外壳的毒药烟球火药中更是连30%都不到。

现代学者曾按照《武经总要》记载的方法，完整重现过宋朝火药的使用效果。他们用五层白纸包裹火砲火药，结果发现用木炭火和皮纸绳火都无法点燃，只有按照《武经总要》记述的点火方式——用烧红的铁锥扎上去——才能点燃这包火药。

即使在点燃以后，宋朝火药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虽然它燃烧得颇为猛烈，中心温度达到了1300度，但要是把火药放进空心铁球或竹筒里，即使用铁锥点燃后也还是缓慢燃烧，100克火药能烧上11分钟，中心温度只有130度左右。

针对另外两种火药的实验，得到的结果也相差不远。试验结果非常明显：北宋火药难以点燃，根本不会爆炸。

▍词意改变造成的一个经典乌龙：明刻本《武经总要》里的行砲车还是抛石机，四库全书版本里的却变成了金属火炮

随着战争进步的中华火药

和鲁迅的感慨尤其相反的是，我国的“火药”不但是在军事文献中第一次亮相，而且其配方也在战争技术的提高中逐渐涌现和改进，而催生出了最早的爆炸性火药。

1132年，镇守德安（今湖北安陆市）的陈规下达命令，以“火砲药”制造了20余条用于城防的“长竹竿火枪”。这种“火枪”的长度不短于两丈，非常笨重，需要两人才能操作，可以从竹筒里喷出火焰，烧毁敌人攻城的天桥。“火砲药”的配方虽无详细记载，但既然在塞入竹筒后还能剧烈燃烧，其配方应比《武经总要》记载的要科学一些。

在1161年的宋金采石战争中，又出现了史上第一种用于爆炸的火药 “霹雳砲”。这是一种掺有石灰的纸炮，其功能并非伤人性命，而是以爆炸挥散的石灰烟雾眯住敌兵的眼睛，使对方无法发挥战斗力。显然，这种火药武器并非现代军火的同类，而更像是武侠小说中的流氓斗殴伎俩。

真正意义上的爆炸性火药，是在1221年的战场上第一次被记录下来。作为最早的铁制外壳炸弹，金人的“铁火砲”威力巨大，能够将不幸中弹的宋兵的头部炸掉一半。有了这种革命性的爆炸性火药，我们日常所说的枪支弹药才有可能出现。

放鞭炮又是怎么回事

而“爆竹敬神”的民间鞭炮，也还是在军用火药的影响下才诞生于这一时期。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里的烟花爆竹

当然，在熟悉中国古诗词的文人眼中，“爆竹”的历史非常悠久，远在宋代以前。所谓中国花炮祖师李畋就是唐初人士，刘禹锡笔下也有“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的句子。北宋王安石的那首著名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更是让人相信燃放爆竹已是普遍的民俗。

但读诗的人未必知道，诗中的“爆竹”并非当代的鞭炮，只是指火烧竹子发出的爆破声。哪怕是在王安石的年代，也不会有人往竹筒里塞火药，因为会很难点燃，即使点燃了声音也比不上普通的燃烧。

文字记载中第一次出现真正的“鞭炮”，已经到了宋高宗时期，官员王铚用“小儿放纸砲”来形容“又爱又怕”。显然，民间的“纸砲”连名称都直接沿用自“砲”这样的军事名词，恐怕其匠人的灵感就来自于军火的影响。到13世纪初，“以硫黄为爆药”的火药也逐渐取代了其他燃料，变成了“爆竹”、“爆仗”的必需品。

此外，作为文娱用品，鞭炮也不是一夜之间就普及开来的。在1235年写就的《都城纪胜》里，“放爆竹”还是一项“瓦舍众伎”的表演项目；到1264年的《梦粱录》里，就已经有小贩叫卖“成架烟火”这样的玩意了。

而中国民用火药的发展之所以会晚于军用，宋朝对火药的管理政策也是重要原因。由于制作火药的硫黄大量进口自日本，为防止辽国通过转卖获取原料，北宋政府垄断了这项贸易，并禁止民间“私买硫黄、焰硝”。只有在金国占领中原，宋朝不再独占原料来源之后，鞭炮才得到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当然，也有两项对火药“民用先于军用”的明确记载。一项是引火线，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已经出现了“内藏药线”的连珠鞭炮；另据《续夷坚志》记载，金世宗大定末年（1189年之前），有猎人用一种以“卷爆”引发的“火罐”来猎狐狸。它的军用记录极其稀少，唯有金末的“飞火枪”点火靠“小铁罐”，可以推测是使用了引线。

不过，《武林旧事》和《续夷坚志》都是几十年后的作者所著，把自己对鞭炮的认识移植到过去的可能性很大；而战争中使用的“霹雳砲”、“铁火砲”等，既然要把点火与爆炸分开，也必须用到引线一类设置。

真正可以确定为“鞭炮敬神”早于“子弹御敌”的，是对火药燃烧产生反作用力的应用。宋朝的军用火器中，并没有用反作用力发射的武器。所谓“火箭”只是箭头加有火药、再用弓弩发射的箭而已。一些学者根据“自空而下落水中”的描述，认为“霹雳砲”是火药反冲式武器，实在过于牵强，且难以解释为何应用如此之少。

相反，南宋宫廷里为娱乐所放的“地老鼠”（记载于《齐东野语》）倒确实是反作用力应用的先驱。由于难以控制，它竟然还钻到了太后座下，吓得太后“拂衣径起”，宴会也搅得不欢而散。

西方甩开中国

“铁火砲”在宋金战争中亮相后，其革命意义一目了然，配方遂迅速传遍欧亚大陆。1262年，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在抵御基督徒军队进攻时使用了一种会爆炸的铁球，是为炸弹在西欧最早的使用记录。相比之下，南宋制造使用“铁火砲”的记录也是在1257年才第一次出现。中国人在开发枪炮炸弹方面，与西方人几乎是齐头并进，没占到什么先机。

▍元大德二年（1298年）铜火铳，全长34.7厘米，重6210克，是已知最早的金属火器

在此后一段时期内，东方的军火发展也不落后于西方。比如说，中国人造出管状火器的时间比西方要早——后人会从陈规火枪算起。最早能“射出弹丸”的火器也出现在中国，即1259年南宋军队制造的“突火枪”，它“以巨竹为筒”，可发射“子窠”——应该是颗粒装的散弹。不过，这种竹制“突火枪”没有批量生产，也没有留下任何作战记录。

在金属火器方面，1326年的一卷西方手抄本描绘了一座造型奇特的铁制炮，成为迄今所知西方最早的金属火器。它的形状与其说是大炮，不如说更像烧瓶，发射的也不是炮弹而是箭头。“铁瓶炮”的设计应该颇为原始，起的作用也不显著。它在英法百年战争中被使用过，但出现的并不频繁。

▍手抄本中描绘的“铁瓶炮”

而在东方，元朝出现的第一批真正的类枪炮武器看上去比西方同时期的“铁瓶炮”要靠谱一些，发明时间也很可能更早。到元朝末年，已经出现了不同口径铜火铳的区分：小口径的以手持发射散弹，大口径的装在架子上发射单发石弹。

不过，再过不到一百年，西方火炮就要把中国同类远远抛在身后了。重达十多吨的巨炮——臼炮——的诞生，一举扭转了东西方军械的实力对比。

从尺寸上，这种气势惊人的新武器口径往往超过50厘米，动辄可以把六七百磅的石弹射出一公里，气势惊人。中国人从未造出过这样的庞然大物，像明朝的碗口炮，最重不过“上百斤”。《武备志》里的“天字号神炮”，重量也只有280斤而已，还不如臼炮的炮弹重。

不过，西方人之所以能造出臼炮，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火器技术上占据了优势。臼炮虽然外貌惊人，但仍需要在药室与弹丸间塞上木塞来增大爆炸推力。明成祖从越南得来的“神机箭法”，使用的也是这一技术。臼炮体现的炮管铸造技术也不比中国人精细，只不过双方最终制成武器的体量和威力天差地别。

真正导致东西方军火发展差异的，还是各自军火实际应用上的差别。

与西方不同，中国不存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人造堡垒，夯土城墙一直到明朝才砌上了砖。而且，东亚战争的参与人数虽远多于西方，单兵装备却落后甚远——在装甲方面，只有御林军级别的军人才配有锁子甲。无论是在元末内战还是在明蒙战争中，大家都不会感受到研发先进军械、勇攀科技树的必要性，把太多资源投入到这个方面反而可能是不太明智的行为。

在这一点上，奥斯曼土耳其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直到14世纪，土耳其还对火器毫无建树，而随着战事的不断推进，1453年时他们就能搬出巨炮，轰击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土耳其巨炮的发射过程极为复杂，搬运也需要几十匹马加200多人，但其发射的600磅石弹，还是能在连续两个月的炮轰下，将伟大城市君士坦丁堡的坚固城防击垮。

▍奥斯曼土耳其的巨型臼炮：使用时先往后边的药室装上火药，拿木塞塞住，再旋上前边的炮管，从炮口装入石弹

到16世纪时，西方军事科技突飞猛进。铸铁技术已能够铸造一体成形的炮筒，发射火炮因此变得更加安全，射击的威力也更加巨大。粒化火药技术为不同用途的火器提供了合适的弹药，再也不必以木塞提升膛压，枪炮装填变得容易。

近代弹道学也逐渐成形，1537年，塔尔塔利亚出版了史上第一部射击理论著作，把枪炮从原来的巫术领域拉到了计算与实验的世界。

后来的中华军火

在不同的军事环境下，东西方的“爆炸性火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逐渐走进科学之后，中国却还在以玄学为基础探讨军火。不但本国火药研究拘泥于旧理论，就连引进西方军事科技的《西法神机》，在解析火药配方时都要用上阴阳五行。

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一般文人都没有准确描述军火的能力，而往往在文字中极尽夸张之能事。《金史》介绍早期炸弹“震天雷”，说它的爆炸声“闻者百里”；《武备志》记载手铳“单飞神火箭”，只用三钱火药就能伤敌于三百步之外，敌军人马中弹后被直接射穿，一次还能贯穿好几个。即使在反映当代枪战的电影中，这样表现枪械的力量也会因过于夸张而遭到批评。

当然，文人笔下火力强大的“嘴炮”，其缺陷一经前线将领使用就会暴露无遗。比如手持火铳“神枪”，邱濬称其能射出百步之远，敌人听到枪响就已经被射中了；到了面临实战考验的戚继光手里，便发现其射出的箭矢歪来扭去，甚至常把箭屁股朝前打出去，几近废品。对于碗口炮，《武编》认为它声势很大，射击角度调一点点，射程就变了一大截；戚继光却说它“腹小口大”，火药装填量小，炮弹又太重，发射无力，派不上大用场。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对火器吹过牛的不止中国人。1622年来华的传教士汤若望，在他与中国人合作编著的《火攻掣要》中声称，小弗朗机炮仰放可到二三千步，大弗朗机炮，仰放可到三四千步，把射程夸大了两倍都不止。作为接受过欧洲科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汤若望显然也在他的中国生涯中习得了卓绝的放卫星技术。

▍明朝最负盛名的弗朗机炮，一种出现于1370年的后膛炮，分为子铳和母铳两个部分，子铳预先装填弹药，需发射时填入母铳腔室后点火。它并非一体成形铸造，威力和射程有限，传入中国时已逐渐为欧洲人弃用

明朝士子忙着吹牛的同时，西方火器开始进入东方，并在明朝后期战争中叱咤风云。弗郎机炮、噜密炮、日本鸟铳、红夷大炮等等西方色彩浓厚的名字，纷纷给东方战场上的人们带来空前的震撼。

而再过两个世纪，东西方两个世界就将带着各自的军火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并以其惨烈的战果，引发鲁迅和无数中国文人的爆竹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