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祥莆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一列深绿色专列停靠在深圳火车站，一位身穿深灰色夹克、黑色西裤的老人在众人搀扶下出现在月台，他与在此等待多时的各级官员稍事寒暄后，被搀扶上一辆中巴。

数天后，全中国人都在邓小平南巡的专题报道中看到他参观深圳国贸、蛇口工业区的画面，以及那辆时不时会出现的中巴。此后二十多年里，这不起眼的中巴越来越多地出现领导视察基层的新闻画面中，这款中巴就是丰田考斯特。

▍邓小平在深圳乘坐考斯特视察

中国有一套严密的行政标准用车规范，行政级别越高，配备的轿车档次越高，但是，到了一定级别之后，考斯特这种根本不在标准用车范围之内的中巴，反而不显山不露水地成为高级官员视察专用车。

这款在中国大陆之外主要用于中短途的民用车，在中国扮演的特殊角色，大概它的生产设计者从来就没有想到过。

从壁垒森严到秩序瓦解

在中国人心目中，红旗车才是至高无上的“中国第一车”，尤其改革开放前，它与最高领导人紧密相连。实际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很晚才乘坐红旗车，1973年周恩来视察延安时，座驾依然是苏联制造。

中共建政之初，就参考苏联标准制定一套层级分明的官员用车标准。根据规定，一级到三级干部可使用苏制吉斯、吉姆以及国产红旗防弹车；三级到八级使用普通红旗轿车；九到十二级可以使用伏尔加、上海轿车、十二级以下则不配备汽车。

▍苏制伏尔加轿车（左）与国产上海轿车（右）

最顶级的吉斯115是装甲防弹车，原型是美国1930年代的帕卡德（Packard）180，加装防弹装甲后整车重达7.5吨，1942年仿制成功后，成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们的专用车。

▍吉斯110/115系列仪表内饰

斯大林一共只送给中国5台吉斯115。此后，毛泽东的座驾是捷克的斯柯达VOS-L加长款，当时全中国仅两台，毛和朱德一人一辆，但档次低于吉斯的斯柯达只在1950-1952年间风光了一阵。

▍斯柯达VOS-L加长版

虽然红旗加长版的CA770于1965年研制成功，1969年又研制成装甲防弹版的CA772，但直到1972年毛泽东才偶尔乘用红旗车，吉斯115仍为其终身专车。毕竟无论外观还是仪表内饰，红旗车与苏联的吉斯115差距一望而知。

▍红旗770/772系列仪表内饰

苏制吉姆比吉斯115低一个档次，在苏联原本为部长级官员乘用车，但只送给中国10辆，其中一辆还被分给毛泽东，与那辆吉斯115轮着用。余者为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人座驾。

▍吉姆轿车（GAZ 12 ZiM）

吉斯、吉姆均无后视镜，今天博物馆的解释是：“该车没有倒车镜，主要是因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要求‘社会主义不能开倒车’，同时车辆乘坐级别非常高，使用时一般都有警卫车队护驾无需倒车所致。”不过，苏联版也没有后视镜。

红旗车地位居于苏制吉斯和吉姆之后，自有其道理，因为苏联的GAZ13与红旗模仿自同一款美国车，但GAZ13在苏联只是部长以下的高级公务乘用车。毛主席等人是懂车的。

▍访华的西哈努克亲王与周恩来乘坐红旗敞篷车

改革开放前，中国官员可选座驾极为有限且严重落伍，但由于中国普通人根本没有资格乘坐轿车，只要是辆轿车几乎就是高级官员的象征，这是中国用车等级制最壁垒森严的时期。

打开国门后，由红旗、上海、北京吉普构成的用车等级秩序被西方进口车冲垮，老旧的红旗被迫于1984年停产。由于未能及时建立新的行政用车规范，基层官员顺势实现了专车梦，也出现了官员品级与座驾档次倒挂的僭越现象。

经过与各种超规格配车的斗智斗勇，1999年一套灵活而又严密的公务用车标准出台：正部级可配排气量3.0升以下45万元以内的轿车；副部级则使用同排量35万元以内的轿车；其他公务用车一般配备排气量2.0升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的轿车。

不过，这个规范对部级以上官员配车标准却语焉不详。这不重要，因为在普通人只要有钱可以任意买车的时代，高级首长们早已悄然放弃用豪华轿车显示身份地位，他们未必介意下基层视察时有豪车随行，但他们是一定要坐在中巴车里的。

历史选中了考斯特

最高领袖喜欢中巴的特殊偏好甚至可追溯到延安时代的毛泽东。1940年，华侨富商陈嘉庚见毛泽东没有专车，特意赠送两台福特轿车，但毛泽东嫌它太招摇，转赠给老同志。1944年，国际红十字会赠送延安一台救护车，毛欣然将之变为专车。这大概是中国第一辆充当领袖专车的中巴。

毛喜欢车里坐满人被簇拥的感觉，获得斯大林赠送的吉斯防弹车后，毛喜欢刻意捎带满满一车人并一个个送到家，文革前，搭便车的是多年战友，后来就只剩下警卫员了。

如果高级首长视察基层，即使是三排座的轿车，能容纳的随员和地方干部也非常有限，而且局促的空间也颇不利于在车上听取汇报。好在改革开放前，领袖们很少下基层。

改革开放后，领袖们定期走访基层，尤其是偏僻地区渐成惯例，无论车内空间，还是为了不显得过于招摇，专用轿车都不胜任乘坐。1980年代初，因为缺乏适合高级官员们视察基层的合适车辆，经常会临时征用公交车。

▍1982年7月23日，李鹏（右五）随胡耀邦考察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发电厂

这时，刚进入中国的日本面包车及时承接了这一光荣任务。当时中国尚穷，面包车一度是基层官员过渡到轿车时代前的标准配车，相对当时的国产轿车，不但有良好舒适性，更因动力充沛质量卓越有极好的道路通用性，成为首长们下基层的标准用车。

▍1984年4月胡耀邦考察湖北恩施（身后为日产Caravan面包车）

▍1986年1月3日，胡耀邦在广东云浮视察（身后为马自达面包车）

比起轿车，面包车虽然更胜任首长们下基层的专用车任务，但无论是空间、舒适性和道路通过性仍明显不足，尤其是座椅固定只能乘坐七人。而通常中央首长下基层，贴身随员和紧密陪同以备咨询的省、地及最基层官员，再加上新华社记者，根本没法挤进一辆车，非常不利于行车途中工作。

首长们其实更需要一款质量可靠、舒适性良好的中巴车，但当时各种国产杂牌中型客车车可怕的质量和乘车体验，不可能担此重任，而当时中国市场上唯一能见到的进口中巴车，恰好是考斯特。

它简直就是像为首长视察基层专门设计： 20-23座的考斯特不仅足以确保随行人员、各级地方领导、新闻记者同车，一般还能留出五席以上空位，不至于拥挤；它在舒适度上明显要比面包车高出一个档次。

▍2015款4.0L豪华版考斯特基本规格

▍豪华版考斯特的首长席（真皮航空座椅）、办公桌及汇报席

高底盘直靠背硬沙发的设计非常适合体型富态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乘坐，加宽的车体以及前移的空调蒸发器，使后排乘客获得了更大的乘坐空间。

▍电动迎宾台阶

考斯特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优势是简朴、不招摇，相比官气十足的豪华轿车，中巴是人们生活经验范围内的车型。领导人车队往往拥有不止一辆考斯特，它能显著缩减车队规模，实现轻车简从。

中央领导人出行时乘坐考斯特，很快在中国政坛形成示范效应，于是考斯特迅速在省、市、县级党政部门风靡，并将用户扩展到涉外旅游公司、企事业单位。

▍陈云视察上海宝山

难以撼动的地位

新世纪初，由于城市大公交迅速向城郊乡村拓展，中巴车市场急剧萎缩，车种消亡的趋势不可逆转。这种情况下仍坚持乘坐考斯特中巴车的，基本上只有高级领导了。

无意中扮演官车角色的考斯特，一演就是二十多年，厂家当然会顺势不断改进以巩固其地位，今天，领导们乘坐的改装公务版考斯特与营运版相比，除了车壳什么都不一样了。

今天的考斯特公务车，较之当年邓小平乘坐的考斯特，从车内设施到底盘、发动机都经全新设计，并针对中国市场独特用途提供了一系列原厂改装配件，为高级领导干部提供了理想的移动办公空间。

▍一汽丰田为考斯特提供的部分原厂改装项目

为获得更好的舒适性，重达3.7吨的丰田考斯特只搭载了一台2.7升的汽油发动机，虽然动力非常有限，但却更加安静平顺。这也说明考斯特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已不再是跋山涉水的工具，而是在城市视察时的日常用车。

▍“前独立悬架 整体式后桥”，“钢板弹簧 液压减震筒”的组合，确保了不亚于轿车的乘坐舒适度

▍首长使用的vip尊贵版（上）配备了与营运版（下）完全不同的车内设施

充当公务用途车的考斯特不止是内里别有乾坤，甚至连外壳都越来越独树一帜——发展出一套庄重大方自成体系的配色方案，轻佻的彩色车身在大陆的政府采购中被自然淘汰。

▍中国港台地区常见的彩色考斯特，一般用于企业通勤和酒店接送

很少有合资厂家会专门提供可额外选装的中文标志，但丰田在考斯特身上体贴地采用了一种违反中国民间进口车消费逻辑的做法。这样的做法非常奏效，即便在反日运动高潮，新闻报道中也看不到一辆考斯特被砸。

▍左图为2012年9月反日游行中被攻击的一辆汽车，右图为被人们包围的丰田考斯特

厂家的工夫没有白费，考斯特最终在朴素的外表下提供了超越同价位轿车的乘坐体验，舒适性和观感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以至于各级党政机关除了它谁都不认。

丰田考斯特的江湖地位刺激了中国汽车企业的山寨热情，它们的努力使得中国偏远城乡公路上奔跑的中巴都开始长得越来越像丰田考斯特。

▍国内生产的类似考斯特的中巴

丰田考斯特独占中国公务车最顶端的生态位，当然会招徕真正有力的竞争者。现代康恩迪和尼桑碧莲都瞄准了这个市场，这两个车型的第三方内部空间改装方案中，会议桌、隔离板、首长席一应俱全，厂家在宣传时也毫不掩饰地将为中国领导服务作为卖点。

▍现代康恩迪（左）与尼桑碧莲（右）

丰田当然嗅到了危机，在考斯特的中国官网上有这样一段话：“自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国市场以来，COASTER凭借着卓越的品质和极高的美誉度，一举成为中国高端用户公商务用车的首选……同时更是创造了连续十多年服务全国‘两会’的记录。”

▍尼桑碧莲广告宣传图片

——之所以丰田会刻意强调“正统性”，是因为相比于技术、价格，政府长期采购的强大惯性和时间积累起来的品牌声望，已是其难以撼动的最大资本。

并非只有中国领导人出行时喜欢中巴，美国总统长途出行也会经常用到巴士。但相比没有任何物理防御的丰田考斯特，美国总统巴士和绝大多数国家元首外出喜欢乘坐的装甲防弹车一样，可谓武装到了牙齿。

▍奥巴马乘坐的X3-45型装甲巴士 “地面力量一号（Ground Force One）”特勤局代号“驿站马车（stagecoach）”造价高达110万美元

▍身板和车窗都没有经过安防改造的丰田考斯特中巴车

这些总统专车之所以要在装备上搞得如临大敌，是因为他们无法做到在专车沿途线路的射界之内，所有人都是经过挑选的。

文｜史祥莆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一列深绿色专列停靠在深圳火车站，一位身穿深灰色夹克、黑色西裤的老人在众人搀扶下出现在月台，他与在此等待多时的各级官员稍事寒暄后，被搀扶上一辆中巴。

数天后，全中国人都在邓小平南巡的专题报道中看到他参观深圳国贸、蛇口工业区的画面，以及那辆时不时会出现的中巴。此后二十多年里，这不起眼的中巴越来越多地出现领导视察基层的新闻画面中，这款中巴就是丰田考斯特。

▍邓小平在深圳乘坐考斯特视察

中国有一套严密的行政标准用车规范，行政级别越高，配备的轿车档次越高，但是，到了一定级别之后，考斯特这种根本不在标准用车范围之内的中巴，反而不显山不露水地成为高级官员视察专用车。

这款在中国大陆之外主要用于中短途的民用车，在中国扮演的特殊角色，大概它的生产设计者从来就没有想到过。

从壁垒森严到秩序瓦解

在中国人心目中，红旗车才是至高无上的“中国第一车”，尤其改革开放前，它与最高领导人紧密相连。实际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很晚才乘坐红旗车，1973年周恩来视察延安时，座驾依然是苏联制造。

中共建政之初，就参考苏联标准制定一套层级分明的官员用车标准。根据规定，一级到三级干部可使用苏制吉斯、吉姆以及国产红旗防弹车；三级到八级使用普通红旗轿车；九到十二级可以使用伏尔加、上海轿车、十二级以下则不配备汽车。

▍苏制伏尔加轿车（左）与国产上海轿车（右）

最顶级的吉斯115是装甲防弹车，原型是美国1930年代的帕卡德（Packard）180，加装防弹装甲后整车重达7.5吨，1942年仿制成功后，成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们的专用车。

▍吉斯110/115系列仪表内饰

斯大林一共只送给中国5台吉斯115。此后，毛泽东的座驾是捷克的斯柯达VOS-L加长款，当时全中国仅两台，毛和朱德一人一辆，但档次低于吉斯的斯柯达只在1950-1952年间风光了一阵。

▍斯柯达VOS-L加长版

虽然红旗加长版的CA770于1965年研制成功，1969年又研制成装甲防弹版的CA772，但直到1972年毛泽东才偶尔乘用红旗车，吉斯115仍为其终身专车。毕竟无论外观还是仪表内饰，红旗车与苏联的吉斯115差距一望而知。

▍红旗770/772系列仪表内饰

苏制吉姆比吉斯115低一个档次，在苏联原本为部长级官员乘用车，但只送给中国10辆，其中一辆还被分给毛泽东，与那辆吉斯115轮着用。余者为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人座驾。

▍吉姆轿车（GAZ 12 ZiM）

吉斯、吉姆均无后视镜，今天博物馆的解释是：“该车没有倒车镜，主要是因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要求‘社会主义不能开倒车’，同时车辆乘坐级别非常高，使用时一般都有警卫车队护驾无需倒车所致。”不过，苏联版也没有后视镜。

红旗车地位居于苏制吉斯和吉姆之后，自有其道理，因为苏联的GAZ13与红旗模仿自同一款美国车，但GAZ13在苏联只是部长以下的高级公务乘用车。毛主席等人是懂车的。

▍访华的西哈努克亲王与周恩来乘坐红旗敞篷车

改革开放前，中国官员可选座驾极为有限且严重落伍，但由于中国普通人根本没有资格乘坐轿车，只要是辆轿车几乎就是高级官员的象征，这是中国用车等级制最壁垒森严的时期。

打开国门后，由红旗、上海、北京吉普构成的用车等级秩序被西方进口车冲垮，老旧的红旗被迫于1984年停产。由于未能及时建立新的行政用车规范，基层官员顺势实现了专车梦，也出现了官员品级与座驾档次倒挂的僭越现象。

经过与各种超规格配车的斗智斗勇，1999年一套灵活而又严密的公务用车标准出台：正部级可配排气量3.0升以下45万元以内的轿车；副部级则使用同排量35万元以内的轿车；其他公务用车一般配备排气量2.0升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的轿车。

不过，这个规范对部级以上官员配车标准却语焉不详。这不重要，因为在普通人只要有钱可以任意买车的时代，高级首长们早已悄然放弃用豪华轿车显示身份地位，他们未必介意下基层视察时有豪车随行，但他们是一定要坐在中巴车里的。

历史选中了考斯特

最高领袖喜欢中巴的特殊偏好甚至可追溯到延安时代的毛泽东。1940年，华侨富商陈嘉庚见毛泽东没有专车，特意赠送两台福特轿车，但毛泽东嫌它太招摇，转赠给老同志。1944年，国际红十字会赠送延安一台救护车，毛欣然将之变为专车。这大概是中国第一辆充当领袖专车的中巴。

毛喜欢车里坐满人被簇拥的感觉，获得斯大林赠送的吉斯防弹车后，毛喜欢刻意捎带满满一车人并一个个送到家，文革前，搭便车的是多年战友，后来就只剩下警卫员了。

如果高级首长视察基层，即使是三排座的轿车，能容纳的随员和地方干部也非常有限，而且局促的空间也颇不利于在车上听取汇报。好在改革开放前，领袖们很少下基层。

改革开放后，领袖们定期走访基层，尤其是偏僻地区渐成惯例，无论车内空间，还是为了不显得过于招摇，专用轿车都不胜任乘坐。1980年代初，因为缺乏适合高级官员们视察基层的合适车辆，经常会临时征用公交车。

▍1982年7月23日，李鹏（右五）随胡耀邦考察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发电厂

这时，刚进入中国的日本面包车及时承接了这一光荣任务。当时中国尚穷，面包车一度是基层官员过渡到轿车时代前的标准配车，相对当时的国产轿车，不但有良好舒适性，更因动力充沛质量卓越有极好的道路通用性，成为首长们下基层的标准用车。

▍1984年4月胡耀邦考察湖北恩施（身后为日产Caravan面包车）

▍1986年1月3日，胡耀邦在广东云浮视察（身后为马自达面包车）

比起轿车，面包车虽然更胜任首长们下基层的专用车任务，但无论是空间、舒适性和道路通过性仍明显不足，尤其是座椅固定只能乘坐七人。而通常中央首长下基层，贴身随员和紧密陪同以备咨询的省、地及最基层官员，再加上新华社记者，根本没法挤进一辆车，非常不利于行车途中工作。

首长们其实更需要一款质量可靠、舒适性良好的中巴车，但当时各种国产杂牌中型客车可怕的质量和乘车体验，不可能担此重任，而当时中国市场上唯一能见到的进口中巴车，恰好是考斯特。

它简直就是像为首长视察基层专门设计： 20-23座的考斯特不仅足以确保随行人员、各级地方领导、新闻记者同车，一般还能留出五席以上空位，不至于拥挤；它在舒适度上明显要比面包车高出一个档次。

▍2015款4.0L豪华版考斯特基本规格

▍豪华版考斯特的首长席（真皮航空座椅）、办公桌及汇报席

高底盘直靠背硬沙发的设计非常适合体型富态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乘坐，加宽的车体以及前移的空调蒸发器，使后排乘客获得了更大的乘坐空间。

▍电动迎宾台阶

考斯特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优势是简朴、不招摇，相比官气十足的豪华轿车，中巴是人们生活经验范围内的车型。领导人车队往往拥有不止一辆考斯特，它能显著缩减车队规模，实现轻车简从。

中央领导人出行时乘坐考斯特，很快在中国政坛形成示范效应，于是考斯特迅速在省、市、县级党政部门风靡，并将用户扩展到涉外旅游公司、企事业单位。

▍陈云视察上海宝山

难以撼动的地位

新世纪初，由于城市大公交迅速向城郊乡村拓展，中巴车市场急剧萎缩，车种消亡的趋势不可逆转。这种情况下仍坚持乘坐考斯特中巴车的，基本上只有高级领导了。

无意中扮演官车角色的考斯特，一演就是二十多年，厂家当然会顺势不断改进以巩固其地位，今天，领导们乘坐的改装公务版考斯特与营运版相比，除了车壳什么都不一样了。

今天的考斯特公务车，较之当年邓小平乘坐的考斯特，从车内设施到底盘、发动机都经全新设计，并针对中国市场独特用途提供了一系列原厂改装配件，为高级领导干部提供了理想的移动办公空间。

▍一汽丰田为考斯特提供的部分原厂改装项目

为获得更好的舒适性，重达3.7吨的丰田考斯特只搭载了一台2.7升的汽油发动机，虽然动力非常有限，但却更加安静平顺。这也说明考斯特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已不再是跋山涉水的工具，而是在城市视察时的日常用车。

▍“前独立悬架 整体式后桥”，“钢板弹簧 液压减震筒”的组合，确保了不亚于轿车的乘坐舒适度

▍首长使用的vip尊贵版（上）配备了与营运版（下）完全不同的车内设施

充当公务用途车的考斯特不止是内里别有乾坤，甚至连外壳都越来越独树一帜——发展出一套庄重大方自成体系的配色方案，轻佻的彩色车身在大陆的政府采购中被自然淘汰。

▍中国港台地区常见的彩色考斯特，一般用于企业通勤和酒店接送

很少有合资厂家会专门提供可额外选装的中文标志，但丰田在考斯特身上体贴地采用了一种违反中国民间进口车消费逻辑的做法。这样的做法非常奏效，即便在反日运动高潮，新闻报道中也看不到一辆考斯特被砸。

▍左图为2012年9月反日游行中被攻击的一辆汽车，右图为被人们包围的丰田考斯特

厂家的工夫没有白费，考斯特最终在朴素的外表下提供了超越同价位轿车的乘坐体验，舒适性和观感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以至于各级党政机关除了它谁都不认。

丰田考斯特的江湖地位刺激了中国汽车企业的山寨热情，它们的努力使得中国偏远城乡公路上奔跑的中巴都开始长得越来越像丰田考斯特。

▍国内生产的类似考斯特的中巴

丰田考斯特独占中国公务车最顶端的生态位，当然会招徕真正有力的竞争者。现代康恩迪和尼桑碧莲都瞄准了这个市场，这两个车型的第三方内部空间改装方案中，会议桌、隔离板、首长席一应俱全，厂家在宣传时也毫不掩饰地将为中国领导服务作为卖点。

▍现代康恩迪（左）与尼桑碧莲（右）

丰田当然嗅到了危机，在考斯特的中国官网上有这样一段话：“自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国市场以来，COASTER凭借着卓越的品质和极高的美誉度，一举成为中国高端用户公商务用车的首选……同时更是创造了连续十多年服务全国‘两会’的记录。”

▍尼桑碧莲广告宣传图片

——之所以丰田会刻意强调“正统性”，是因为相比于技术、价格，政府长期采购的强大惯性和时间积累起来的品牌声望，已是其难以撼动的最大资本。

并非只有中国领导人出行时喜欢中巴，美国总统长途出行也会经常用到巴士。但相比没有任何物理防御的丰田考斯特，美国总统巴士和绝大多数国家元首外出喜欢乘坐的装甲防弹车一样，可谓武装到了牙齿。

▍奥巴马乘坐的X3-45型装甲巴士 “地面力量一号（Ground Force One）”特勤局代号“驿站马车（stagecoach）”造价高达110万美元

▍身板和车窗都没有经过安防改造的丰田考斯特中巴车

这些总统专车之所以要在装备上搞得如临大敌，是因为他们无法做到在专车沿途线路的射界之内，所有人都是经过挑选的。

文｜史祥莆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一列深绿色专列停靠在深圳火车站，一位身穿深灰色夹克、黑色西裤的老人在众人搀扶下出现在月台，他与在此等待多时的各级官员稍事寒暄后，被搀扶上一辆中巴。

数天后，全中国人都在邓小平南巡的专题报道中看到他参观深圳国贸、蛇口工业区的画面，以及那辆时不时会出现的中巴。此后二十多年里，这不起眼的中巴越来越多地出现领导视察基层的新闻画面中，这款中巴就是丰田考斯特。

▍邓小平在深圳乘坐考斯特视察

中国有一套严密的行政标准用车规范，行政级别越高，配备的轿车档次越高，但是，到了一定级别之后，考斯特这种根本不在标准用车范围之内的中巴，反而不显山不露水地成为高级官员视察专用车。

这款在中国大陆之外主要用于中短途的民用车，在中国扮演的特殊角色，大概它的生产设计者从来就没有想到过。

从壁垒森严到秩序瓦解

在中国人心目中，红旗车才是至高无上的“中国第一车”，尤其改革开放前，它与最高领导人紧密相连。实际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很晚才乘坐红旗车，1973年周恩来视察延安时，座驾依然是苏联制造。

中共建政之初，就参考苏联标准制定一套层级分明的官员用车标准。根据规定，一级到三级干部可使用苏制吉斯、吉姆以及国产红旗防弹车；三级到八级使用普通红旗轿车；九到十二级可以使用伏尔加、上海轿车、十二级以下则不配备汽车。

▍苏制伏尔加轿车（左）与国产上海轿车（右）

最顶级的吉斯115是装甲防弹车，原型是美国1930年代的帕卡德（Packard）180，加装防弹装甲后整车重达7.5吨，1942年仿制成功后，成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们的专用车。

▍吉斯110/115系列仪表内饰

斯大林一共只送给中国5台吉斯115。此后，毛泽东的座驾是捷克的斯柯达VOS-L加长款，当时全中国仅两台，毛和朱德一人一辆，但档次低于吉斯的斯柯达只在1950-1952年间风光了一阵。

▍斯柯达VOS-L加长版

虽然红旗加长版的CA770于1965年研制成功，1969年又研制成装甲防弹版的CA772，但直到1972年毛泽东才偶尔乘用红旗车，吉斯115仍为其终身专车。毕竟无论外观还是仪表内饰，红旗车与苏联的吉斯115差距一望而知。

▍红旗770/772系列仪表内饰

苏制吉姆比吉斯115低一个档次，在苏联原本为部长级官员乘用车，但只送给中国10辆，其中一辆还被分给毛泽东，与那辆吉斯115轮着用。余者为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人座驾。

▍吉姆轿车（GAZ 12 ZiM）

吉斯、吉姆均无后视镜，今天博物馆的解释是：“该车没有倒车镜，主要是因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要求‘社会主义不能开倒车’，同时车辆乘坐级别非常高，使用时一般都有警卫车队护驾无需倒车所致。”不过，苏联版也没有后视镜。

红旗车地位居于苏制吉斯和吉姆之后，自有其道理，因为苏联的GAZ13与红旗模仿自同一款美国车，但GAZ13在苏联只是部长以下的高级公务乘用车。毛主席等人是懂车的。

▍访华的西哈努克亲王与周恩来乘坐红旗敞篷车

改革开放前，中国官员可选座驾极为有限且严重落伍，但由于中国普通人根本没有资格乘坐轿车，只要是辆轿车几乎就是高级官员的象征，这是中国用车等级制最壁垒森严的时期。

打开国门后，由红旗、上海、北京吉普构成的用车等级秩序被西方进口车冲垮，老旧的红旗被迫于1984年停产。由于未能及时建立新的行政用车规范，基层官员顺势实现了专车梦，也出现了官员品级与座驾档次倒挂的僭越现象。

经过与各种超规格配车的斗智斗勇，1999年一套灵活而又严密的公务用车标准出台：正部级可配排气量3.0升以下45万元以内的轿车；副部级则使用同排量35万元以内的轿车；其他公务用车一般配备排气量2.0升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的轿车。

不过，这个规范对部级以上官员配车标准却语焉不详。这不重要，因为在普通人只要有钱可以任意买车的时代，高级首长们早已悄然放弃用豪华轿车显示身份地位，他们未必介意下基层视察时有豪车随行，但他们是一定要坐在中巴车里的。

历史选中了考斯特

最高领袖喜欢中巴的特殊偏好甚至可追溯到延安时代的毛泽东。1940年，华侨富商陈嘉庚见毛泽东没有专车，特意赠送两台福特轿车，但毛泽东嫌它太招摇，转赠给老同志。1944年，国际红十字会赠送延安一台救护车，毛欣然将之变为专车。这大概是中国第一辆充当领袖专车的中巴。

毛喜欢车里坐满人被簇拥的感觉，获得斯大林赠送的吉斯防弹车后，毛喜欢刻意捎带满满一车人并一个个送到家，文革前，搭便车的是多年战友，后来就只剩下警卫员了。

如果高级首长视察基层，即使是三排座的轿车，能容纳的随员和地方干部也非常有限，而且局促的空间也颇不利于在车上听取汇报。好在改革开放前，领袖们很少下基层。

改革开放后，领袖们定期走访基层，尤其是偏僻地区渐成惯例，无论车内空间，还是为了不显得过于招摇，专用轿车都不胜任乘坐。1980年代初，因为缺乏适合高级官员们视察基层的合适车辆，经常会临时征用公交车。

▍1982年7月23日，李鹏（右五）随胡耀邦考察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发电厂

这时，刚进入中国的日本面包车及时承接了这一光荣任务。当时中国尚穷，面包车一度是基层官员过渡到轿车时代前的标准配车，相对当时的国产轿车，不但有良好舒适性，更因动力充沛质量卓越有极好的道路通用性，成为首长们下基层的标准用车。

▍1984年4月胡耀邦考察湖北恩施（身后为日产Caravan面包车）

▍1986年1月3日，胡耀邦在广东云浮视察（身后为马自达面包车）

比起轿车，面包车虽然更胜任首长们下基层的专用车任务，但无论是空间、舒适性和道路通过性仍明显不足，尤其是座椅固定只能乘坐七人。而通常中央首长下基层，贴身随员和紧密陪同以备咨询的省、地及最基层官员，再加上新华社记者，根本没法挤进一辆车，非常不利于行车途中工作。

首长们其实更需要一款质量可靠、舒适性良好的中巴车，但当时各种国产杂牌中型客车可怕的质量和乘车体验，不可能担此重任，而当时中国市场上唯一能见到的进口中巴车，恰好是考斯特。

它简直就是像为首长视察基层专门设计： 20-23座的考斯特不仅足以确保随行人员、各级地方领导、新闻记者同车，一般还能留出五席以上空位，不至于拥挤；它在舒适度上明显要比面包车高出一个档次。

▍2015款4.0L豪华版考斯特基本规格

▍豪华版考斯特的首长席（真皮航空座椅）、办公桌及汇报席

高底盘直靠背硬沙发的设计非常适合体型富态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乘坐，加宽的车体以及前移的空调蒸发器，使后排乘客获得了更大的乘坐空间。

▍电动迎宾台阶

考斯特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优势是简朴、不招摇，相比官气十足的豪华轿车，中巴是人们生活经验范围内的车型。领导人车队往往拥有不止一辆考斯特，它能显著缩减车队规模，实现轻车简从。

中央领导人出行时乘坐考斯特，很快在中国政坛形成示范效应，于是考斯特迅速在省、市、县级党政部门风靡，并将用户扩展到涉外旅游公司、企事业单位。

▍陈云视察上海宝山

难以撼动的地位

新世纪初，由于城市大公交迅速向城郊乡村拓展，中巴车市场急剧萎缩，车种消亡的趋势不可逆转。这种情况下仍坚持乘坐考斯特中巴车的，基本上只有高级领导了。

无意中扮演官车角色的考斯特，一演就是二十多年，厂家当然会顺势不断改进以巩固其地位，今天，领导们乘坐的改装公务版考斯特与营运版相比，除了车壳什么都不一样了。

今天的考斯特公务车，较之当年邓小平乘坐的考斯特，从车内设施到底盘、发动机都经全新设计，并针对中国市场独特用途提供了一系列原厂改装配件，为高级领导干部提供了理想的移动办公空间。

▍一汽丰田为考斯特提供的部分原厂改装项目

为获得更好的舒适性，重达3.7吨的丰田考斯特搭载了一台2.7升的汽油发动机，虽然动力非常有限，但却更加安静平顺。这也说明考斯特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已不再是跋山涉水的工具，而是在城市视察时的日常用车。

▍“前独立悬架 整体式后桥”，“钢板弹簧 液压减震筒”的组合，确保了不亚于轿车的乘坐舒适度

▍首长使用的vip尊贵版（上）配备了与营运版（下）完全不同的车内设施

充当公务用途车的考斯特不止是内里别有乾坤，甚至连外壳都越来越独树一帜——发展出一套庄重大方自成体系的配色方案，轻佻的彩色车身在大陆的政府采购中被自然淘汰。

▍中国港台地区常见的彩色考斯特，一般用于企业通勤和酒店接送

很少有合资厂家会专门提供可额外选装的中文标志，但丰田在考斯特身上体贴地采用了一种违反中国民间进口车消费逻辑的做法。这样的做法非常奏效，即便在反日运动高潮，新闻报道中也看不到一辆考斯特被砸。

▍左图为2012年9月反日游行中被攻击的一辆汽车，右图为被人们包围的丰田考斯特

厂家的工夫没有白费，考斯特最终在朴素的外表下提供了超越同价位轿车的乘坐体验，舒适性和观感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以至于各级党政机关除了它谁都不认。

丰田考斯特的江湖地位刺激了中国汽车企业的山寨热情，它们的努力使得中国偏远城乡公路上奔跑的中巴都开始长得越来越像丰田考斯特。

▍国内生产的类似考斯特的中巴

丰田考斯特独占中国公务车最顶端的生态位，当然会招徕真正有力的竞争者。现代康恩迪和尼桑碧莲都瞄准了这个市场，这两个车型的第三方内部空间改装方案中，会议桌、隔离板、首长席一应俱全，厂家在宣传时也毫不掩饰地将为中国领导服务作为卖点。

▍现代康恩迪（左）与尼桑碧莲（右）

丰田当然嗅到了危机，在考斯特的中国官网上有这样一段话：“自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国市场以来，COASTER凭借着卓越的品质和极高的美誉度，一举成为中国高端用户公商务用车的首选……同时更是创造了连续十多年服务全国‘两会’的记录。”

▍尼桑碧莲广告宣传图片

——之所以丰田会刻意强调“正统性”，是因为相比于技术、价格，政府长期采购的强大惯性和时间积累起来的品牌声望，已是其难以撼动的最大资本。

并非只有中国领导人出行时喜欢中巴，美国总统长途出行也会经常用到巴士。但相比没有任何物理防御的丰田考斯特，美国总统巴士和绝大多数国家元首外出喜欢乘坐的装甲防弹车一样，可谓武装到了牙齿。

▍奥巴马乘坐的X3-45型装甲巴士 “地面力量一号（Ground Force One）”特勤局代号“驿站马车（stagecoach）”造价高达110万美元

▍身板和车窗都没有经过安防改造的丰田考斯特中巴车

这些总统专车之所以要在装备上搞得如临大敌，是因为他们无法做到在专车沿途线路的射界之内，所有人都是经过挑选的。

文｜辉格

通过组织宗族和强化父权而扩展父系继嗣群，终究会因亲缘渐疏和协调成本剧增而遭遇极限。西非约鲁巴宗族社区和华南众多单姓村显示了，其规模最多比狩猎采集游团高出一两个数量级，只有几百到几千人。

若要组织起更大型社会，便需要借助各种社会粘结剂，将多个父系群联合成单一政治结构，而婚姻是最古老也最常见的粘结剂。

婚姻共同体

婚姻的粘结作用，在前定居社会便已存在。列维－斯特劳斯发现，相邻的若干继嗣群之间建立固定通婚关系，以交表婚之类的形式相互交换女性，是初民社会的普遍做法。

▍列维－斯特劳斯

持久通婚维系了群体间血缘纽带，促进语言上的融合，共享文化元素，让双方更容易结盟共同对抗其他群体，即便发生冲突也比较容易协商停战。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它们建立更高一级的政治共同体。

此类固定结对通婚关系广泛存在于澳洲土著和北美印第安人中。其最显著特点是，它是群体本位而非个体本位的，缺乏定居者所熟悉的从个体出发的各种亲属称谓。

典型的做法是，两个父系群结对通婚，澳洲西北阿纳姆地的雍古人（Yolngu），20个氏族分为两个半偶群（moiety）的组，每个半偶群的女性只能嫁到另一个半偶群，这确保了夫妻双方的血缘不会比一级表亲更近。

周人姬姓与姜姓的持续频繁通婚，或许也是此类安排的延续。不那么系统化的交表婚则更为普遍，几乎见于所有古代社会。

以此为基础，还发展出了更复杂的结对安排，比如西澳的马图苏利纳人（Martuthunira）采用一种双代交替的半偶群模式，运作机制如下图所示：

▍双代交替半偶群模式的运作机制

这样就把婚姻限制在了同辈之间，同时也起到了拉远夫妻血缘的效果，因为交表兄妹的亲缘系数比舅甥或姑侄小了一半。周人宗法制中的昭穆轮替标记法，或许也有类似用意。

为将更多单系继嗣群拉进固定通婚关系，从而扩大内婚群的规模，有些族群还采用了一种单向循环通婚圈。例如缅甸山区从事游耕的克钦人（Kachin）和苏门答腊种植水稻为生的巴塔克人（Batak），由三到六个父系群组成循环圈：A群男性从B群娶妻，B从C娶，C从A娶。这种安排不仅进一步拉远了夫妻血缘，也提升了内婚群的遗传多样性。

▍一对巴塔克夫妇

也正是借助循环通婚圈，克钦人才可能在文化和种族成分极为复杂的横断山区建立多种族复合社区。在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调查的一个500人社区（帕朗）中，六种语言并存，仍可维持大致和平，对外关系中还表现出了相当团结性。

然而正如澳洲土著的经验所显示，固定通婚关系本身并不能带来高级政治结构， 澳洲人始终缺乏游团以上的部落结构。因为找不到适当的谈判和签约代表，澳洲也是唯一一个英国殖民者未能与当地土著达成土地协议的殖民地。

若要借助婚姻粘结剂建立更大社会，还需要父系群本身的升级改造，以及群内的等级分化和政治权力崛起。

妻子的重要性

在一个缺乏人身与财产权普遍保护，离开熟人小群体便毫无安全可言的霍布斯世界，姻亲关系对个人利益极为重要，当在群体之外寻求合作与帮助时，它常常也是唯一的来源。

个体为狩猎、作战，或采集某些重要材料，或从事交易，或战败逃亡，而需要穿越相邻群体的地盘时，若在该群体中无人为他提供担保和庇护，是极其危险的。

而姻亲是个人将其互惠合作网络延伸至群体之外的主要途径。它带来的一些合作关系是群内合作所无法替代的，这包括：拓宽安全活动范围和信息来源，饥荒时的求助对象，发生群内冲突时的临时避难所，交易对象，以及与第三方建立合作或交易关系的中间人或担保人等等。

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行者》中描述的特罗布里恩岛民的库拉圈交易是个很好的例子。分布在方圆数百英里海域的数十个岛屿的居民中，存在一个奇特的双向礼物流动圈。

▍马林诺夫斯基手绘的库拉圈分布图

该圈每一环由来自不同群体的一对成员结成，在专门为此而举行的聚会上，双方隆重交换礼物——臂镯和项圈，用于仪式性场合上佩戴，有数千人卷入这一交换活动。

这种仪式性交换，为结成库拉对的两个人创造了定期拜访对方社区、参与其聚会等双方友好交往的机会。在库拉交换中拜访对方的人，都会随船携带一些实用商品用于交易。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的库拉伙伴通常都是他的姻亲。

在特罗布里恩，一位酋长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众多妻子（常多达十几个）带给他的庞大姻亲网络上。通过与妻子兄弟的互惠交换，积累起显示其权势的巨大甘薯库存。        

姻亲网络也让酋长在库拉圈中地位显赫，普通人一般只有几位库拉伙伴，而酋长则有上百位。人类学家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也发现，在部落向酋邦的发展过程中，酋长们建立其权势地位的手段之一，便是通过精心安排婚姻来建立姻亲网络。

▍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岛体验当地土著生活

假如没有强父权，男性从婚姻中得到的姻亲数量，便主要取决于妻子数量。若没有紧密的宗族关系，一位男性从一桩婚姻中得到的姻亲只有岳父加上妻子的兄弟，十分有限。

最大限度发挥姻亲的作用，还需要父权和宗族组织的强化和扩大。  

门当户对的联盟

父权改变了姻亲性质，在控制了子女婚姻之后，长辈取代结婚者本人而成为姻亲关系的主导者。这样一来，一位男性能够主动建立并从中获益的姻亲关系，便大大增加了。而宗族的存在使得婚姻不仅是一对男女的联合，也是两个家族的联合。

宗族和父权不仅拓展了个人发展姻亲的潜力，而且拉大了个体之间和家族支系之间社会地位的不均等。在游团一级的小型简单社会中，尽管个体境遇和生活成就也有着巨大差异，但差异主要表现为后代数量，很少能积累起可以传给后代的资源。

而现在，由于宗族使得姻亲关系成为两个家族的广泛结合，因而这一关系网成了家族支系的集体资产。同时，由长辈安排子女婚姻，使得这一资产具有了可遗传性，比如现代家族企业在晚辈接班时，长辈会把整个商业关系网络连同有形资产一起传给他。

借助长辈所积累的资源，成功者的后辈从人生起步时便取得了竞争优势，这便构成了一种正反馈，使得父系群中发达的支系愈加发达，最终在群体内形成地位分化。

▍网友绘制的曾国藩后代关系图

这一分化将自动克服父系群扩张所面临的一个障碍：当家长联盟向更高层次发展时，由于共祖已不在世，由谁来代表更高级支系？很明显，拥有压倒性权势的支系家长更有机会成为族长。

当若干相邻群体皆发生地位分化之后，权势家庭之间便倾向于相互通婚，并逐渐形成一个上层姻亲网络。这个圈子将带给其成员众多优势：从事甚至垄断跨群体的长距离贸易，在冲突中获得权势姻亲的襄助，影响联盟关系使其有利于自己。经过代代相袭，权势强弱不再只是个人境遇的差别，而成了固有地位，权势者逐渐固化成一个贵族阶层。

和族长联盟一样，权势姻亲联盟也可将若干群体连结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但效果更好。由于血缘随代际更替而逐渐疏远，单系群不可避免处于持续的分支裂变之中。

成吉思汗的儿子们还能紧密合作，孙子辈就开始分裂，但还勉强能召集起忽里勒台，到第四代就形同陌路了。相反，姻亲关系则可以每代刷新，保持亲缘距离不变。

阿兹特克的事例很好演示了姻亲联盟在维系一个大型共同体时是如何起作用的。阿兹特克由数百个城邦组成，其中三个强势城邦联合成为霸主，垄断城邦间贸易，并向各邦索取贡赋。

▍阿兹特克人建造的特诺奇提特兰古城壁画（由墨西哥画家迭戈·里维拉绘制）

国王一般与友邦王室通婚，并通常将其正妻所生嫡女嫁给友邦王族或本邦高级贵族，而将庶女嫁给较低级贵族或有权势的家族首领。类似的，贵族在本邦同侪中通婚，也将庶女嫁给有权势平民，或战功卓著的武士。

这样，在社会结构的每个层次上，国王或贵族通过正妻和嫡子女的婚姻构建了一个维持该层次统治阶层的横向姻亲联盟。通过庶妻和庶子女的婚姻则构建了一个纵向姻亲网络，将其合作关系和控制力向下延伸。

如此便搭建起一个组织紧密的多层次政治结构，其中每个层次上的姻亲网络有着不同的覆盖范围，因而其合作圈规模皆可限于邓巴数之下。

类似景象在前现代欧洲也可看到。王室在全欧洲联姻，贵族在整个王国通婚，而普通人的婚嫁对象则很少越出邻近几个镇区。而且，得益于阶层分化，婚姻为多层社会同时提供了横向和纵向的粘结纽带。

然而，高级政治结构在创造出文明社会之前，许多功能仍有待开发。除了婚姻，是否还需要其他粘结剂？敬请留意后续文章。

文｜赵新宇 李日飞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军训一直是中国学生难以磨灭的集体回忆，特别是在最近15年里，中国大学生几乎无一落网，全部要在升学成功后走进军营，挺起胸脯、提起臀部，接受队列训练和军体拳的洗礼。

而跟我国人民司空见惯的许多制度一样，这种针对非军籍学生的军事训练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制度，而是在一百多年前的“内忧外患交困”之际，从欧洲和日本引进的强国秘诀。早在1946年，《新华日报》在抨击当时国民政府搞的学生“集训”（集中军训）时，便曾就其舶来身份发出怒吼：“集训原来是日货！”

▍1946年新华日报标题

不过，虽然中国军训最初确与日本颇有关系，但无论是在目的还是训练内容上，中国的军训制度似乎都与其他国家大不相同。

外国军训是为什么

在西方国家，学生军训目的往往非常现实。在美国，从1916年到60年代之间曾有过强制性的大学军训教育，目的并不是“提升学生的集体荣誉感”，而是为了给美军的预备役部队培养军官。

▍20世纪20年代佛罗里达大学的后备军官训练队

60年代反战风潮兴起后，这种大学中的预备军官课程（ROTC）被改为选修，还准备了大量高额奖学金，以吸引优秀学生投身其中。据统计，美国现有约2万名ROTC受训生，分散在273个训练项目中。

在训练内容方面，美、中军训有很大差异。ROTC中几乎没有“踢正步”和“立正暴晒”的内容，而更专注于学生领导能力和战场统筹能力的培养。

除了军事史等理论课程外，ROTC主要包括战场急救、军械应用、绳索悬坠、地图导向等颇具实战意义的课目。后期训练中，学生还要研习战场策略、领兵流程、军事伦理等军官导向的课程。如果参与特定兵种（如飞行、机械、护理等）的训练，也可以一开始就集中学习该兵种相关课程。

▍ROTC课程中的项目

一百年来，ROTC为美国军队培养了大量优秀军官，共有8位将军进入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中克林·鲍威尔和休·谢尔顿还先后成为参联会主席。

有趣的是，苏联的大学生军训与ROTC不无相似之处，重点培养的也是学生的指挥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学生们需轮流担任作业指挥员、排长、班长、值班军官驻守等职务。队列和礼仪性质的内容并不突出。

和美国的ROTC一样，苏式军训也为军队培养了后备干部。军训之后，苏联大学生还被授予预备役军官的最低军衔，成为苏军预备役的一员。

▍俄罗斯学生正参加军事训练

为什么中国军训是日货

中国现代教育史几乎就是一部学生军训史。

与西方不同，中国军训从一开始就与预备役无关，而是要纠正“重文轻武”的传统教育，让中国青年成为合格的军事用品。

早在清朝末年，第一代成批量走出国门的留日学生就开始了对军训的遐想，提出了呼吁军训的“军国民思潮”，认为中国之所以“群盗入室”，原因就在于年轻人武力值不高，需通过军事训练加以矫治。

维新派的梁启超和同盟会暗杀团的蔡元培都是这套时髦观念的鼓吹者，对俄罗斯、德意志、斯巴达等讲究“尚武教育”的国家推崇备至。当然少不了日本，受留日学生影响，军训相关词汇很多都是日货，比如“武士”、“战死”、“热血”等等。

▍学徒出阵：二战末期由于兵力不足，日本政府要求20岁以上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走上战场

就连当时几无政治背景、主要跟着藤野先生画血管的留日医学生鲁迅，也写下了一篇颇有“军国民”色彩的《斯巴达之魂》，刻画了一位因丈夫不去打仗而羞愤自刎的女士，史汉笔法纯正，很有生气。

民国以后，军训拥趸蔡元培成为第一任教育总长，发布的第一个教育法令就将学生军训与体育课相捆绑，规定“高等小学以上体操应注重兵式”。1915年，袁世凯政府也发布了内容庞杂的《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从小学生玩打仗、洗冷水澡到武术射击训练无所不包。

▍1917年，岭南学堂军训会操

这一时期的军训仍有日货色彩，如柔道、棒球、游泳等日系训练项目均得以推崇，酷似当代日本漫画中的热血高中生社团。目的显然也不是培养未来军官，而是提升年轻人的体能和竞争精神。

不过，和风浓郁的初代军训潮很快告一段落。几年后，军国民教育的偶像德国就败于“一战”，中国的军训热情也受到打击，军国民教育从教育方针中消失。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的成功才让救国热情再度点燃。

随之而来的第二代军训潮中，军事课被列入高中以上学校的必修科目，每个暑假要集训三周，甚至有军训不合格者不得报考大学的规定。其中，着装、内务、礼仪都是训练内容，早起要叠被铺床，帽子要放在床中央，路遇长官要立正敬礼，下口令后才能吃饭。筑城、测绘、射击、夜间演习等等也都在训练之列。

有些学校更进一步，如在北平复校的东北大学，政府让练三周他们就练四周；清华校长罗家伦曾大搞“军事化”，要求学生穿统一制服，每天上早操；到了 1946年暑假期间，济南还有学校作出规定：“暑假内学校不开伙，不去（军训）就无饭吃。”创造了“不军训者不得食”的纪录。

▍罗家伦

被嫌弃的民国军训

不幸的是，这种规定很难收到预期效果。清华的早操只搞了半年，就因学生消极抵制而告中止。在遭遇学生群起反对时，集中军训也每每被迫取消。

民国的第二代军训也没能像欧美国家一样，为国家军队培养军官人才。反而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因前线急需军官，后方院校军训教官短缺。官少兵多的情况下，教官的管教不免简单粗暴，更容易引发学生不满。

▍1932年，东山教会学校与岭南大学联合军训的照片

直到1947年，国民政府才学起西方那一套，规定大学生毕业后受训半年即任用为中尉预备军官。但军训很快就因国军内战失利遭到废弛，这套制度尚未收效便和国民政府一道退出大陆。

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民国军训致力于向学生灌输对国民党和“领袖”蒋介石的忠诚，“领袖言行”、“发扬革命精神”等涉及革命军人价值观的内容都在课程之列，军事训练内容反倒流于形式。军训学生甚至曾被动员募捐一架飞机，命名为“集训号”向蒋介石祝寿。

有些学校在结束军训后，还组织学生接受国民党官员的“检阅”，广大师生苦不堪言。1946年的南营军训中，学生被要求冒雨接受领导检阅，“很多同学身体不支，晕倒在检阅场上。”

“二战”结束后，国内政治议题突变，军训不再伴随救亡强国的主旋律，反而成了“内战”、“独裁”的象征。一时间，各地学生中都出现反对军训的声音。重庆民主教育协进会也向政府要求取消军训，指责其“事实上是党化教育”。

《新华日报》更是火力全开，声援反对军训的学生。除了社论《不停止集训，必自食恶果》之外，新华日报还刊登了大量读者来信，表达了学生和其他人士的态度。

“政府把青年军训成了疯子，又想把中学生训成奴才。”这句话来自“一群受骗的远征战士”。“高职学生”也表示：“军事训练已经受得够了，不能再来剥削学习时间。”而“重庆市立二中的一群学生”则发问：“集训将使学业更渐生疏，一年后如何能考上大学？”

态度最直接的则是“建人中学一群学生”：“如果硬要集训，只有不再读书。”发表于1946年6月3日的一封读者来信尤为悲惨——作者表示自己的姐姐当年军训给训死了，自己也在军训中训出了心脏病。现在，军训又要来迫害他的妹妹了。

在最终退出大陆之前，军训和其象征的军国民教育就这样背上了逼死逼疯祖国花朵的恶名，和其他很多民国制度一样，成为了之后宣传中“黑暗的旧中国”的特有产品。

中国1949-1984

因此，1949年后，中共没有沿袭民国时期的军国民制度，而是立刻与世界接轨，走上了苏联和各国都遵循的道路：通过学生军训培养预备役军官。1955年推出的第一部《兵役法》，全面模仿苏联模式，成为了红色中国学生军训制度的起点。

▍1955年颁布的《兵役法》

不幸的是，虽然文件要求严格的苏式军训，但因为具体要求模糊，各大专院校的训练情况都不尽人意。第二批开训的北京邮电学院，实际训练时间只有38个小时，难以培养出合格的预备役军官。两年之后，苏式军训就在中国画上句号，被民兵训练取而代之。

民兵训练比现在的军训看起来轻松得多——1963年出台的大中院校民兵训练大纲中，学生每周只需训练一小时。如果军训放在寒暑假，还让学生自愿参加。

但军训内容却相当严格，绝不亚于真正的军事训练。辽宁大学在3个月内就搞了12次野营训练，还有学校搞过夜间行军和渡河演习。1964年后，不少院校更将学生派进部队“学军”，以当兵的形式接受军训。

当然，不同专业学生的“学军”要求也不相同，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科生。1966年要求限制学军的通知中，规定了“整个在校期间训一个月”，结果文科生军训被划在限制之外，要“另作规定”。

通往站军姿之路

1984年，第二版《兵役法》出台，军训从此成为“学校国防教育的基本形式”，各高等学校的学生必须接受基本军事训练，当代军训由此翻开了第一页。

与1955年版不同，改革年代的中国军训不再肩负培养预备役军官的任务。国家还需另外进行短期的集中训练，才能拣选出适合成为军官的学生。新时期的军训也不再像60年代学军那样“真实”，训练内容越来越简化，时长在几年之内便下降了近一半。

1985年，全国共有52所高校开始试点军训，并逐年增加。从1987年起，未进行军训试点的高等学校也可以自行安排学生军训。事实上，更多的学生接受的是这种“学校自行安排”的军训，如1989年北京市只有60所试点大学、中学和中专，参训学生共27564人；而自行组织军训的学校则超过350所，受训学生达到12.9万。

▍1989年，北京大学的大一新生在开始军训时理发。来源：腾讯新闻《图话》——国家的军训

到1994年，再次出台的军训大纲又把集训时间改成了4-5周，其余部分改上军事理论课，由此确定了当代学生军训的基本体量。

北大始于1989年、复旦始于1990年的一年制强制军训正是在1993年宣告终止，结果经常有人误以为94年新军训大纲的出台就是当代军训的开端。实际上，除了这两所情况特殊的大学，清华、人大等其他院校此前进行的军训试点都与新大纲的内容相去不远。

试点时代在2001年终于结束，从此中国所有大学和高中的学生都要接受军训。训练时间和内容也越发精简，实际训练时间只需“不少于14天”，因此大多数学校都把学生拉去练两个星期了事；训练的内容也大都限定在队列动作和寝室内务范围内，成本低廉可控。

从此，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生便过上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暴晒中练习五点一线的站姿，在残酷的洗浴环境中尽力维持个人清洁，最终掌握稍息、立正、报数、跨立、原地踏步、起步走、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合唱主旋律歌曲、高喊拉歌顺口溜等重要军事技能，甚至学会在“送战友”时与教官相拥而泣。

▍河南商丘某学校教官下跪表白并亲吻受训女生

怎样用军训报复大学生

除了培养预备军官和推行国防教育之外，军训这种自带体罚属性的活动，显然也可以发挥惩罚和报复大学生的功能。韩国全斗焕政权的三清教育队，就是这种军训的代表。

▍全斗焕

1980年8月到1981年1月间，韩国共有67555人被检举揭发为不良分子，这些人被归类为A、B、C、D四类，遭受惩罚的力度各有不同。A类要被送往军事法庭审判，D类只需接受警察训诫。而被归入B、C两类的39786人，就要到所谓“三清教育队”中接受为期四周的军训改造。

这种制度刚诞生时，三清教育队打击黑恶势力、改造不良人员的形象还颇为正面，在报导管制的媒体政策作用下，广受一般民众期待。

然而，现实中的三清教育队的目标是制造恐怖气氛，对政治反对派打击政治报复。全斗焕时期的韩国政府饱受学生运动困扰，在当局眼中：政治反对派除了游行示威就只会打砸抢烧，与黑社会并无二致；参加这类活动的学生，都是不认真读书的不良少年，活该送到三清教育队中军训。

“光州事件”后，出于对学生运动的憎恶，全斗焕政权还把三清教育队的改造对象扩大到高中，要求每所高中都提交1-2名“教育困难分子”到三清教育队学习，结果共有15000名未成年人被送进了这个流氓改造所。

三清教育队的军训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地狱般的训练生活还是足以让受训者生不如死。他们吃不饱睡不足，每日执行高强度的任务，扛着沉重的木头，一边喊“精神修养，改过迁善”，一边随指令变换动作。跑操时，教官命令匍匐就匍匐，命令躺下就躺下，无论脚下是泥坑水塘都得照办，稍有不从便会遭到“灭共棒”殴打。

根据非正常死亡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接受过三清教育队军训的40347人中，直接死在部队里的有54人，因为后遗症死亡的有397人，留下精神障碍的有2678人。

▍三清教育队训练期间

三清教育队有多好用，全斗焕当然心知肚明，他甚至把与其结有私仇的老上司——原保安司令官姜昌成——抓进了三清教育队，令其接受军中晚辈的“纯化教育”。

除了短期军训，强征入伍也是全斗焕政权用来对付学生运动的手段。他创设了一套只要指导教授签字，就可以让学生休学被征兵的制度。对于被强制入伍的前学运分子，全斗焕并不满足于改造他们本人，还以威逼利诱等手段，要他们回学校刺探密告过去的同志。被拉到这项“绿化事业”中的学生共有216名，其中6人不肯出卖自己的良心，自杀身亡。

将诸多脏活放进军队，也是全斗焕之流军政权的共同特点，这其实也体现了他们的弱点：他们只有在军队中才能放手发展学生特务，在军队外仍要接受法律约束，难以把群众举报工作拓展到大学校园和社区邻里中去。

第三期大象沙龙的主题是：「昆曲清曲：中国近古歌唱文学的活体遗存」。

大象公会在创立之初就致力于为读者提供最好的饭桌谈资，分享极具趣味性的知识、见识、见闻。

转眼，大象公会已经成立了近两年，在收获了大批喜爱大象公会的读者的同时，也因诸位的评论、转发、批评，有了坚持创作的理由与动力。但我们也发现，仅在线上通过文字与读者们交流似乎还是少了些什么。

试想，如果能邀请各行各业的行家，与读者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分享他们的观点与经验，会不会带来更多的信息量，更好的传播力，更重要的是能否和读者们碰撞出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有趣的可能性。

为此，我们发起了一系列的线下活动——大象沙龙。

大象沙龙第三期的嘉宾是——昆曲曲家：刘昂

他将在现场分享的内容有且不限于：大众对昆曲常见的误解；昆曲兴起的时代环境；如何写出一部昆曲剧本；近代昆曲的地位与境遇……等等一系列问题。

时间：10月25日（本周日），15:00—17:00

地点：北京望京，远洋·万和公馆私人影院（可在大象公会微信后台回复「第三期沙龙地点」获取具体地图）

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微信群，你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加入大象沙龙群，有关大象沙龙的时间地点会及时在群中发布。


期待与你的见面。

近来网上流传这样一个段子：“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都说向日葵跟着太阳转，那么从东边下去的时候又从西边出来的时候向日葵会咋样，一个猛甩头？你想想你漫游在向日葵丛里在太阳即将升起时，几十万竹向日葵一个猛甩头，从此以后你被吓得生活不能自理。”

那么向日葵真的会晚上齐刷刷转头吗？

这个答案其实非常简单：第二天晒了太阳以后，向日葵才慢慢转回去，自然也没有“唰地一回头”这种事。

太阳刚升起来的向日葵田，所有的向日葵都背对太阳，还没来得及回头

当然，任何生物现象背后都有复杂的生化机制，初中生物介绍过，植物生长素的浓度控制着地上部分的向光性和地下部分的背光性，这种植物激素由旺盛分裂的组织产生，同时受光照影响在背光侧富集，让植物的向光侧和背光侧表现出不同的生长速度，发生定向弯曲。而植物不同部位的细胞对生长素的敏感程度不同，超过最适浓度的生长素反而抑制生长，所以植物的不同部位在光照下的弯曲方向也不相同。

某版中学课本的生长素作用示意图，同样浓度的生长素，对芽可以是促进生长，对根可以是抑制生长，这就让植物的地上部分背光侧生长更快，表现成向光生长；地下部分向光侧生长更快，表现成背光生长

复习过初中知识点，我们不难明白植物只有生长点周围才能表现出明显的向光性，比如叶芽、花芽、根尖等，所以“葵花朵朵向太阳”的现象也只有在向日葵初开的生长阶段才能看到，当授粉完成开始结实之后，向日葵就再也不会跟着太阳转，而受重力低下了头，但有观察者称成熟的向日葵向东低头者偏多。

为了进一步的了解背后机制，不妨涉猎一下生长素的生化作用机理。最常见的植物生长素是3-吲哚乙酸，具有低浓度时芳香如茉莉，高浓度时恶臭如大粪的奇特性质，现在人工合成的1-萘乙酸或者3-吲哚丁酸也有同样的作用，都是结构类似的羧基杂环化合物。

左侧为3-吲哚乙酸，右侧为1-萘乙酸

作为一种激素，这类物质与受体结合成复合物之后能发动一系列反应，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与细胞膜上的蛋白质作用，向细胞膜外侧泵出更多的氢离子，过程较快，十分钟就有效果；另一种是激活或抑制特定的基因，影响细胞的发育命运，过程较缓慢。

对于前者，我们知道氢离子的相对浓度越高溶液的酸性越强，而植物的细胞壁，会随着酸性增强而软化，减弱了对细胞形状的约束，这些细胞吸水后在内部压力下扩张变大。特别的是，细胞膜上的载体蛋白只分布在背向生长点的一侧，同时受光照影响而迁移，这就让生长素总能精确地分布到远离生长点的背光侧，也只让那里的细胞壁酸化扩张，宏观上就表现成了向光性。

对于后者，生长素激活和抑制特定基因以后，在叶芽中可以促进细胞生长、叶片扩大、维管束分化，在花芽中可以让植物更多形成雌花、促进雌花子房壁形成，甚至在未受精的情况下单性结实，这对农业生产，尤其是水果种植有着重要意义，人工合成的1-萘乙酸等比天然的3-吲哚乙酸更加稳定，所以采用喷洒的外施方法即可见效。

然而这也在公众信任危机下滋生出了一系列恶意的谣言：大个水果、无籽水果都是打了激素的，会影响孩子发育云云，甚至有避孕药催熟的说法广泛流传。这也都是初中生物忘干净的后遗症：激素是高度专一的调节物质，没有专门的受体就没有专门的功效。生长素与脊椎动物的生长激素（蛋白质）没有任何共性，对人体也没有任何影响，催熟水果用的乙烯也不会与性成熟有任何关系；同时动物激素也对植物生长没有任何功效，把香蕉腌渍在避孕药里也只能让吃下它的人避孕。这些无理取闹的恐慌扩散开来就只有一个结果：让果农遭殃。

这半年以来，中国股市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巨量的交易通过复杂的电子交易系统完成，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曲折的线图。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在没有计算机这个好帮手之前，这些复杂的交易是如何被处理并完成的呢？

K线图

早在14世纪的意大利，不同风险、收益等级的债务便已开始在放贷人之间流转交易，形成了最早的有价证券交易，交易的对象不久就扩展至普通市民。14世纪末的威尼斯已成为债券交易的中心，交易中间人（broker）将每日待售的债券信息记在薄石板上，带着它们游走街巷，与路遇的买家进行交易。到了16世纪的比利时，进行债券交易的场所逐渐得以固定，堪称是证券交易所的先驱。

现代意义上的股票交易始于17世纪初的荷兰。新航路开辟后，由多人合资支持一次贸易远航渐成惯例。这种合伙生意要在远航结束时清算，清算完成后，投资者就只得另寻合伙人。为了免此烦劳，长期存续、定期分红的股份制贸易公司应运而生。

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是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它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股票，且允许股东出让其股份。按照最初的规定，达成合意的交易者需要前往东印度公司大楼，经由记账人修改股东名册，正式完成交易。但在1614年后，对股票交易的程序限制便完全放开，买卖双方私下里就可以完成股权转移。由于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1611年于阿姆斯特丹开始营业。

160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发行的世界最早的股票

英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此类似，至1661年才放开证券自由交易。不同的是，英国长期没有设立专门的交易所。17世纪末，英国的交易中间人盘踞在伦敦的咖啡厅，他们将卖方提供的证券广告张贴在店口，等着买方前来联系。

直到1773年，英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才在伦敦的乔纳森咖啡馆成立。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费城交易所——也同样是在咖啡馆内成立。

在证券交易所内进行的证券买卖即所谓场内交易（floor trading）。早期的场内交易可直接由买卖双方沟通进行，但由于交易所空间的限制与投资者规模的膨胀，散户逐渐只能由股票经纪人（交易中间人）代理，只有资金雄厚的交易者才能留在场内亲自交易。为了尽量提高信息传达效率，通过公开喊价（open outcry）报出买卖价款及数量逐渐取代了一般性的沟通，成为达成交易的主要方式。

在19世纪中期，一些交易所增设了便于公开喊价的设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交易所内喧闹嘈杂、人声难辨，证券交易者还总结出了一套专门用于报价的手语。20世纪以降，电报与电话的发明极大地改善了场内交易者从场外获取信息的能力，但证券市场仍需依仗场内的手语报价来运行。

巴黎证券交易所内公开喊价的情景

1920至1921年间，中国曾一度卷起建立交易所的狂潮，全国各类交易所曾多达200余家。这些民国交易所大都采用了公开喊价的舶来方法。而在1986年4月改用计算机辅助系统之前，香港的所有交易所也都是通过公开喊价达成交易。不过，中国大陆的证券市场并未遵循同样的交易规则。

1986到1990年间，中国的证券主要通过政府指定的营业柜台发行和回购。1990年成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始就采用了较先进的电脑交易系统，由交易员直接将客户的交易申请输入电脑终端。同年成立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尽管在1992年前仍采用人工竞价，但并未采用公开喊价的形式。因此，欧美证券市场的这一标志性行为并不为中国股民所熟悉。

上海证券交易所

时至今日，尽管电子交易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流，但传统的喊价手势仍在一些交易所的电子屏间延续。

马克思认为八小时工作制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一个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解放工人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

于是在国际共运史上，各国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付出了长期努力，

1866年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决议，但远在这之前的1836年，美国《全国劳工报》就提出：“我们相信每日劳动八小时对于任何人都已经太够了。”马克思自己也承认：“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吧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这种限制是美国工人的共同要求，代表大会决定将使它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纲领。”

第一国际日内瓦会议代表合影

1933年，美国率先将全国标准工作时间改为每周40小时。受此鼓舞，国际劳工组织1935年出台的47号公约规定每天工作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每周不能超过40小时，

但美国并不是灯塔，“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最早起源于英国。早在1817年8月，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就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问题，并把它作为“理想社会”的重要制度。

罗伯特·欧文

在这之后的1853年，伦敦建筑业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进行了罢工，以失败告终，直到1886年5月1日，芝加哥四万多名工人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喊出“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的口号，暴力迫使当局允许工人每天只工作八小时。

1886年秣市惨案纪念画：罢工工人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

由于芝加哥大罢工的成功，1889年7月14日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一次大会上，法国代表拉文提议：把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日，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

但国际共运并不能独揽功劳，人类偷懒史另有一条独立脉络。

早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的石匠们就开始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斗争，

继184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之后，1851年在澳大利亚也发现了金矿，“淘金热”马上登陆澳洲，造成澳大利亚劳动力短缺，工作强度增加。缩短工作时间成为澳大利亚工人们关心的问题。1855年，澳大利亚的石匠们就在同业公会的框架内率先实现了八小时工作制。到19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基本上实现了八小时工作制。

19世纪70年代，位于澳大利亚新洲的金矿与7位矿工

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每周五天工作制的也不是导师们，而是大资本家亨利·福特。早在1926年，基于经济考虑，他就在自己的公司里实行了五天工作制，福特认为如果工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就会花更多的钱购买自己的产品，随着大萧条的到来，美国内需减少，导致各行业工作时间普遍缩短。在这种情况下，国会顺势通过了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的新劳动法规。

1913年，福特公司高地公园厂中的流水装配线

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开始逐渐缩短工时，而工人阶级掌权的东欧各国则在六十年代相继加入“每周40小时阵营”。

中国紧跟国际潮流，在1995年5月1日成为世界上第145个实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的国家。

今天，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五天工作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最不发达国家也都愿意给工人阶级每周两天休息时间。实行六天工作制的只有越南、朝鲜等少数几个国家。

朝鲜建筑工人

为了美化或改变自己的肤色，人类做出过种种超乎寻常的努力，甚至不惜以健康为代价。

文｜张稆元

女明星什么时候最想杀掉摄影师？除了走光、素颜，以下几个被照相机记录的瞬间，足以让她们把化妆师一并铲除。这种含有矿物成分的化妆品如果涂抹不慎，肉眼虽难以察觉，镁光下则会出现被十个粉笔头砸在脸上的奇效。

▍女星“车祸现场”

粉底是女性自信的源泉。不只是女明星，1978年后中国政要的夫人年龄普遍较大，妆面倾向于维持饱满圆熟的“旺夫相”，粉底要比肤色白一号左右。

▍夫人们的妆容对比

肤色是全人类共同的信仰。现代化妆品工艺的背后，是人类几千年的肤色改变史。在肤色审美上，往往是下层模仿上层、女人满足男人，越在审美链下端的人，付出的代价就越沉重。

幸福的苍白色

怎样改变肤色？大体无外乎两条思路，要么在皮肤上涂抹粉底，从外增白；要么服用或涂抹让皮肤本身变白的物质。

但这两条都未必奏效，“美白”是一套复杂机制，基因决定肤色各异，再厉害的化妆品也不可能将黑人永远漂成白人。即使是现代科技，也无法完美解决美白需求——想变白，既要抑制黑色素细胞，又要减少已经生成的黑色素，还要阻断黑色素的传递，最后还要做好防晒。而且，血管型黑眼圈中的皮下脂肪变薄等原因也会导致皮肤变黑。

即使当下大热的“美白针”，效果一般也只能维持两年左右，并且有一定限度。能让人“速效美白”并且“黑人变白人”的化妆品，都无法做到安全无害。

▍市面上号称“疯狂美白”、“御用秘方”的“美白针”广告

但与变白相比，健康可能没那么重要。

早在中世纪，白铅粉就成为美白的首选。当时的欧洲人以一脸略显病态的苍白为美，认为是贵族的象征——只有他们不用体力劳作，出门还有舟车伞盖。由于苍白的皮肤上隐现的蓝色静脉，欧洲至今依然称贵族为“蓝血”。

除了强效遮盖力之外，轻微的铅中毒也可以使脸色由内而外地苍白。更有效的是用水蛭放血，能快速产生骇人的惨白，省去了繁琐的化妆程序。

白铅粉最著名的客户是“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每次出门都要擦上厚厚一层白铅粉。一时上行下效，女皇的白脸成为时尚符号，贵族妇女们甚至组织俱乐部分享“涂白”经验。

▍身着加冕礼服的伊丽莎白一世

但铅对皮肤和身体的伤害是惊人的。铅中毒会导致皮肤粗糙、变暗、皱缩，牙齿腐烂，之后不得不用更多的白铅粉来修补。

抹白粉的不止是女人，到了18世纪，路易十五也带头号召男士涂白铅粉。这一时期，女性审美定型为惨白的脸、鲜红面颊、亮得泛光的眼睛，宛如肺结核患者弥留之际，被称为“肺结核妆”。

美白技术这时又有了新进步——女性开始流行用一种铅、汞、硝酸银和氧化锌制成的粉底，同时还出现了内服的美白灵丹——白垩，当时粉笔的主要成分。

随着苍白肤色在大众中的普及，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它终于不再流行，白铅粉成了轻浮女性的象征。1890年代，插画家吉布森绘制了当时对女性的理想审美——“吉布森女孩”，梳着高高的发髻，肤色自然柔和。

▍“吉布森女孩”

美黑急转弯

虽然苍白不再流行，但在欧美白人中，白皮肤仍是大众审美的坐标，当时的女明星仍以一脸无瑕的粉底为荣。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白人上层社会忽然不流行美白，开始美黑了。

晒黑最初并非为了美，而是出于保健目的。十九世纪末，美国医生约翰·哈维·凯洛格制作出了第一台晒黑床——不过那时用的是弧光灯而非紫外线灯——并发现它能治疗一些疾病。凯洛格一生发明无数，除了美黑，他还发明了玉米片、花生酱、电热毯，并力推包皮环切术和石碳酸“治疗”女性手淫的疗法，以帮人禁欲。

“光疗法”迅速普及开来，1903年丹麦医生芬森还凭借光疗法对狼疮的治疗，获得了诺贝尔奖。同样，在1903年，德国人贺利氏也造出了第一个发光频率可供晒黑用的紫外线灯管。直到今天，德国的贺利氏公司依然有很大一块营业收入来自紫外线灯。

而晒黑疗法进化到晒黑时尚，一般要归功于可可·香奈儿——1923年香奈儿从法国南部海岸巡游回来，皮肤晒得金棕，由于香奈儿本人在时尚界的地位，这一形象很快造成了对铅白色“维多利亚风”的反动。时尚人士、艺术家纷纷加入“健康的金棕色”队伍。

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汽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和普通人的假期保障，欧美国家兴起度假大潮。据统计，当时法国人口仅6000余万，却拥有400余万张旅店床位；美国3亿人口，保有900万辆房车，大约每10家就有一辆。

热爱阳光的欧美中产，度假首选是海滩、山野和农场。暑假过后，满大街白人都晒出一身古铜色，并以此为傲。美黑此时终于成为中产阶级的代名词。

▍埃菲尔铁塔前各种裸晒的欧洲人

度假潮之后，美黑热全面流行，即使没钱没闲度假，也可以用促进黑色素分泌、“保证快速均匀晒黑”的晒黑霜弥补，紫外线晒黑机也在此时进入美容院。即使有研究表明，女性使用晒黑机会使患皮肤癌的风险显著增高，依然挡不住大众的美黑热情。

▍港星古天乐为什么选择忽然将自己晒黑，一直是娱乐圈一大谜团

晒黑机对皮肤健康的伤害，历来是医学界的争议点。美国约有四分之一的13~19岁白人青年使用过晒黑机，有十分之一的青年每周都晒。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了20多项研究，发现30岁以前开始使用晒黑机的人，比其他人群患上致命黑色素瘤的概率多出75%。

第三世界的美白风潮

西方白人忽然转向了“美黑”风潮，“第三世界广大人民群众”仍然喜爱美白，连黑皮肤的非洲、非裔女性都进入了美白的大潮。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南非大概三分之一的女性使用美白产品，其中包括大量非法的、有毒有害的产品。在中国（包括港台地区），这一比例为40%，印度更高达61%。

▍网友模仿的唐朝仕女妆容

出于肤色审美的传统——白皮肤象征不用体力劳动的贵族、蜡黄与“高原红”都是底层的标志，东亚人一贯以白皮肤为美。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米粉或铅粉来增白，并根据以形补形原理发明出美白食补。传说杨贵妃还把“三白粉”（白芷、白茯苓、白芨）做成了面膜。

▍网友仿照古法，使用米发酵做出的粉底，似乎不太成功

日本的传统妆容则更为夸张，贵族不论男女，都流行涂白面黑齿。这一奇特妆容曾被欧洲人形容为：染了黑牙的女人的嘴巴像是“开了口的墓穴”。

日本人对美白的执著持续至今，一般认为最早的化学美白产品就由日本人发明于20世纪早期。如今，化妆品生产开放的日本和韩国都成了美白产品的最大集散地。

引爆朋友圈的“微整形美白针”也流行于整个东亚。随着中国的微商大潮，数十万“韩国培训整形专家”忽然一夜之间出现在朋友圈。今年7月，媒体曝光微整形培训只要四五天、打坏不负责的丑闻，才勉强刹住这一浪潮。

亚洲女性虽然占有最大的美白市场，但最想变白的还是黑人。

黑人传统审美并不看重肤色，更在乎五官、体型以及装饰。但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种族偏见使黑人以白为美。同样，非洲本土在欧洲人殖民后，白皮肤代表了较高的社会地位，黑人也开始崇尚起美白。

与中世纪的欧洲人一样，黑人的美白梦同样不计后果——非洲一位尼日利亚和喀麦隆混血的女明星登西亚，创立了品牌Whitenicious，专门生产一种效果惊悚的美白霜，能使黑人迅速变白。

▍登西亚自己，美白前和美白后

这款美白霜的价格同样惊悚，30克的产品在电商中卖70美元，并且需要持续使用；在南非，每个疗程的皮肤漂白卖590美元，一年需要进行多次，这意味着只有中产阶级以上才“白得起”。

没人知道这种美白霜中含有什么神奇成分。一般而言，非法的美白霜中，经常含有1%到10%不等的氯化铵汞。它可以阻断黑色素生成，起到“七天黑人变白人”的效果。但长期使用的结果跟伊丽莎白女王的“白铅粉”差不多——汞中毒会导致皮肤受损，神经失调，患上癌症。

美白大潮中新的弄潮儿是朝鲜。今年2月，《朝鲜新报》报道称，金正恩亲自视察了朝鲜一家化妆品工厂，作出了“要研究世界最好化妆品”的指示。而朝鲜科学家也不负首长重托，开发出了国际领先的、可以美白杀菌防紫外线的“纳米化妆品”和“干细胞提取物”化妆品，以及泡着一整棵高丽参的“春香”爽肤水。

为了美化或改变自己的肤色，人类做出过种种超乎寻常的努力，甚至不惜以健康为代价。

文｜张稆元

女明星什么时候最想杀掉摄影师？除了走光、素颜，以下几个被照相机记录的瞬间，足以让她们把化妆师一并铲除。这种含有矿物成分的化妆品如果涂抹不慎，肉眼虽难以察觉，镁光下则会出现被十个粉笔头砸在脸上的奇效。

▍女星“车祸现场”

粉底是女性自信的源泉。不只是女明星，1978年后中国政要的夫人年龄普遍较大，妆面倾向于维持饱满圆熟的“旺夫相”，粉底要比肤色白一号左右。

▍夫人们的妆容对比

肤色是全人类共同的信仰。现代化妆品工艺的背后，是人类几千年的肤色改变史。在肤色审美上，往往是下层模仿上层、女人满足男人，越在审美链下端的人，付出的代价就越沉重。

幸福的苍白色

怎样改变肤色？大体无外乎两条思路，要么在皮肤上涂抹粉底，从外增白；要么服用或涂抹让皮肤本身变白的物质。

但这两条都未必奏效，“美白”是一套复杂机制，基因决定肤色各异，再厉害的化妆品也不可能将黑人永远漂成白人。即使是现代科技，也无法完美解决美白需求——想变白，既要抑制黑色素细胞，又要减少已经生成的黑色素，还要阻断黑色素的传递，最后还要做好防晒。而且，血管型黑眼圈中的皮下脂肪变薄等原因也会导致皮肤变黑。

即使当下大热的“美白针”，效果一般也只能维持两年左右，并且有一定限度。能让人“速效美白”并且“黑人变白人”的化妆品，都无法做到安全无害。

▍市面上号称“疯狂美白”、“御用秘方”的“美白针”广告

但与变白相比，健康可能没那么重要。

早在中世纪，白铅粉就成为美白的首选。当时的欧洲人以一脸略显病态的苍白为美，认为是贵族的象征——只有他们不用体力劳作，出门还有舟车伞盖。由于苍白的皮肤上隐现的蓝色静脉，欧洲至今依然称贵族为“蓝血”。

除了强效遮盖力之外，轻微的铅中毒也可以使脸色由内而外地苍白。更有效的是用水蛭放血，能快速产生骇人的惨白，省去了繁琐的化妆程序。

白铅粉最著名的客户是“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每次出门都要擦上厚厚一层白铅粉。一时上行下效，女皇的白脸成为时尚符号，贵族妇女们甚至组织俱乐部分享“涂白”经验。

▍身着加冕礼服的伊丽莎白一世

但铅对皮肤和身体的伤害是惊人的。铅中毒会导致皮肤粗糙、变暗、皱缩，牙齿腐烂，之后不得不用更多的白铅粉来修补。

抹白粉的不止是女人，到了18世纪，路易十五也带头号召男士涂白铅粉。这一时期，女性审美定型为惨白的脸、鲜红面颊、亮得泛光的眼睛，宛如肺结核患者弥留之际，被称为“肺结核妆”。

美白技术这时又有了新进步——女性开始流行用一种铅、汞、硝酸银和氧化锌制成的粉底，同时还出现了内服的美白灵丹——白垩，当时粉笔的主要成分。

随着苍白肤色在大众中的普及，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它终于不再流行，白铅粉成了轻浮女性的象征。1890年代，插画家吉布森绘制了当时对女性的理想审美——“吉布森女孩”，梳着高高的发髻，肤色自然柔和。

▍“吉布森女孩”

美黑急转弯

虽然苍白不再流行，但在欧美白人中，白皮肤仍是大众审美的坐标，当时的女明星仍以一脸无瑕的粉底为荣。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白人上层社会忽然不流行美白，开始美黑了。

晒黑最初并非为了美，而是出于保健目的。十九世纪末，美国医生约翰·哈维·凯洛格制作出了第一台晒黑床——不过那时用的是弧光灯而非紫外线灯——并发现它能治疗一些疾病。凯洛格一生发明无数，除了美黑，他还发明了玉米片、花生酱、电热毯，并力推包皮环切术和石碳酸“治疗”女性手淫的疗法，以帮人禁欲。

“光疗法”迅速普及开来，1903年丹麦医生芬森还凭借光疗法对狼疮的治疗，获得了诺贝尔奖。同样，在1903年，德国人贺利氏也造出了第一个发光频率可供晒黑用的紫外线灯管。直到今天，德国的贺利氏公司依然有很大一块营业收入来自紫外线灯。

而晒黑疗法进化到晒黑时尚，一般要归功于可可·香奈儿——1923年香奈儿从法国南部海岸巡游回来，皮肤晒得金棕，由于香奈儿本人在时尚界的地位，这一形象很快造成了对铅白色“维多利亚风”的反动。时尚人士、艺术家纷纷加入“健康的金棕色”队伍。

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汽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和普通人的假期保障，欧美国家兴起度假大潮。据统计，当时法国人口仅6000余万，却拥有400余万张旅店床位；美国3亿人口，保有900万辆房车，大约每10家就有一辆。

热爱阳光的欧美中产，度假首选是海滩、山野和农场。暑假过后，满大街白人都晒出一身古铜色，并以此为傲。美黑此时终于成为中产阶级的代名词。

▍埃菲尔铁塔前各种裸晒的欧洲人

度假潮之后，美黑热全面流行，即使没钱没闲度假，也可以用促进黑色素分泌、“保证快速均匀晒黑”的晒黑霜弥补，紫外线晒黑机也在此时进入美容院。即使有研究表明，女性使用晒黑机会使患皮肤癌的风险显著增高，依然挡不住大众的美黑热情。

▍港星古天乐为什么选择忽然将自己晒黑，一直是娱乐圈一大谜团

晒黑机对皮肤健康的伤害，历来是医学界的争议点。美国约有四分之一的13~19岁白人青年使用过晒黑机，有十分之一的青年每周都晒。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了20多项研究，发现30岁以前开始使用晒黑机的人，比其他人群患上致命黑色素瘤的概率多出75%。

第三世界的美白风潮

西方白人忽然转向了“美黑”风潮，“第三世界广大人民群众”仍然喜爱美白，连黑皮肤的非洲、非裔女性都进入了美白的大潮。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南非大概三分之一的女性使用美白产品，其中包括大量非法的、有毒有害的产品。在中国（包括港台地区），这一比例为40%，印度更高达61%。

▍网友模仿的唐朝仕女妆容

出于肤色审美的传统——白皮肤象征不用体力劳动的贵族、蜡黄与“高原红”都是底层的标志，东亚人一贯以白皮肤为美。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米粉或铅粉来增白，并根据以形补形原理发明出美白食补。传说杨贵妃还把“三白粉”（白芷、白茯苓、白芨）做成了面膜。

▍网友仿照古法，使用米发酵做出的粉底，似乎不太成功

日本的传统妆容则更为夸张，贵族不论男女，都流行涂白面黑齿。这一奇特妆容曾被欧洲人形容为：染了黑牙的女人的嘴巴像是“开了口的墓穴”。

日本人对美白的执著持续至今，一般认为最早的化学美白产品就由日本人发明于20世纪早期。如今，化妆品生产开放的日本和韩国都成了美白产品的最大集散地。

引爆朋友圈的“微整形美白针”也流行于整个东亚。随着中国的微商大潮，数十万“韩国培训整形专家”忽然一夜之间出现在朋友圈。今年7月，媒体曝光微整形培训只要四五天、打坏不负责的丑闻，才勉强刹住这一浪潮。

亚洲女性虽然占有最大的美白市场，但最想变白的还是黑人。

黑人传统审美并不看重肤色，更在乎五官、体型以及装饰。但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种族偏见使黑人以白为美。同样，非洲本土在欧洲人殖民后，白皮肤代表了较高的社会地位，黑人也开始崇尚起美白。

与中世纪的欧洲人一样，黑人的美白梦同样不计后果——非洲一位尼日利亚和喀麦隆混血的女明星登西亚，创立了品牌Whitenicious，专门生产一种效果惊悚的美白霜，能使黑人迅速变白。

▍登西亚自己，美白前和美白后

这款美白霜的价格同样惊悚，30克的产品在电商中卖70美元，并且需要持续使用；在南非，每个疗程的皮肤漂白卖590美元，一年需要进行多次，这意味着只有中产阶级以上才“白得起”。

没人知道这种美白霜中含有什么神奇成分。一般而言，非法的美白霜中，经常含有1%到10%不等的氯化铵汞。它可以阻断黑色素生成，起到“七天黑人变白人”的效果。但长期使用的结果跟伊丽莎白女王的“白铅粉”差不多——汞中毒会导致皮肤受损，神经失调，患上癌症。

美白大潮中新的弄潮儿是朝鲜。今年2月，《朝鲜新报》报道称，金正恩亲自视察了朝鲜一家化妆品工厂，作出了“要研究世界最好化妆品”的指示。而朝鲜科学家也不负首长重托，开发出了国际领先的、可以美白杀菌防紫外线的“纳米化妆品”和“干细胞提取物”化妆品，以及泡着一整棵高丽参的“春香”爽肤水。

文｜赵新宇

70多年前，鲁迅曾发表过一句感慨：“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

此后至今，每当人们讨论“国民性”、“屈辱的近代史”之类的话题，这句话都会反复出现，仿佛从东西方火药应用的差异入手，即可参透各文明发展不均等的天机。

然而，火药、枪炮与爆竹的历史不是像鲁迅唏嘘得那么简单。西方人的火药应用并不晚于东方人太多，而古代的中国人也绝非一味热爱和平，以至于耽误了军械研发，不得不任由西方人纵横于近代世界。

中华火药史前史

一般认为，火药发明于隋末唐初的东亚。也有些当代人出于民族自豪感，将早至东晋时期的炼丹家葛洪封为火药的发明者。鲁迅的感叹和许多人的困惑都由此而起：既然中国拥有火药比欧洲早了至少500年，那中国人怎么没早造出枪炮弹药来？

▍李约瑟是将中国枪炮发明时间向前追溯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大足北山佛湾149号石窟中的一尊神像用的就是火铳，《剑桥插图战争史》还收录了他的“发现”。但据中国学者考证，石窟实为风神抱风袋，而李约瑟以为是子弹的圆形颗粒物，只是喷浆修补神像时留下的

事实上，古代发明很难确认具体时间，而且古书上记载的“火药”，与后世打仗开矿的火药也不全是一回事。

早在东汉年间，便出现过把含有硝、硫、碳的物质混在一起炼丹的方子，但当时是用水炼而非火炼；葛洪虽然前进半步，采取了把硝石、猪大肠、松脂和雄黄放到一起火炼的炼丹法，但根据记载，似未造成爆炸或爆燃的效果，很难称得上是火药的起源。

唐初火药则是将等重量的硫磺、硝石放在罐子里，加入炭化皂角子或马兜铃并予以加热。长期以来，这种得到记载的“伏火”法都被用作“中国人早已发明火药”、比西方人早出数百年的证据。然而，所谓的“伏火”并不是为了搞爆破，而是要加工药料，改变其易燃易爆性、毒性或挥发性。真正意义上的火药应用，比这些炼丹技术的出现要晚得多。

▍原始火药配方“伏火硫黄法”，曾被误认为是孙思邈的创造

事实上，与鲁迅的想象相反，中国人第一次在炼丹外的领域使用“火药”，就是在货真价实的战场上，虽然也不是后世制造枪炮使用的爆炸性火药。

唐朝末年（10世纪早期）的战争中，留下了“发机飞火”的记载。围城者用箭头绑了火药球的“火箭”，发射出去烧灼城门。很明显，这种“火药”只能作为燃烧剂，不会产生爆炸效果，和现代枪炮中使用的爆炸性火药相去甚远。

1个多世纪后，“火药”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了文字记录中。1044年，北宋曾公亮等人在官修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中，详细记录了三种火药——火砲火药、蒺藜火球火药、毒药烟球火药——的制作方法，配方都颇复杂，配料至少也有十种。

▍《武经总要》卷十二：火药制法

以比例相对科学的火砲火药为例，它的成分包括了晋州硫磺、窝黄、焰硝、麻茹、干漆、砒黄、定粉、竹茹、黄丹、黄蜡、清油、桐油、松脂、浓油等各种物品，品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

这些东西调配起来的产品，显然也与现代人理解的黑火药差别很大。它不但杂质过多，硝、硫、碳三种组分的比例也不合理：按照“一硫二硝三碳”的正确配方，硝酸钾、碳和硫三样物质应分别在黑火药总质量中占比74.8%、13.3%和11.9%；而在《武经总要》的火药配方中，硝的用量最多只占总质量的一半，在算上外壳的毒药烟球火药中更是连30%都不到。

现代学者曾按照《武经总要》记载的方法，完整重现过宋朝火药的使用效果。他们用五层白纸包裹火砲火药，结果发现用木炭火和皮纸绳火都无法点燃，只有按照《武经总要》记述的点火方式——用烧红的铁锥扎上去——才能点燃这包火药。

即使在点燃以后，宋朝火药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虽然它燃烧得颇为猛烈，中心温度达到了1300度，但要是把火药放进空心铁球或竹筒里，即使用铁锥点燃后也还是缓慢燃烧，100克火药能烧上11分钟，中心温度只有130度左右。

针对另外两种火药的实验，得到的结果也相差不远。试验结果非常明显：北宋火药难以点燃，根本不会爆炸。

▍词意改变造成的一个经典乌龙：明刻本《武经总要》里的行砲车还是抛石机，四库全书版本里的却变成了金属火炮

随着战争进步的中华火药

和鲁迅的感慨尤其相反的是，我国的“火药”不但是在军事文献中第一次亮相，而且其配方也在战争技术的提高中逐渐涌现和改进，而催生出了最早的爆炸性火药。

1132年，镇守德安（今湖北安陆市）的陈规下达命令，以“火砲药”制造了20余条用于城防的“长竹竿火枪”。这种“火枪”的长度不短于两丈，非常笨重，需要两人才能操作，可以从竹筒里喷出火焰，烧毁敌人攻城的天桥。“火砲药”的配方虽无详细记载，但既然在塞入竹筒后还能剧烈燃烧，其配方应比《武经总要》记载的要科学一些。

在1161年的宋金采石战争中，又出现了史上第一种用于爆炸的火药 “霹雳砲”。这是一种掺有石灰的纸炮，其功能并非伤人性命，而是以爆炸挥散的石灰烟雾眯住敌兵的眼睛，使对方无法发挥战斗力。显然，这种火药武器并非现代军火的同类，而更像是武侠小说中的流氓斗殴伎俩。

真正意义上的爆炸性火药，是在1221年的战场上第一次被记录下来。作为最早的铁制外壳炸弹，金人的“铁火砲”威力巨大，能够将不幸中弹的宋兵的头部炸掉一半。有了这种革命性的爆炸性火药，我们日常所说的枪支弹药才有可能出现。

放鞭炮又是怎么回事

而“爆竹敬神”的民间鞭炮，也还是在军用火药的影响下才诞生于这一时期。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里的烟花爆竹

当然，在熟悉中国古诗词的文人眼中，“爆竹”的历史非常悠久，远在宋代以前。所谓中国花炮祖师李畋就是唐初人士，刘禹锡笔下也有“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的句子。北宋王安石的那首著名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更是让人相信燃放爆竹已是普遍的民俗。

但读诗的人未必知道，诗中的“爆竹”并非当代的鞭炮，只是指火烧竹子发出的爆破声。哪怕是在王安石的年代，也不会有人往竹筒里塞火药，因为会很难点燃，即使点燃了声音也比不上普通的燃烧。

文字记载中第一次出现真正的“鞭炮”，已经到了宋高宗时期，官员王铚用“小儿放纸砲”来形容“又爱又怕”。显然，民间的“纸砲”连名称都直接沿用自“砲”这样的军事名词，恐怕其匠人的灵感就来自于军火的影响。到13世纪初，“以硫黄为爆药”的火药也逐渐取代了其他燃料，变成了“爆竹”、“爆仗”的必需品。

此外，作为文娱用品，鞭炮也不是一夜之间就普及开来的。在1235年写就的《都城纪胜》里，“放爆竹”还是一项“瓦舍众伎”的表演项目；到1264年的《梦粱录》里，就已经有小贩叫卖“成架烟火”这样的玩意了。

而中国民用火药的发展之所以会晚于军用，宋朝对火药的管理政策也是重要原因。由于制作火药的硫黄大量进口自日本，为防止辽国通过转卖获取原料，北宋政府垄断了这项贸易，并禁止民间“私买硫黄、焰硝”。只有在金国占领中原，宋朝不再独占原料来源之后，鞭炮才得到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当然，也有两项对火药“民用先于军用”的明确记载。一项是引火线，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已经出现了“内藏药线”的连珠鞭炮；另据《续夷坚志》记载，金世宗大定末年（1189年之前），有猎人用一种以“卷爆”引发的“火罐”来猎狐狸。它的军用记录极其稀少，唯有金末的“飞火枪”点火靠“小铁罐”，可以推测是使用了引线。

不过，《武林旧事》和《续夷坚志》都是几十年后的作者所著，把自己对鞭炮的认识移植到过去的可能性很大；而战争中使用的“霹雳砲”、“铁火砲”等，既然要把点火与爆炸分开，也必须用到引线一类设置。

真正可以确定为“鞭炮敬神”早于“子弹御敌”的，是对火药燃烧产生反作用力的应用。宋朝的军用火器中，并没有用反作用力发射的武器。所谓“火箭”只是箭头加有火药、再用弓弩发射的箭而已。一些学者根据“自空而下落水中”的描述，认为“霹雳砲”是火药反冲式武器，实在过于牵强，且难以解释为何应用如此之少。

相反，南宋宫廷里为娱乐所放的“地老鼠”（记载于《齐东野语》）倒确实是反作用力应用的先驱。由于难以控制，它竟然还钻到了太后座下，吓得太后“拂衣径起”，宴会也搅得不欢而散。

西方甩开中国

“铁火砲”在宋金战争中亮相后，其革命意义一目了然，配方遂迅速传遍欧亚大陆。1262年，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在抵御基督徒军队进攻时使用了一种会爆炸的铁球，是为炸弹在西欧最早的使用记录。相比之下，南宋制造使用“铁火砲”的记录也是在1257年才第一次出现。中国人在开发枪炮炸弹方面，与西方人几乎是齐头并进，没占到什么先机。

▍元大德二年（1298年）铜火铳，全长34.7厘米，重6210克，是已知最早的金属火器

在此后一段时期内，东方的军火发展也不落后于西方。比如说，中国人造出管状火器的时间比西方要早——后人会从陈规火枪算起。最早能“射出弹丸”的火器也出现在中国，即1259年南宋军队制造的“突火枪”，它“以巨竹为筒”，可发射“子窠”——应该是颗粒装的散弹。不过，这种竹制“突火枪”没有批量生产，也没有留下任何作战记录。

在金属火器方面，1326年的一卷西方手抄本描绘了一座造型奇特的铁制炮，成为迄今所知西方最早的金属火器。它的形状与其说是大炮，不如说更像烧瓶，发射的也不是炮弹而是箭头。“铁瓶炮”的设计应该颇为原始，起的作用也不显著。它在英法百年战争中被使用过，但出现的并不频繁。

▍手抄本中描绘的“铁瓶炮”

而在东方，元朝出现的第一批真正的类枪炮武器看上去比西方同时期的“铁瓶炮”要靠谱一些，发明时间也很可能更早。到元朝末年，已经出现了不同口径铜火铳的区分：小口径的以手持发射散弹，大口径的装在架子上发射单发石弹。

不过，再过不到一百年，西方火炮就要把中国同类远远抛在身后了。重达十多吨的巨炮——臼炮——的诞生，一举扭转了东西方军械的实力对比。

从尺寸上，这种气势惊人的新武器口径往往超过50厘米，动辄可以把六七百磅的石弹射出一公里，气势惊人。中国人从未造出过这样的庞然大物，像明朝的碗口炮，最重不过“上百斤”。《武备志》里的“天字号神炮”，重量也只有280斤而已，还不如臼炮的炮弹重。

不过，西方人之所以能造出臼炮，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火器技术上占据了优势。臼炮虽然外貌惊人，但仍需要在药室与弹丸间塞上木塞来增大爆炸推力。明成祖从越南得来的“神机箭法”，使用的也是这一技术。臼炮体现的炮管铸造技术也不比中国人精细，只不过双方最终制成武器的体量和威力天差地别。

真正导致东西方军火发展差异的，还是各自军火实际应用上的差别。

与西方不同，中国不存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人造堡垒，夯土城墙一直到明朝才砌上了砖。而且，东亚战争的参与人数虽远多于西方，单兵装备却落后甚远——在装甲方面，只有御林军级别的军人才配有锁子甲。无论是在元末内战还是在明蒙战争中，大家都不会感受到研发先进军械、勇攀科技树的必要性，把太多资源投入到这个方面反而可能是不太明智的行为。

在这一点上，奥斯曼土耳其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直到14世纪，土耳其还对火器毫无建树，而随着战事的不断推进，1453年时他们就能搬出巨炮，轰击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土耳其巨炮的发射过程极为复杂，搬运也需要几十匹马加200多人，但其发射的600磅石弹，还是能在连续两个月的炮轰下，将伟大城市君士坦丁堡的坚固城防击垮。

▍奥斯曼土耳其的巨型臼炮：使用时先往后边的药室装上火药，拿木塞塞住，再旋上前边的炮管，从炮口装入石弹

到16世纪时，西方军事科技突飞猛进。铸铁技术已能够铸造一体成形的炮筒，发射火炮因此变得更加安全，射击的威力也更加巨大。粒化火药技术为不同用途的火器提供了合适的弹药，再也不必以木塞提升膛压，枪炮装填变得容易。

近代弹道学也逐渐成形，1537年，塔尔塔利亚出版了史上第一部射击理论著作，把枪炮从原来的巫术领域拉到了计算与实验的世界。

后来的中华军火

在不同的军事环境下，东西方的“爆炸性火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逐渐走进科学之后，中国却还在以玄学为基础探讨军火。不但本国火药研究拘泥于旧理论，就连引进西方军事科技的《西法神机》，在解析火药配方时都要用上阴阳五行。

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一般文人都没有准确描述军火的能力，而往往在文字中极尽夸张之能事。《金史》介绍早期炸弹“震天雷”，说它的爆炸声“闻者百里”；《武备志》记载手铳“单飞神火箭”，只用三钱火药就能伤敌于三百步之外，敌军人马中弹后被直接射穿，一次还能贯穿好几个。即使在反映当代枪战的电影中，这样表现枪械的力量也会因过于夸张而遭到批评。

当然，文人笔下火力强大的“嘴炮”，其缺陷一经前线将领使用就会暴露无遗。比如手持火铳“神枪”，邱濬称其能射出百步之远，敌人听到枪响就已经被射中了；到了面临实战考验的戚继光手里，便发现其射出的箭矢歪来扭去，甚至常把箭屁股朝前打出去，几近废品。对于碗口炮，《武编》认为它声势很大，射击角度调一点点，射程就变了一大截；戚继光却说它“腹小口大”，火药装填量小，炮弹又太重，发射无力，派不上大用场。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对火器吹过牛的不止中国人。1622年来华的传教士汤若望，在他与中国人合作编著的《火攻掣要》中声称，小弗朗机炮仰放可到二三千步，大弗朗机炮，仰放可到三四千步，把射程夸大了两倍都不止。作为接受过欧洲科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汤若望显然也在他的中国生涯中习得了卓绝的放卫星技术。

▍明朝最负盛名的弗朗机炮，一种出现于1370年的后膛炮，分为子铳和母铳两个部分，子铳预先装填弹药，需发射时填入母铳腔室后点火。它并非一体成形铸造，威力和射程有限，传入中国时已逐渐为欧洲人弃用

明朝士子忙着吹牛的同时，西方火器开始进入东方，并在明朝后期战争中叱咤风云。弗郎机炮、噜密炮、日本鸟铳、红夷大炮等等西方色彩浓厚的名字，纷纷给东方战场上的人们带来空前的震撼。

而再过两个世纪，东西方两个世界就将带着各自的军火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并以其惨烈的战果，引发鲁迅和无数中国文人的爆竹之叹。

文｜史祥莆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一列深绿色专列停靠在深圳火车站，一位身穿深灰色夹克、黑色西裤的老人在众人搀扶下出现在月台，他与在此等待多时的各级官员稍事寒暄后，被搀扶上一辆中巴。

数天后，全中国人都在邓小平南巡的专题报道中看到他参观深圳国贸、蛇口工业区的画面，以及那辆时不时会出现的中巴。此后二十多年里，这不起眼的中巴越来越多地出现领导视察基层的新闻画面中，这款中巴就是丰田考斯特。

▍邓小平在深圳乘坐考斯特视察

中国有一套严密的行政标准用车规范，行政级别越高，配备的轿车档次越高，但是，到了一定级别之后，考斯特这种根本不在标准用车范围之内的中巴，反而不显山不露水地成为高级官员视察专用车。

这款在中国大陆之外主要用于中短途的民用车，在中国扮演的特殊角色，大概它的生产设计者从来就没有想到过。

从壁垒森严到秩序瓦解

在中国人心目中，红旗车才是至高无上的“中国第一车”，尤其改革开放前，它与最高领导人紧密相连。实际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很晚才乘坐红旗车，1973年周恩来视察延安时，座驾依然是苏联制造。

中共建政之初，就参考苏联标准制定一套层级分明的官员用车标准。根据规定，一级到三级干部可使用苏制吉斯、吉姆以及国产红旗防弹车；三级到八级使用普通红旗轿车；九到十二级可以使用伏尔加、上海轿车、十二级以下则不配备汽车。

▍苏制伏尔加轿车（左）与国产上海轿车（右）

最顶级的吉斯115是装甲防弹车，原型是美国1930年代的帕卡德（Packard）180，加装防弹装甲后整车重达7.5吨，1942年仿制成功后，成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们的专用车。

▍吉斯110/115系列仪表内饰

斯大林一共只送给中国5台吉斯115。此后，毛泽东的座驾是捷克的斯柯达VOS-L加长款，当时全中国仅两台，毛和朱德一人一辆，但档次低于吉斯的斯柯达只在1950-1952年间风光了一阵。

▍斯柯达VOS-L加长版

虽然红旗加长版的CA770于1965年研制成功，1969年又研制成装甲防弹版的CA772，但直到1972年毛泽东才偶尔乘用红旗车，吉斯115仍为其终身专车。毕竟无论外观还是仪表内饰，红旗车与苏联的吉斯115差距一望而知。

▍红旗770/772系列仪表内饰

苏制吉姆比吉斯115低一个档次，在苏联原本为部长级官员乘用车，但只送给中国10辆，其中一辆还被分给毛泽东，与那辆吉斯115轮着用。余者为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人座驾。

▍吉姆轿车（GAZ 12 ZiM）

吉斯、吉姆均无后视镜，今天博物馆的解释是：“该车没有倒车镜，主要是因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要求‘社会主义不能开倒车’，同时车辆乘坐级别非常高，使用时一般都有警卫车队护驾无需倒车所致。”不过，苏联版也没有后视镜。

红旗车地位居于苏制吉斯和吉姆之后，自有其道理，因为苏联的GAZ13与红旗模仿自同一款美国车，但GAZ13在苏联只是部长以下的高级公务乘用车。毛主席等人是懂车的。

▍访华的西哈努克亲王与周恩来乘坐红旗敞篷车

改革开放前，中国官员可选座驾极为有限且严重落伍，但由于中国普通人根本没有资格乘坐轿车，只要是辆轿车几乎就是高级官员的象征，这是中国用车等级制最壁垒森严的时期。

打开国门后，由红旗、上海、北京吉普构成的用车等级秩序被西方进口车冲垮，老旧的红旗被迫于1984年停产。由于未能及时建立新的行政用车规范，基层官员顺势实现了专车梦，也出现了官员品级与座驾档次倒挂的僭越现象。

经过与各种超规格配车的斗智斗勇，1999年一套灵活而又严密的公务用车标准出台：正部级可配排气量3.0升以下45万元以内的轿车；副部级则使用同排量35万元以内的轿车；其他公务用车一般配备排气量2.0升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的轿车。

不过，这个规范对部级以上官员配车标准却语焉不详。这不重要，因为在普通人只要有钱可以任意买车的时代，高级首长们早已悄然放弃用豪华轿车显示身份地位，他们未必介意下基层视察时有豪车随行，但他们是一定要坐在中巴车里的。

历史选中了考斯特

最高领袖喜欢中巴的特殊偏好甚至可追溯到延安时代的毛泽东。1940年，华侨富商陈嘉庚见毛泽东没有专车，特意赠送两台福特轿车，但毛泽东嫌它太招摇，转赠给老同志。1944年，国际红十字会赠送延安一台救护车，毛欣然将之变为专车。这大概是中国第一辆充当领袖专车的中巴。

毛喜欢车里坐满人被簇拥的感觉，获得斯大林赠送的吉斯防弹车后，毛喜欢刻意捎带满满一车人并一个个送到家，文革前，搭便车的是多年战友，后来就只剩下警卫员了。

如果高级首长视察基层，即使是三排座的轿车，能容纳的随员和地方干部也非常有限，而且局促的空间也颇不利于在车上听取汇报。好在改革开放前，领袖们很少下基层。

改革开放后，领袖们定期走访基层，尤其是偏僻地区渐成惯例，无论车内空间，还是为了不显得过于招摇，专用轿车都不胜任乘坐。1980年代初，因为缺乏适合高级官员们视察基层的合适车辆，经常会临时征用公交车。

▍1982年7月23日，李鹏（右五）随胡耀邦考察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发电厂

这时，刚进入中国的日本面包车及时承接了这一光荣任务。当时中国尚穷，面包车一度是基层官员过渡到轿车时代前的标准配车，相对当时的国产轿车，不但有良好舒适性，更因动力充沛质量卓越有极好的道路通用性，成为首长们下基层的标准用车。

▍1984年4月胡耀邦考察湖北恩施（身后为日产Caravan面包车）

▍1986年1月3日，胡耀邦在广东云浮视察（身后为马自达面包车）

比起轿车，面包车虽然更胜任首长们下基层的专用车任务，但无论是空间、舒适性和道路通过性仍明显不足，尤其是座椅固定只能乘坐七人。而通常中央首长下基层，贴身随员和紧密陪同以备咨询的省、地及最基层官员，再加上新华社记者，根本没法挤进一辆车，非常不利于行车途中工作。

首长们其实更需要一款质量可靠、舒适性良好的中巴车，但当时各种国产杂牌中型客车车可怕的质量和乘车体验，不可能担此重任，而当时中国市场上唯一能见到的进口中巴车，恰好是考斯特。

它简直就是像为首长视察基层专门设计： 20-23座的考斯特不仅足以确保随行人员、各级地方领导、新闻记者同车，一般还能留出五席以上空位，不至于拥挤；它在舒适度上明显要比面包车高出一个档次。

▍2015款4.0L豪华版考斯特基本规格

▍豪华版考斯特的首长席（真皮航空座椅）、办公桌及汇报席

高底盘直靠背硬沙发的设计非常适合体型富态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乘坐，加宽的车体以及前移的空调蒸发器，使后排乘客获得了更大的乘坐空间。

▍电动迎宾台阶

考斯特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优势是简朴、不招摇，相比官气十足的豪华轿车，中巴是人们生活经验范围内的车型。领导人车队往往拥有不止一辆考斯特，它能显著缩减车队规模，实现轻车简从。

中央领导人出行时乘坐考斯特，很快在中国政坛形成示范效应，于是考斯特迅速在省、市、县级党政部门风靡，并将用户扩展到涉外旅游公司、企事业单位。

▍陈云视察上海宝山

难以撼动的地位

新世纪初，由于城市大公交迅速向城郊乡村拓展，中巴车市场急剧萎缩，车种消亡的趋势不可逆转。这种情况下仍坚持乘坐考斯特中巴车的，基本上只有高级领导了。

无意中扮演官车角色的考斯特，一演就是二十多年，厂家当然会顺势不断改进以巩固其地位，今天，领导们乘坐的改装公务版考斯特与营运版相比，除了车壳什么都不一样了。

今天的考斯特公务车，较之当年邓小平乘坐的考斯特，从车内设施到底盘、发动机都经全新设计，并针对中国市场独特用途提供了一系列原厂改装配件，为高级领导干部提供了理想的移动办公空间。

▍一汽丰田为考斯特提供的部分原厂改装项目

为获得更好的舒适性，重达3.7吨的丰田考斯特只搭载了一台2.7升的汽油发动机，虽然动力非常有限，但却更加安静平顺。这也说明考斯特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已不再是跋山涉水的工具，而是在城市视察时的日常用车。

▍“前独立悬架 整体式后桥”，“钢板弹簧 液压减震筒”的组合，确保了不亚于轿车的乘坐舒适度

▍首长使用的vip尊贵版（上）配备了与营运版（下）完全不同的车内设施

充当公务用途车的考斯特不止是内里别有乾坤，甚至连外壳都越来越独树一帜——发展出一套庄重大方自成体系的配色方案，轻佻的彩色车身在大陆的政府采购中被自然淘汰。

▍中国港台地区常见的彩色考斯特，一般用于企业通勤和酒店接送

很少有合资厂家会专门提供可额外选装的中文标志，但丰田在考斯特身上体贴地采用了一种违反中国民间进口车消费逻辑的做法。这样的做法非常奏效，即便在反日运动高潮，新闻报道中也看不到一辆考斯特被砸。

▍左图为2012年9月反日游行中被攻击的一辆汽车，右图为被人们包围的丰田考斯特

厂家的工夫没有白费，考斯特最终在朴素的外表下提供了超越同价位轿车的乘坐体验，舒适性和观感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以至于各级党政机关除了它谁都不认。

丰田考斯特的江湖地位刺激了中国汽车企业的山寨热情，它们的努力使得中国偏远城乡公路上奔跑的中巴都开始长得越来越像丰田考斯特。

▍国内生产的类似考斯特的中巴

丰田考斯特独占中国公务车最顶端的生态位，当然会招徕真正有力的竞争者。现代康恩迪和尼桑碧莲都瞄准了这个市场，这两个车型的第三方内部空间改装方案中，会议桌、隔离板、首长席一应俱全，厂家在宣传时也毫不掩饰地将为中国领导服务作为卖点。

▍现代康恩迪（左）与尼桑碧莲（右）

丰田当然嗅到了危机，在考斯特的中国官网上有这样一段话：“自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国市场以来，COASTER凭借着卓越的品质和极高的美誉度，一举成为中国高端用户公商务用车的首选……同时更是创造了连续十多年服务全国‘两会’的记录。”

▍尼桑碧莲广告宣传图片

——之所以丰田会刻意强调“正统性”，是因为相比于技术、价格，政府长期采购的强大惯性和时间积累起来的品牌声望，已是其难以撼动的最大资本。

并非只有中国领导人出行时喜欢中巴，美国总统长途出行也会经常用到巴士。但相比没有任何物理防御的丰田考斯特，美国总统巴士和绝大多数国家元首外出喜欢乘坐的装甲防弹车一样，可谓武装到了牙齿。

▍奥巴马乘坐的X3-45型装甲巴士 “地面力量一号（Ground Force One）”特勤局代号“驿站马车（stagecoach）”造价高达110万美元

▍身板和车窗都没有经过安防改造的丰田考斯特中巴车

这些总统专车之所以要在装备上搞得如临大敌，是因为他们无法做到在专车沿途线路的射界之内，所有人都是经过挑选的。

文｜辉格

只有当权势能够跨代积累时，个体和支系间的权势差异才能固化成阶层，并形成稳定牢固的权力集团，从而实现社会大型化发展，可继承的财产权恰好创造了这样的条件。但是，不同类型的财产权有着不同的积累特性，后者限定了地位分化的可能性，将社会大型化引向不同方向。

早期农民的主要财产是土地和牲畜，在旧大陆的多数农业社会，种植和畜牧都以某种比例混合搭配。在跨代传承过程中，土地数量要恒定的多，牲畜数量则波动很大，而且出于生产组织的考虑，人们在处置土地产权时，有着普遍的抗分割倾向，即便不得不分也会尽可能推迟，而畜群则很容易分割，事实上也总是一有机会就分割。

例如，蒙古游牧者的多妻家庭，每位妻子和她的孩子们拥有单独的帐幕和自己的畜群，构成独立家户。而约鲁巴宗族社区的土地归宗族集体所有，核心家庭只拥有使用权，成员去世后就被收回重新分配。马里多贡人（Dogon）的多妻家庭则处于中间状态：土地由家庭集体所有，并由长妻带领诸妻共同耕种，而牲畜则由每位妻子分别拥有，类似情况在非洲农牧混业社会十分常见。

▍一个多贡村庄

由于畜产的固有分割倾向，很难跨代积累，每一代的财富差异很快被子女数量所抹平，这样，以牲畜为主要资产的社会就难以形成稳定的阶层分化，因而无法通过扩展父系结构有效实现大型化。结果，要么停留在碎片化状态，要么必须找出其他途径，他们找到的方法之一，是年龄组（age set）。

年龄的权力

年龄组现象普遍存在于非洲农牧混业社会中。所有男性按年龄和资质被分入依次相继的五六个组别，这些组大致可归为四个阶段：未成年、战士、长老、隐退者，其中战士和长老还常分为新晋和资深两组。各组在发型、服饰、文身、彩绘等身体装饰上有着显著区分，在社会分工中承担不同任务，有各自的社会地位和相应义务，遵循不同的社会规范。

每隔若干年（短则六七年，长则十几年），当长老们决定晋升一批新战士时，符合条件者便在经历一系列仪式和品质考验之后，升入上一组。对于个人，最关键的两个环节是经由成年礼而成为战士和从战士晋升为长老。前者意味着被共同体接纳为有用一员，后者往往与结婚成家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并在公共事务决策中拥有发言权。

年龄组在实践中有很多变化，最重要的区别是对各组成员所施加的约束，强弱十分不同。处于光谱最弱一端的是努尔人，他们的年龄组最松散，大致是一种区分尊卑和声望的标志，功能上有点像军衔，其约束力限于社交和仪式性场合。比如节庆宴会上某人该坐在什么位置，或者两个陌生人相遇时，是该平等相待还是尊卑有别，它带给群体的组织功能是最弱的。

肯尼亚的马赛人则处于光谱另一端。男孩一旦晋升为战士，便离开所在家庭，和同组兄弟集中居住在村外的专属营地里，并开始接受资深战士的训练，担负起保卫社区的责任，包括巡视领地边界，寻找新牧场（特别是在旱季来临之前），击退盗牛团伙，对外发动盗牛突袭，猎杀领地内危及牲畜的食肉动物等等。

▍一位年轻的马赛战士

年龄组对马赛男性施加的最重要约束是，战士不可以结婚，也被禁止与任何已接受割礼的女孩交往，只有在晋升为长老之后，才能回到原先的家族，并娶妻成家。

由于两次新战士招募之间通常相隔15年，而接受成年礼的年龄下限大约14岁，所以，晋升长老时至少已经29岁。如果运气差，13岁时刚好错过一次招募，于是28岁成为战士，熬成长老已近45岁。这显然是一种严酷的老人统治，通过禁止年轻男性结婚，并赋予其最危险的任务，老人们降低了自己面临的包括性在内地资源竞争。

和普通的家长制和宗族老人政治不同的是，同组长老早年在战士组中长达十五年的共同居住和集体行动经历，强化了同龄合作。同组伙伴（age mate）被认为应该分享任何东西，甚至是妻子，当伙伴来访时，主人会在晚上让出他的茅屋，让妻子和来访者自己决定是否一起过夜。同龄的长老组又将家长权威集体化，因而可以更有效地压制年轻人的反抗。

青春期的战斗力

可是长老们如何压制晚辈的反抗呢？要知道，刚刚经历了成年礼的新战士，大多处于好斗而危险的青春期，正是制造骚乱和挑战权威最积极的叛逆阶段，青春期躁动带来的高犯罪率也是每个现代社会面临的一大麻烦，欧美的大量犯罪学研究都显示，在所有社会中，15-19岁总是暴力犯罪率最高的年龄段，而且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

▍图为美国1980年、1994年、2010年随着年龄增加，每十万人被逮捕的人数

按某些进化心理学理论，青春期躁动并非由性功能发育所附带的有害副产品，而是年轻男性为自己在即将进入的社会竞技场中争得有利地位的一种方式，暴涨的雄性激素只是执行这一心理功能的媒介。这种躁动就像把一群母鸡刚刚放到一起时所引发的频繁啄击一样，等到啄序确立下来，就相安无事了。

支持这一适应性解释的一个证据是，在地位高度平等、没有阶层分化的小型狩猎采集社会，比如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San）游团中，青春期躁动的表现要轻微的多，因为既然没有明显地位差别，也就没啥好争的。

▍桑人儿童

那么长老如何避免这一躁动伤及自己呢？答案隐藏在躁动的性质之中。躁动和所谓“叛逆”的指向并非随机，而是相当有策略的，简单说就是欺软怕硬。这一点从校园团伙和街头帮派中很容易观察到，许多挑衅和惹是生非只是为了测试对方是否好欺负，以便将自己的啄序排到他前面。只有当大量年轻人找不到比自己更软弱的欺负对象时，青春期躁动才会因绝望反扑而伤及当权者。

年龄组和成年礼的要点在于，通过一系列精心安排的震慑性仪式和清晰可见的晋升阶梯，明确告诉其成员：你目前处于啄序的哪个位置，而且不必着急，只要你活得足够久，总有一天会升到高位；同时，它并不试图压制年轻人的躁动，相反它还鼓励和嘉奖这一躁动，并将其引向群体外部，把他们的好斗和不满变成服务于群体利益的战斗力。

实际上，类似的机制普遍存在于各种需要人为排定啄序的组织机构中。大学里老生仪式性欺负新生，军队中老兵考验新兵，秘密会社的残酷入会仪式，监狱里对新来囚犯的虐待，往往都是极具羞辱性和压制性的，排定啄序的用意昭然若揭。极度夸张的闹洞房习俗，或许也是出于类似心理，因为结婚和成年一样，也是社会地位的一次重大晋升。

▍疑似日本日本自卫队的虐兵画面，也有人认为这是在进行反审问的训练

年龄组的政治意义

从非亚语系的奥罗莫人（Oromo），到尼罗-撒哈拉语系的马赛人（Maasai），到尼日尔-刚果语系的祖鲁人（Zulu），年龄组横跨非洲三大语系。如此广泛的流行，表明它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工具大概颇有成效，才会被众多民族所模仿。

奥罗莫人于16至19世纪间在埃塞俄比亚建立的嘎达（Gadaa）体制或许展示了年龄组的极限能力。这是个三级共同体，其最高层酋长会议（luba）由各支系选举产生，任期八年——也就是奥罗莫年龄组的间隔年数，在较低层次上，资深长老组直接实施集体统治。有意思的是，奥罗莫人每过八年招募新战士组时，都要发动一场对外战争，此类战争还专门有个名字叫butta，从1522年到1618年共发动了12场butta。

年龄组所带来的战斗力，从祖鲁王国的崛起中也可窥见一斑，祖鲁军队的基本作战单位Impi的前身便是战士组，受所在部落长老和酋长的支配，服务于部落利益，后来，得益于其前辈丁吉斯瓦约（Dingiswayo）在数十个部落组成的联盟中所建立的霸权，祖鲁王国的创建者沙卡（Shaka）在持续不断的征战中逐渐强化了对这些战士组的控制，最终通过打散部落编制而消除了其部落身份，成为直接服务于祖鲁国王的国家军队。

▍欧洲艺术家对Shaka的印象画——一个手持标枪和盾牌的武士

总结起来，年龄组制度的妙处在于，它同时解决了这些社会面临的几大组织问题：

1）通过深化年龄段之间的垂直不平等，从而在维持个体间和家族支系间平等的条件下，控制了当权集团的规模——这意味着同等规模的当权集团能够管理更大型的社会。

2）通过细分年龄组，并在各组间实行社会分工，从而将每类公共事务上所需要的紧密合作圈子规模限制在邓巴数之下。

3）通过另辟战士营地并建立军事化集体生活，将战士组升级成了真正的战争团队，为其成员日后成为当权长老时保持紧密合作创造了条件。

4）通过强化年龄段之间等级区分和长老权威，将冲突压力引向外部，由于晚辈在家长去世前无望分到大额家产，不得不在群体外部寻找机会，积极发动袭击，特别是盗牛袭击。

5）让年轻组别承担主要战争任务，使得死亡率分布向低年龄段偏移，从而降低每个晋升环节的竞争压力。

▍祖鲁战士

基于这些组织优势，许多非洲农牧混业社会建立起了部落和部落联盟一级的政治结构，人数可达数千和数万人，若辅以选举制从而组建更高层次联盟，更可达到数十上百万人的规模。

不同性质的社会走向大型化的道路各有不同，定居农业社会靠父系结构扩展，非洲农牧混业社会选择年龄组作为方式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其它实现途径吗？敬请留意后续文章。

人类发明工具总是在弥补先天上的不足，用锤子弥补拳头，用轮子弥补腿脚，用刀子弥补爪牙，用文字弥补记忆……然而野生动物似乎从来不用枕头，人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普遍的刚性需求，以致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发明了枕头——这暗示着我们有什么先天不足吗？

北宋青白釉雕瓷“佛狮戏球”瓷枕，现在价值人民币300万左右

是的，这正是直立行走留下的后遗症。虽然陆生脊椎动物不乏二足行走者，比如鸟类和袋鼠，但是它们后肢的支点都在身体重心附近，躯干在运动时仍然平行于地面，人类的后肢却完全长在躯干末端，为了直立行走就不得不让脊柱完全垂直于地面，胸腔因此完全打开而变得扁平。

鸵鸟、袋鼠和人类的骨骼对比：鸟类的髋关节前移接近身体中部，并有大型的尾羽平衡重量，颈部呈现S型保持躯干水平；袋鼠用粗大的尾巴平衡身体的重量；人类没有这些措施，将全部体重经由脊柱垂直传递给大腿骨

同时，人类双手具有复杂的功能，包括投掷、挥舞、探取等大幅度动作，这要求人的肩关节必须足够灵活，在其它哺乳动物身上平行于躯干两侧的肩胛骨因此变得宽而短，平铺在了后背上；在其它哺乳动物身上短小甚至消失的锁骨也变得结实修长——这让人类有了一对格外宽阔的肩膀，躯干因此更加扁平。

左侧为人类背部的骨骼北侧局部，右侧为马背部的骨骼左侧局部；圆点标记的骨骼就是肩胛骨

这些都对人的睡姿产生了影响：失去了前肢的支撑，像其它哺乳动物那样趴着睡就会压迫胸腔难以呼吸；仰卧会拉伸脊柱的生理弯曲，让背部紧张，四肢也不能自由摆放；哺乳动物最放松的侧卧姿态又会让头部悬空，久之令颈部肌肉疲惫不堪，引发急性纤维组织炎症（落枕）。所以综合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头部垫到合适的高度侧着睡，这就是发明枕头最主要的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

人想侧睡不得不枕

绝大多数四足行走的哺乳动物可以轻松侧睡，它们的头部宽度和躯干宽度差不多

另一个原因是人的体型够大，自身重量和血液重量都能产生可观的宏观影响。

我们可能注意过，猫几乎可以在任何坎坷的地方睡着，而人睡觉的时候床单上有一个褶子都会咯得不舒服。这是因为体重越小的动物相对表面积越大，躺下来的时候下方组织压强越小，猫这样轻盈的动物已经无法理解“硌”的含义。

但人体足够沉重，可以给受力组织相当大的压强，当支撑面不够平坦时就会发生应力不均，身体内部的骨骼也会向下压迫周围组织，这都会在局部产生强烈的触感和疲劳，长期卧床的病患甚至常常因此发生褥疮和血栓，所以人睡觉总会不自主地翻身。既然人的胸腔格外扁平，肩膀格外宽阔，也就格外需要一个枕头在翻身时稳定头部。

猫喜欢在冬天睡在暖气片上，这对人来说只能是比跪搓板更可怕的酷刑

不仅如此，人的血液更多，也更沉重，当人躺在平面上的时候，头部总是比躯干更低一些，这就会让头部血压明显升高，睡久了昏昏沉沉不舒服，有些胃病患者还会遭遇胃酸倒流的情况，所以仅仅为了舒服，人也愿意将头垫高一些睡。

当然，也并非只有人类有枕枕头的需求，我们的大型灵长类近亲同样面临着胸腔扁平而身体沉重的问题，比如大猩猩就有三种常见的睡姿：

仰卧，随便枕个什么东西或者把双手抱在后脑勺

侧卧，枕着手睡

趴着睡

而对于更加聪明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他们懂得用枝叶搭一张床，给脑袋一个合适的位置，功能就相当于枕头。

树上熟睡的倭黑猩猩

最后，灵长动物之外的大型哺乳动物，特别是食草动物，往往趴着睡，这样可以及时站起来奔跑，如果环境允许，它们也绝不错过侧躺放平或者找东西枕着的机会。但是最大型的象类由于体重过大，胸腔无法在躺下时支撑重量，所以只能站着睡。

牛的睡姿

斗牛犬的睡姿

建筑学家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认为，以木料为主要构材是中国古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世界范围内，非洲、欧洲、中东、美洲与东南亚的古代文明都留下了大量砖石建筑的遗迹，只有在东亚地区，木质古建筑才构成了绝对主流。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中国的古建筑为何与欧洲不同，而在于中国为何如此特立独行。

现代日本仍存有许多木结构住宅，图为1970年日本青森县，在一次地震后，两名女子准备撤离。来源：腾讯新闻《视界》——日本“震”变

严格来说，中国古建筑中并不乏砖石结构。公元前2300年的石峁遗址就大量出现了大规模的护坡石墙和包石夯土墩台，此后的历代大型建筑也多有砖石台基。

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的石峁遗址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其城基、城墙采用石料，不同于时代较晚、采用夯土的殷墟

但是，这些砖石结构始终未能发展为大多数中国古建筑遗迹的主体结构。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砖石结构的技术和性能存在极大的问题。

梁思成认为，大部分中国古代匠人并不了解石料的物理特性。石料抗压力强，而张力、弹力极弱，其物理特性与木材恰好相反，适于垒砌。但中国古代工匠却多用建造木建筑的榫接之法来拼合石材。榫接的石构件在局部受力时易于破裂崩坏，使得建筑整体缺乏稳固性，这样的建筑自然难以被广泛应用，也难以留存至今。

即便懂得垒砌之法，中国古代工匠也很少能将砖石建成坚固的建筑。用砖石垒砌稳定结构主要有两种方法。其中之一是确保每块砖石大小相近，将接触面磨平，以此增大砖块之间的接触面积，防止受力点不均导致砖石破裂。埃及金字塔、雅典卫城和古罗马的引水道都是此类范例。但是，这种垒砌方式需要厚重的墙体和精密的加工才能保障结构稳定。始建于唐代的西安大雁塔也是用砖石磨平对缝砌成，经历过多次崩毁重修、加厚加固，方得以存续。

西班牙塞哥维亚的古罗马水道桥，由纯石垒砌而成，建于公元1世纪

另一种常见的方法是在砖石间添加富有粘性而又耐压的垫物，以此保障砖块间的接触面积。古巴比伦与古罗马早已发明了石灰砂浆，但中国古代工匠对此缺乏认识，只追求垒砌时的便利和胶泥的粘性，长期因循守旧地使用草灰、黄泥，最多加上糯米浆。干结后的黄泥浆往往被砖石自重压碎，如此砌筑的砖石无异于松散的砖堆，完全靠厚度和建筑形状来维持稳定。这自然远不如相对轻便坚固的木质结构有竞争力。

衢州巽峰塔建于清康熙年间，由砖块与黄泥浆砌筑而成。2010年5月因连日降雨而崩塌

然而，技术缺陷并不是中国古建筑材质迥异于其他文明的根本原因，以赵州桥为代表的古代石桥足以证明中国工匠的智巧和潜力。不难发现，古埃及、古希腊、巴比伦、帕提亚、亚述、玛雅、吴哥等古代文明的砖石遗迹绝大多数与宗教活动相关，人们所熟知的、费数百年之功建成的欧洲各大教堂更是典型。当神权强大到足以为世俗统治者授予合法性、足以决定世俗生活的意义时，世俗之人才会不惜工本地建造散发着永恒色彩的宏伟庙宇。坚固而庄严的石块正是这类庙宇的理想建材。

德国科隆大教堂始建于1248年，工程时断时续，至1880年才宣告完工。是典型的哥特式砖石建筑

但在帝制中国，神权始终不过是君王“神道设教”的工具。依照以古为尊的儒家礼学，即便规格最高的皇帝祭祀天地的仪式也无需高大的庙宇。明洪武十年至嘉靖九年，本应在都城南北郊分别举行的天地祭祀一度被改在皇宫内合祀。朱棣迁都北京后为此而建造了巨大的奉天殿（即今故宫太和殿前身）。但这种人为的努力却遭到礼制官员的抨击，被视为“崇树栋宇，拟之人道”，有违“质诚尊天，不自封树，以明谦恭之意”的正统理念。

依照《周礼》在都城南郊修筑的圜丘是中国古代帝王祀天之所。祭坛建筑务求谦逊质朴，与宏伟的玛雅祭坛、希腊神殿风格迥异。（上图：隋唐长安圜丘。下图：明清北京圜丘）

这样的宗教文化观自然不可能产生其他文明中对宏伟宗教建筑的需求。而需求的长期匮乏自然无法将匠人的智巧和潜能转化为同样精巧的砖石建筑遗迹。

文｜大象公会

手机正在让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一个标准上班族，每天与家人交流很难超过一小时，但低头看手机的时间则远不止此。即使与同事、朋友、亲戚甚至爱人坐在一起，同样心不在焉，往往各自低头看手机。

也许除了朝鲜，全世界有智能机的地方，人们都会专注于手机，无视对面的坐着的那个人，这种冷漠刺伤了全世界的白岩松，他们痛心疾首地劝告人们，忘掉你的手机吧。

▍白岩松：“我们所有人都在低头看屏幕，没有仰望星空。”

也许只有被顶头上司叫去单独交流，我们才不会低头看手机。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就坐在你面前，你却低头看手机。我们忘掉对面坐着的人，是因为那个人没有手机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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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世界更重要

智能手机诞生前，人们面对面时会全神贯注吗？不是的。成年人不分散注意力的时间很难超过十分钟，如果对方讲话内容你不感兴趣，会非常容易走神，这时你会有大量无意识的小动作。

如果手边刚好有钥匙、钢笔之类小东西，我们便会无意识地反复摆弄。美国学者Roy Baumeister 认为，认真听讲这种需要“自我控制”的行为往往会引起其他自控力的下降，面对面交流时无意识的小动作，是为了防止“自我损耗”。

我们无意识地摆弄手机，并不意味着它真的比对面的人更重要——手机是离手最近最容易抓起来把玩摆弄的东西，我们有时低头玩手机，哪怕只是解个锁，胡乱滑动屏幕，只是手机替代了走神时用来自我缓解的其他小物件。

▍一款可在低头玩手机的同时兼顾对面人感受的帽子应运而生

但是，如果我们无意识地打开社交软件看自己关注的人说了些什么，或刚刚发生了什么新闻，我们会立即忘掉对面坐着的那个人，没错，无论你主观上是什么看法，手机里的世界，有时确实远比眼前的人更有吸引力。

互联网出现之前，同学、同事、生意伙伴、亲戚几乎是我们社会关系的全部，但互联网改变了这一切，我们可以不受空间限制地结识大量基于兴趣、爱好和观念的朋友——这是我们旧有的社会关系中很难找到的精神资源。

这个自主选择的社交圈当然会更容易激发交流愿望，聊天室、QQ、邮箱、BBS兴起之时，都曾让人们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忘掉身边的家人，夜深人静时，还会不断刷屏，实在没有新信息时才不甘地睡去。

▍“F5已烂”

智能手机如毒品般让人欲罢不能，是因为它可以使人时刻在线，信息集纳的便捷，会让我们养成一天不上网就有被世界抛弃的信息焦虑感。

但手机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或许是它完全重构了我们的社交，智能手机带来了社交工具的大爆炸，仅今天中国使用最多的社交工具微信，就占据了人们使用手机六分之一的时间。

而深度手机使用者的社交关系早已不只是基于兴趣、爱好、观念，如果你厌烦了线上线下的熟人，百无聊赖时，你可以打开陌陌看附近有什么异性可以搭话。

没有人会比你手机里的世界更丰富精彩，甚至更重要。即使坐在你对面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你低头看手机也不完全意味着对TA的忽视，因为你低头看的不是手机，而是你社交圈的全部。

可是，现在连人大代表开会时都低头看手机，这难道是正常的吗？

▍深圳两会期间的人大代表

新媒介永远反社会

批评家们对手机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痛心疾首是有道理的。

但是，对美好传统生活方式的颠覆，并不只是从手机开始的。中国刚出现互联网时，主流将之称为信息革命，但随着电脑普及，主流社会开始出现要给年轻人戒除网瘾的声音，甚至出现了培训班。

西方同样如此。2008年尼古拉斯·卡尔发表了一篇《谷歌把我们变傻了？》的长文，告诫互联网剥夺大众的专注力，消灭深入阅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并最终丧失记忆力，彻底变成信息技术的奴隶。2010年，他又将文章扩充为一本书《浅薄》，并因此赢得2011年普利策奖。

▍发表《谷歌把我们变傻了？》一文的尼古拉斯·卡尔

知识分子担心大众被垃圾信息俘虏，更多人痛心疾首的是人际交往方式被破坏。电脑出现后，对传统人际交往的主要破坏场景是家庭，因为电脑无法搬动，不像手机一样可以随时上网。

电脑发明前，我们的家庭情感交流是以电视机为核心的，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看电视一边偶尔闲扯几句。有了电脑，年轻人端坐电脑前，电视机前只剩下老人小孩。

电脑最反社会的是春晚这个时刻：除夕之夜，原本一家三代吃完年夜饭后，该其乐融融看春晚，但电脑出现后，却变成了老人继续看春晚的《咱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而他们的孩子却在上网骂春晚。

手机的发明多少缓解了春晚这个时刻的家庭冲突，年轻人至少不用躲到卧室里上网骂春晚，而是一边陪着老人看春晚，一边低头用手机继续骂春晚。

▍勤奋的段子手需要一边看电视春晚，一边利用滞后的网络直播来剪辑可供年轻人转发的槽点（图片来自网络）

问题是，电视机其实也是反社会的。电视进入中国前，年夜是一家人围坐一起边吃饭边说各种吉祥话，所有时间都用于家人之间的交流互动。电视普及到每个家庭后，却变成了亲人就在你身边，而你却看着倪萍赵忠祥。

因为电视机，中国人甚至都忘掉了过年时还要祭祖。只是电视进入中国家庭时，普遍认为它改善了中国人过于单调、乏味的精神生活，是社会富裕、进步的重大象征。

快被人遗忘的电话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1980年代初，中国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教材曾这样揭露美国社会的人情沦落：朋友之间互相拜访，居然要电话提前预约，甚至亲人之间也是如此。

电视机这种媒介在西方统治的时代格外漫长，所以批评家们有充分时间酝酿感情，激烈地批判电视机带来的种种罪恶。电视对社会最深广的影响，是娱乐产业的极度发达，它辐射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尼尔·波茨曼在《娱乐至死》中对娱乐业导致社会的庸俗和浅薄痛心疾首：“这是一个娱乐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使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致死的物种。”

▍《娱乐至死》封面上两个人的脑袋被电视机取代

让大众变得庸俗浅薄的，何止是手机、电脑、电视。即使是那些已被淘汰掉的古老媒介手段，也曾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人类历史上每次媒介传播的革命都会颠覆社会的权威，重构我们的社交方式，改变社会形态，因而都是反社会的。

尼尔·波茨曼同样在《娱乐至死》中提到，印刷术出现也是反社会的：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一切人际交流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甚至连阅读所采用的也是口语模式，一个读者大声朗读，其他人随后跟上。但自从有了印刷的书籍之后，另一种传统便开始了：孤立的读者和他自己的眼睛。口腔无须再发声音，读者及其反应跟社会环境脱离开来，读者退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从16世纪至今，大多数读者对别人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他们不在旁边；若不行，则请他们保持安静。整个阅读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对抗社会参与和社会意识。简而言之，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为。

只是尼尔·波茨曼为何对读书这种传统媒介颇为肯定，对电视等现代媒介痛心疾首？

年龄决定态度

那些批评互联网导致人们注意力涣散的专家认为，阅读才是值得推崇的。但15世纪古滕堡发明印刷术后，书籍数量暴增，人们开始养成阅读习惯，当时欧洲不少权威对此的看法和《谷歌把我们变傻了？》并无区别。

▍《古滕堡圣经》副本。古滕堡的印刷术加速了印刷时间，也使印刷品变得非常便宜

此前无论神职人员还是学生，因为书籍太少，阅读大多是集体诵读活动。印刷术出现后，阅读变成一种个体的、私人的活动，一个捧着书本默不作声的人，旁人的观感与今天低头玩手机并无区别。当时一些人认为默读会让人做白日梦，导致精神怠惰。

每一次媒介技术革命，都是对掌握着既有话语权的权威们的颠覆，尼尔·波茨曼和尼古拉斯·卡尔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当然对此如丧考妣。

对习惯了传统媒介的人来说，情感上和习惯上同样难以接受革命。因为每一种媒介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的习惯，不但会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往往会被仪式化甚至神圣化。

譬如报纸成为统治性媒介后，男主人早餐与家人的交流时间被报纸占用，已被发展为欧美国家上层社会生活仪式化的一部分：标准英式管家，会在主人早餐时把熨过的报纸折成方块放在盛有餐点的盘下。

▍熨报纸不仅可以快速烘干油墨，也能除去一些影响阅读的折印

对正准备尝试享受英式管家尊贵服务的中国新晋富豪来说，报纸突然被互联网干掉，未能体验每天早上餐桌上有一份熨好的《参考消息》，显然是个噩耗，因为英国贵族并未提供手机时代获取信息的标准仪式。

媒体革命当然不会让我们变傻。每一个新媒体的出现自然会带来大量肤浅、碎片化的信息，但此类信息并不对深度内容造成影响，只因成倍扩大了受众面，必然会量产出“轻内容”和浅内容。

更重要的是每次媒体革命都大大拓宽了人的认知空间。书本时代的人不会想到，谷歌学术、维基百科和各种在线图书馆，能让读者在一夜之内实现在图书馆需要几周才能完成的有效阅读。

每次媒介革命必然会出现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区别这两个人群很简单：年龄决定态度。

对年纪大到很难改变传统媒介习惯的人来说，新媒介会带来大量垃圾信息，让人庸俗浅薄、注意力分散，新媒介对社会交往习惯的改变，则让人冷漠丧失温情。对年轻人来说，新媒介带来知识和人际交往的爆炸性增长，会让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旧媒介。

道格拉斯·亚当斯曾提出过科技三定律——任何在我出生时已经有的科技都是稀松平常的世界本来秩序的一部分；任何在我15-35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将会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的，将成为文明终结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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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辉格

农业出现之前，所有适龄男性都是战士，但没人靠打仗为生，因为战争无法为个人提供经常性收入或可靠生活保障。

农业改变了这一状况。畜群和粮食成了可供持续劫掠的资源，有望为劫掠者提供持久生活来源，激励着一代代劫掠和反劫掠者不断开发新的战争技术和组织方法。

同时，凭借地位分化和财富积累带来的比较优势，最终将战争变成了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模式，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装备齐全、训练有素的职业武人。

▍在瓦尔哈拉殿堂欢宴的维京武士，战斗至死，并进入瓦尔哈拉殿堂是他们的无上荣耀

职业武人的出现

首先是武器的发展，早先的武器十分简陋，制作材料都是分布广泛、容易获得的石料、竹木、骨料、皮革和贝壳。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制作装备和与别人质量效力相当的武器。

据人类学家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介绍，在丹麦日德兰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日耳曼遗存中，最常见的武器是一种石制匕首，数量极多，几乎每个墓葬和房屋遗址中都有几把。

然而在进入青铜时代早期之后，主要武器变成了青铜剑，它们仅见于小部分墓葬，而且这些墓葬的位置、形式和随葬内容，皆与其他墓葬有着显著区别。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铜剑多数安装的是朴素剑柄，且剑刃上可观察到较多砍削留下的痕迹，但有少数安装了失蜡工艺铸造的豪华剑柄，且较少使用痕迹。很明显，拥有青铜剑的武士已有别于普通人，而豪华剑的主人则是地位显赫的权势人物。  

▍带装饰的青铜剑柄

武器成本的提高，使战争从一个重人力轻资产行业向重资产方向转变，让富裕者拥有了额外优势。富人的财力不仅让自己获得更强大的武器，还可以保障材料来源和武器制造能力。

早期维京人在欧洲海岸河口发动的袭击都规模不大，通常只有几十条小船、一两百人。参与者地位也较平等，行动很少受头领节制。但随着易受攻击的沿岸村镇纷纷开始设防，成功袭击所需的队伍日益庞大。

首领拥有分配战利品的权力，让他有了足够激励采用更多重资产的战争手段，投资建造更为昂贵的战争器具，组织更大规模的劫掠行动。维京船开始变得更大更昂贵，到十世纪时，袭击队伍常达到上百条船、数千人的规模。

▍诺曼征服中的维京战船

盔甲、马匹、马具和战车同样昂贵，和早期农业社会的多数创新一样，这些新技术都是战争向重资产方向发展的结果，直到变得足够普及和廉价之后，才被用于容器和农具等和平用途。

对战争从事者来说，财力优势也体现在风险抵御能力上，和农业生产相比，劫掠的机会来得更随机，成败也更难预料，万一身亡家人也可能失去依靠，由富裕者出面组织，便提供了一种保险机制。

平时由首领保障食宿，作战时提供武器装备，战死后还可抚恤家人，这对于那些缺少资源的穷人非常有吸引力。农业社会的制度结构恰好创造了对此类机会的旺盛需求。

基于经营效率上的考虑，土地财产常有抗分割倾向，因而较多采用长子继承制。得不到土地的幼子们一条常见出路，便是投靠一位首领，成为职业武士。此外，首领族内的穷亲戚、孤儿、还不起债的债务人、有特殊技能却无处施展者，都可能选择这条出路。

▍格陵兰岛的开发者维京武士红发埃里克

如此一来，权势人物便逐渐将具备战争所需技能的各种人才聚集在身边，包括战士、武器和车船工匠、厨师伙夫、水手马夫、学者谋士、采购关键物资的商人，还有兼任历史学家、宣传部长和情报收集者的说书艺人和吟游诗人等等。

通过为这些人提供食宿、赞助和庇护，在战争中共同行动，分享战利品和保护费，首领与其追随者之间便建立起一种稳固的恩主-门客关系（patronage）。

这是早期农业社会从部落向酋邦发展的关键一步，它开启了社会进化的一个全新阶段，社会结构与秩序不再仅仅通过自发协调而产生，权势人物开始主动创建组织，实施集中式控制。

希腊罗马的诞生

门客制广泛存在于各大文明的黎明期，在酋邦形态的社会中，统治阶层由一群通过宗族或姻亲纽带联合起来的恩主（酋长）组成。

▍呈现出正方形或矩形布局的罗马古城，遵循了一定的军营设计原则

其中权势最显赫而取得霸主地位的大恩主便是酋邦首领。北欧萨迦史诗传颂的英雄，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和国王（basileus）们，都是拥有众多门客的大恩主，随从或侍卫亲兵组成军队，相互间征战不休，争夺霸主地位。

恩主-门客关系也是早期罗马的重要社会纽带和基础政治结构，罗马城创建者罗穆鲁斯本人便是位大恩主。早先的恩主（patronus）后来成了罗马王国的贵族（patricius），他们同时也是元老（senator）的来源。在王国早期，称呼元老的词是patres，意思是父亲或族长，与“恩主”和“贵族”同源。

▍罗马城的建立者罗穆鲁斯

与此同时，那些追随效忠恩主的门客（pietas），变成了罗马的平民阶层（plebeian）。这一词义演变揭示了从部落到酋邦的发展过程：权势家族通过收容大批门客变成政治组织，其族长作为恩主成为该组织的首领，这些首领继而联合成为罗马国家。

历史学家阿扎尔·加特（Azar Gat）发现，类似的演变也发生在凯尔特和日耳曼社会。在波利比乌斯（Polybius）描绘的公元前二世纪北意大利凯尔特人社会中，已经有了拥有大批门客的显赫恩主。

此时这些大人物与随从之间的关系仍较为平等，每日聚宴畅饮，同吃同住，分享战利品和奢侈品。早期称呼门客随从的词汇也多与“朋友”同源，大人物只是众多战士和战争首领中最富有、最成功、最声誉卓著的那些，社会结构仍由亲属关系主导。

然而一个多世纪后，凯撒在《高卢战记》中描绘的情况已迥然不同，门客们对恩主唯命是从，且已转变为常年作战的职业武士。最显赫恩主的私人武装扩张到上万人，居住在新兴的城镇里，恩主们俨然已成为高高在上的贵族统治阶层，早先的部落平等主义不复存在。

▍阿莱西亚战争后，高卢首领韦辛格托里克斯向凯撒投降

基于门客制的新型组织充分利用传统的宗族结构和姻亲网络，同时又大加改造。首领们突出强调自己所在家系，将其直系祖先加以神化，并强加给其他支系和氏族，成为社区共同祀奉的神祗，希腊诸神连同其谱系便如此被创造了出来。

▍希腊神谱

恩主们在网罗门客时，也突破了宗族结构和部落边界，在选择与谁合作的问题上，亲缘关系退居其次，专业素养、忠诚勇武成为更优先的考虑。

更直接的物质报酬和利益算计取代传统互惠关系成为主要激励来源，亲属义务则被效忠盟誓等契约性义务所取代，战友情谊代替血缘亲情，基于职位的权力代替家长和长老权威……

“枪杆子”中出政权

家长和长老权威在武力面前往往不堪一击。武装组织最初是为了对外发动劫掠，获取战利品，可一旦建立，便成为一股改变社会政治结构的力量。

此时事情可能朝两个方向发展：部落长老们的影响力足够强大，可将武装组织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建立起某种军事民主制。相反，武装首领更强大，便可能篡夺原本由长老会议所拥有的部落政治权力而成为僭主，全面接管部落公共事务，而其门客就成了他的统治团队。

重要的是，那些在竞争中胜出的武装组织，必定是有能力慑服周边若干群体因而得以从中勒索贡赋的组织，他们基于纳贡与庇护关系而建立的政治结构，必定是跨部落的。结果便是酋邦的建立，它将推动社会以更紧密的方式走向大型化。

武装首领一旦建立起酋邦，便可凭借姻亲网络进一步强化对各部落的控制。常见做法是从各部落娶妻，并将女儿嫁给各酋长，假如首领实力足够强大，还可将其宗族近亲安插进各部落。

▍18世纪晚期的夏威夷酋长

在夏威夷酋邦中，部落酋长都是大酋长的父系近亲，亲缘通常不远于一级堂兄弟。更低级的社区酋长则是大酋长的亲兵随从，他们都直接听从其指挥，平时照管农务、组织人力修缮灌溉系统，定期收缴贡赋，必要时有义务参与大酋长的作战行动。

在夏威夷的案例中，一个层级化的官僚系统已呼之欲出，随着武装组织之间的竞争推动武器和组织技术持续改进，酋邦的统治范围和控制能力日益扩展，由此所开启的组织和制度发展进程，将最终导致国家的诞生。

▍夏威夷王国第一任国王卡米哈米哈一世和他的战士们

门客制所创造的武装组织，留下了一种不可逆的遗产。在此后历史上，每当国家崩溃、社会失序之际，凡已经历过这一阶段的社会，都不会再退回到部落状态，只会在各种类似恩主-门客关系的模式下实现政治权力重组，并重建地方秩序。罗马衰亡后西欧封建体系的兴起，汉帝国崩溃后士族门阀收纳部曲荫客、拥家兵而自保的做法，皆属此类。

▍出自东晋时期掌握军政大权的大门阀士族琅邪王氏的大书法家王羲之

大型化趋势不可逆转之后，人类社会会采取何种方式继续运转？敬请留意后续文章。

文｜辉格

农业出现之前，所有适龄男性都是战士，但没人靠打仗为生，因为战争无法为个人提供经常性收入或可靠生活保障。

农业改变了这一状况。畜群和粮食成了可供持续劫掠的资源，有望为劫掠者提供持久生活来源，激励着一代代劫掠和反劫掠者不断开发新的战争技术和组织方法。

同时，凭借地位分化和财富积累带来的比较优势，最终将战争变成了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模式，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装备齐全、训练有素的职业武人。

▍在瓦尔哈拉殿堂欢宴的维京武士，战斗至死，并进入瓦尔哈拉殿堂是他们的无上荣耀

职业武人的出现

首先是武器的发展，早先的武器十分简陋，制作材料都是分布广泛、容易获得的石料、竹木、骨料、皮革和贝壳。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制作装备和与别人质量效力相当的武器。

据人类学家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介绍，在丹麦日德兰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日耳曼遗存中，最常见的武器是一种石制匕首，数量极多，几乎每个墓葬和房屋遗址中都有几把。

然而在进入青铜时代早期之后，主要武器变成了青铜剑，它们仅见于小部分墓葬，而且这些墓葬的位置、形式和随葬内容，皆与其他墓葬有着显著区别。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铜剑多数安装的是朴素剑柄，且剑刃上可观察到较多砍削留下的痕迹，但有少数安装了失蜡工艺铸造的豪华剑柄，且较少使用痕迹。很明显，拥有青铜剑的武士已有别于普通人，而豪华剑的主人则是地位显赫的权势人物。  

▍带装饰的青铜剑柄

武器成本的提高，使战争从一个重人力轻资产行业向重资产方向转变，让富裕者拥有了额外优势。富人的财力不仅让自己获得更强大的武器，还可以保障材料来源和武器制造能力。

早期维京人在欧洲海岸河口发动的袭击都规模不大，通常只有几十条小船、一两百人。参与者地位也较平等，行动很少受头领节制。但随着易受攻击的沿岸村镇纷纷开始设防，成功袭击所需的队伍日益庞大。

首领拥有分配战利品的权力，让他有了足够激励采用更多重资产的战争手段，投资建造更为昂贵的战争器具，组织更大规模的劫掠行动。维京船开始变得更大更昂贵，到十世纪时，袭击队伍常达到上百条船、数千人的规模。

▍诺曼征服中的维京战船

盔甲、马匹、马具和战车同样昂贵，和早期农业社会的多数创新一样，这些新技术都是战争向重资产方向发展的结果，直到变得足够普及和廉价之后，才被用于容器和农具等和平用途。

对战争从事者来说，财力优势也体现在风险抵御能力上，和农业生产相比，劫掠的机会来得更随机，成败也更难预料，万一身亡家人也可能失去依靠，由富裕者出面组织，便提供了一种保险机制。

平时由首领保障食宿，作战时提供武器装备，战死后还可抚恤家人，这对于那些缺少资源的穷人非常有吸引力。农业社会的制度结构恰好创造了对此类机会的旺盛需求。

基于经营效率上的考虑，土地财产常有抗分割倾向，因而较多采用长子继承制。得不到土地的幼子们一条常见出路，便是投靠一位首领，成为职业武士。此外，首领族内的穷亲戚、孤儿、还不起债的债务人、有特殊技能却无处施展者，都可能选择这条出路。

▍格陵兰岛的开发者维京武士红发埃里克

如此一来，权势人物便逐渐将具备战争所需技能的各种人才聚集在身边，包括战士、武器和车船工匠、厨师伙夫、水手马夫、学者谋士、采购关键物资的商人，还有兼任历史学家、宣传部长和情报收集者的说书艺人和吟游诗人等等。

通过为这些人提供食宿、赞助和庇护，在战争中共同行动，分享战利品和保护费，首领与其追随者之间便建立起一种稳固的恩主-门客关系（patronage）。

这是早期农业社会从部落向酋邦发展的关键一步，它开启了社会进化的一个全新阶段，社会结构与秩序不再仅仅通过自发协调而产生，权势人物开始主动创建组织，实施集中式控制。

希腊罗马的诞生

门客制广泛存在于各大文明的黎明期，在酋邦形态的社会中，统治阶层由一群通过宗族或姻亲纽带联合起来的恩主（酋长）组成。

▍呈现出正方形或矩形布局的罗马古城，遵循了一定的军营设计原则

其中权势最显赫而取得霸主地位的大恩主便是酋邦首领。北欧萨迦史诗传颂的英雄，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和国王（basileus）们，都是拥有众多门客的大恩主，随从或侍卫亲兵组成军队，相互间征战不休，争夺霸主地位。

恩主-门客关系也是早期罗马的重要社会纽带和基础政治结构，罗马城创建者罗穆鲁斯本人便是位大恩主。早先的恩主（patronus）后来成了罗马王国的贵族（patricius），他们同时也是元老（senator）的来源。在王国早期，称呼元老的词是patres，意思是父亲或族长，与“恩主”和“贵族”同源。

▍罗马城的建立者罗穆鲁斯

与此同时，那些追随效忠恩主的门客（pietas），变成了罗马的平民阶层（plebeian）。这一词义演变揭示了从部落到酋邦的发展过程：权势家族通过收容大批门客变成政治组织，其族长作为恩主成为该组织的首领，这些首领继而联合成为罗马国家。

历史学家阿扎尔·加特（Azar Gat）发现，类似的演变也发生在凯尔特和日耳曼社会。在波利比乌斯（Polybius）描绘的公元前二世纪北意大利凯尔特人社会中，已经有了拥有大批门客的显赫恩主。

此时这些大人物与随从之间的关系仍较为平等，每日聚宴畅饮，同吃同住，分享战利品和奢侈品。早期称呼门客随从的词汇也多与“朋友”同源，大人物只是众多战士和战争首领中最富有、最成功、最声誉卓著的那些，社会结构仍由亲属关系主导。

然而一个多世纪后，凯撒在《高卢战记》中描绘的情况已迥然不同，门客们对恩主唯命是从，且已转变为常年作战的职业武士。最显赫恩主的私人武装扩张到上万人，居住在新兴的城镇里，恩主们俨然已成为高高在上的贵族统治阶层，早先的部落平等主义不复存在。

▍阿莱西亚战争后，高卢首领韦辛格托里克斯向凯撒投降

基于门客制的新型组织充分利用传统的宗族结构和姻亲网络，同时又大加改造。首领们突出强调自己所在家系，将其直系祖先加以神化，并强加给其他支系和氏族，成为社区共同祀奉的神祗，希腊诸神连同其谱系便如此被创造了出来。

▍希腊神谱

恩主们在网罗门客时，也突破了宗族结构和部落边界，在选择与谁合作的问题上，亲缘关系退居其次，专业素养、忠诚勇武成为更优先的考虑。

更直接的物质报酬和利益算计取代传统互惠关系成为主要激励来源，亲属义务则被效忠盟誓等契约性义务所取代，战友情谊代替血缘亲情，基于职位的权力代替家长和长老权威……

“枪杆子”中出政权

家长和长老权威在武力面前往往不堪一击。武装组织最初是为了对外发动劫掠，获取战利品，可一旦建立，便成为一股改变社会政治结构的力量。

此时事情可能朝两个方向发展：部落长老们的影响力足够强大，可将武装组织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建立起某种军事民主制。相反，武装首领更强大，便可能篡夺原本由长老会议所拥有的部落政治权力而成为僭主，全面接管部落公共事务，而其门客就成了他的统治团队。

重要的是，那些在竞争中胜出的武装组织，必定是有能力慑服周边若干群体因而得以从中勒索贡赋的组织，他们基于纳贡与庇护关系而建立的政治结构，必定是跨部落的。结果便是酋邦的建立，它将推动社会以更紧密的方式走向大型化。

武装首领一旦建立起酋邦，便可凭借姻亲网络进一步强化对各部落的控制。常见做法是从各部落娶妻，并将女儿嫁给各酋长，假如首领实力足够强大，还可将其宗族近亲安插进各部落。

▍18世纪晚期的夏威夷酋长

在夏威夷酋邦中，部落酋长都是大酋长的父系近亲，亲缘通常不远于一级堂兄弟。更低级的社区酋长则是大酋长的亲兵随从，他们都直接听从其指挥，平时照管农务、组织人力修缮灌溉系统，定期收缴贡赋，必要时有义务参与大酋长的作战行动。

在夏威夷的案例中，一个层级化的官僚系统已呼之欲出，随着武装组织之间的竞争推动武器和组织技术持续改进，酋邦的统治范围和控制能力日益扩展，由此所开启的组织和制度发展进程，将最终导致国家的诞生。

▍夏威夷王国第一任国王卡米哈米哈一世和他的战士们

门客制所创造的武装组织，留下了一种不可逆的遗产。在此后历史上，每当国家崩溃、社会失序之际，凡已经历过这一阶段的社会，都不会再退回到部落状态，只会在各种类似恩主-门客关系的模式下实现政治权力重组，并重建地方秩序。罗马衰亡后西欧封建体系的兴起，汉帝国崩溃后士族门阀收纳部曲荫客、拥家兵而自保的做法，皆属此类。

▍出自东晋时期掌握军政大权的大门阀士族琅邪王氏的大书法家王羲之

大型化趋势不可逆转之后，人类社会会采取何种方式继续运转？敬请留意后续文章。

我们会将嘉宾的演讲内容整理成文字，以飨读者。本期回顾的沙龙内容是“丝绸之路概念的演变”，嘉宾是哈佛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在读博士、《丝绸之路新史》译者张湛先生。

张湛先生分享的主要内容有：丝绸之路概念的产生与发展；丝绸之路与贸易；丝绸之路在欧亚大陆技术、艺术、思想交流中扮演的角色等一系列问题。

今天丝绸之路的含义与最初并不相同。对中亚、新疆的考古大爆炸之后，丝绸之路的概念逐步改变。在此过程中，有四个关键人物。

第一个是最早发明“丝绸之路”的德国人李希霍芬。19世纪末，出于在中国修建铁路的目的，李希霍芬受德国政府支派，来中国考察地形。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

基于考察，李希霍芬出了一本名为《中国》的书，在其中一页的一张地图上，他用红笔标出一条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

据老普里尼讲，罗马妇女特别奇怪，穿衣服跟没穿一样，特别薄，还特别贵。对于丝之来源，老普里尼认为是来自一个叫丝国的地方。这些丝长在树上，跟树叶似的，有农妇用梳子梳下来。尽管描述不甚清楚，至少可以说明，当时有较多的丝绸出现在罗马市场上，这些丝绸一定是通过贸易从中国一步步到了罗马。

李希霍芬因此假想了一条从长安一直到罗马的路，并把它命名为“丝绸之路”。在这里，丝绸之路的限定非常多，它特指汉代时期，在长安和罗马之间进行丝绸贸易的这条路。

▍李希霍芬假想了一条从长安至罗马的路，并命名为丝绸之路

之后，丝绸之路的概念慢慢发生了变化。

斯文赫定是第二个关键人物，他是名气很大的探险家，也是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走了很多地方，在行走中，渐渐改变了丝绸之路原本的意思。

斯文赫定在《丝绸之路》中对丝绸之路的概念作了重新界定：取消了其时代限定，并非只能是汉朝，其他时代也可。同时加强了地理限定，几乎特指中亚和新疆。

▍斯文赫定所著的《丝绸之路》

第三个关键人物是大名鼎鼎的斯坦因，相较于斯文赫定，斯坦因是真正受过科学训练的考古学家，他到中国西部，在新疆的考古活动都有非常精确的记录，即便在今天，这些考古报告还是常读常新。

实际上斯坦因和斯文赫定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他们都是探险家，都在中国探险，斯文赫定把这块叫丝绸之路，斯坦因就发明出一个自己的词叫“serindia”，即亚洲腹地。ser是希腊语“丝”的意思，india是印度。在斯坦因看来，这里同时受中国和印度影响，所以叫“丝印度”。

▍斯坦因所著的《SERINDIA》

斯坦因之后更有名的是伯希和。伯希和是会多种语言的奇才，并擅于考据，他来中国最大的功绩也在敦煌。

伯希和后于斯坦因来到敦煌，斯坦因不懂中文，看哪些写得好看就拿走。相比之下，伯希和的中文非常好，可以看懂中文文献，拿走的都是他认为意义重大的。伯希和的分捡奠定了整个敦煌研究的基调，即较注重非汉语、非佛教方面的世俗文献。

▍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整理经卷

丝绸之路在敦煌、吐鲁番文献发现之后，开始转向唐代。 斯坦因、伯希和这些探险家、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工作使丝绸之路的概念越来越狭窄，更多的是指从西安至凉州（今天的甘肃武威），到敦煌之后，走塔里木盆地的南北两缘，最后汇集在喀什，继续往西走，到撒马尔罕和布哈拉。

丝绸之路基本上是指中国的新疆、甘肃一部分，再加上中亚和阿拉伯。照此概念，这条路其实和玄奘西天取经之路非常重合。玄奘从西安出发，经过高昌，在龟兹北边出国，然后到中亚，转了一圈，进入阿富汗，最后到达印度。回来的时候是走于阗，取南道。

▍唐朝疆域图

所以《大唐西域记》在很长时间，一直包括现在，都是丝绸之路研究的绝对中心。研究重点在于其中记载的丝绸之路的情况，以及当时在丝绸之路沿线生活的各色人等。

丝绸之路与贸易

“丝绸之路”之所以带有玫瑰色彩，是因为它首先强调的是贸易，贸易意味着和平。丝绸之路的概念弱化了暴力、军事、政治色彩，突出了民间自发的和平交流。

贸易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活动。以会做生意著称的粟特人为例，他们认为利之所在无所不至，不管多远，只要可以赚钱他们都会去。

关于粟特人，最重要的文物之一是粟特古信札，取自于敦煌附近烽火台发现的邮包之中。这个邮包里面大概有七八封类似信件，是粟特人写的家书，从当时还叫姑臧的凉州递出，经过敦煌，一直到楼兰，再继续往西，寄到撒马尔罕。

▍粟特古信札

通过内容，可以推测信的时代大概是200多年，三世纪的时候。其中有一封在敦煌的粟特女性写给丈夫的，大意是“你也不给我钱，我在这儿活不下去了，我当时嫁你真是瞎了眼，我嫁猪、嫁狗也不嫁你”。除了不快乐的妻子对丈夫的埋怨之外，信件里还有许多有趣信息，比如说他们会在这条路上买卖香料和丝绸。

在中国内地也有一些粟特人的聚落，他们生活在一起，互相之间会帮衬，也做金融服务，地下钱庄那种，互相给钱。他们在信中说到在家乡也有管理自己财产的人，彼此之间会有比较通畅的信息流动。大概十六国时，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已经有很多粟特人的网点，沿着丝绸之路，他们一步步把生意从中亚做到中国。

还有唐朝的曹禄山诉李绍瑾案也显示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吐鲁番出土的一份文书供词记录了此案件：粟特人曹禄山在西州（今天的吐鲁番）状告名叫李绍瑾的汉族商人。

▍吐鲁番墓中出土的文书

大致情况是：“曹禄山说，我哥哥跟李绍瑾两人搭伙从长安出发做生意，经过西州到龟兹（今天的库车），一直到弓月城（位于今天的新疆霍城县）。在伊犁的时候，我哥哥借给李绍瑾175匹绢，回来路上哥哥却失踪了。我有证人，可以证明我哥哥借给李绍瑾175匹绢，所以我现在要求官府强制这个汉族人还我175匹绢“。

以此看来，当时唐朝已经控制了西域，商人可以长距离贸易。但是如果商路不畅通，整个地区并不处在一个政权的控制之下，则允许武装出行。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大多数商人会雇佣保镖，结队出行，可见玄奘时期的唐朝政府还没有控制西域。

丝绸之路上的亚欧交流

亚欧之间、东西之间的交流早在“丝绸之路”概念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商代妇好墓中出土的和田玉表明，西域和中原的交流早已存在。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上的青金石也意味着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埃及和阿富汗就已经有了联系（在大航海之前只有阿富汗是青金石的唯一产地）。

▍图坦卡蒙黄金面具，其中蓝色部分由青金石制成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东西，比如说西方的葡萄，中东的小麦一直到马的驯化。马是赫梯人或者印欧人先驯化，然后传到世界各地。两轮马车也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和赫梯王朝（今天的土耳其）打完仗后传入埃及的。商代的马车刚一出现就非常成熟，其实采用的也是赫梯技术。

除了物质，文字也是丝绸之路上各文明间的重要交流。

海上商业民族腓尼基（今天的黎巴嫩）人发明的字母，几乎是最早的字母文字，他们的殖民地通过发达的造船业遍布地中海，包括今天的西班牙和北非。腓尼基字母传给希腊人，希腊人传给罗马人，罗马人传到了英国、法国，变成今天的ABC。

接下来是阿拉米语，古代叙利亚人通过学习腓尼基字母创造的阿拉米语，后来成为整个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阿拉米语先是传到粟特人那儿，粟特人又传给回鹘人，回鹘人教给蒙古人，蒙古人再传给满族人。阿拉米语就这样一步步从黎巴嫩，一直传到中国满洲，这是丝绸之路上文字交流非常生动的事例。

▍几种文字

接下来艺术交流。

希腊艺术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一路向东。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艺术就受到希腊雕塑技法的影响，继而影响到佛教，犍陀罗艺术有很多以希腊方式讲述佛教故事的主题。犍陀罗艺术随后也传至中国，云冈石窟即为在新疆被抓流放，经凉州至山西大同的犍陀罗工匠所造。

▍云冈石窟雕像

除了记载较明确的犍陀罗艺术，还有很多不起眼的微小艺术也在丝绸之路上传播。文艺复兴时期的乐器鲁特琴就是沿着丝绸之路东传的，现在仍是叙利亚人民喜闻乐见的乐器。类似乐器，最后也影响到中国，比如新疆的木卡姆。

受欧洲和土耳其影响的青花瓷出现于文化大交流的蒙元时期，大交流的背后往往是代价巨大的血腥暴力。正如亚历山大时代死了很多人，蒙元时期则死了更多人，可见丝绸之路上并非只有和平交流。

蒙古之后出现的波斯细密画也是丝绸之路上中西交流的典型。波斯细密画里使用了很多中国技法（参见大象公会往期文章《为什么波斯王子长着中国脸》），后来奥斯曼帝国的宫廷细密画画家的传统就是从中国传入的细密画法。

▍细密画

最重要的是思想交流。佛教是丝绸之路交流中最重要的一个宗教，但除了佛教，还有一个宗教，影响非常大，传播非常广，这就是摩尼教。

摩尼教起源于今天的伊拉克，是基督教的一个变种。它试图解释基督教不能解释的一个基本逻辑陷井：恶为什么存在？既然上帝是至善的、全能的、全知的，为什么会允许坏的东西存在？

为此，摩尼采取了二元论的解释方法，认为世界一开始就是善恶并存的，恶跟善同样是宇宙的本质。摩尼教的目的在于帮助光明（善）战胜黑暗（恶），通过身体，把存在于世界万物中的光明因子提取出来，并传播开去，加速黑暗的灭亡。

▍吃瓜是提取光明因子的重要手段

摩尼教的传播非常广，它是古代唯一一个同时传到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宗教。吐鲁番也是摩尼教的一个重镇，福建泉州的摩尼草庵是世界上现存唯一的摩尼教庙宇。回鹘人也信仰过摩尼教，它曾经作为回鹘人的国教存在过。

还有一个沿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宗教——景教。现存于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记述景教在唐朝流行情况的石碑。景教为基督教一支，教派斗争失利后被赶出传统教会，并一直东传至唐朝长安。成吉思汗征服的很多蒙古部落也信景教，不少蒙古大汗的妻子就是景教信徒。

我们今天生活在全球化时代，会用全球化的眼光看待以前的历史，丝绸之路就是人类漫长交流史的一份证明。人类交流始于很久以前，不过此间交流并非全像丝绸之路的概念所暗示，有如此多和平与民间自发因素，更多的反而是政权争夺和暴力。

第四期大象沙龙将于本周六下午举行，届时将邀请到政治学博士吴强先生作为嘉宾，分享有关迷彩服、时尚、恐怖主义的兴起等内容。具体时间地点将于明天发布。

全国学联主席是少数能在仕途上弯道超车的机会之一，但要成为学联主席，你必须在正确的年份考进正确的学校，并且，最好是个东北人。

文｜史祥莆

如果你出身平民家庭，却从小喜欢看《新闻联播》，立志将来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你必须认真参考本文提供的指南，严格规划自己的人生，否则，你退休时连在《炎黄春秋》上回忆自己人生的资格都没有。

几乎不可能的万分之四

下面这位大器早成的青年领袖，全世界只出现在朝鲜等极少数国家。

▍金正恩

在西方国家，官员分职业文官和政务官。职业文官实行考任或由上级任命，逐级晋升，受政务官节制，且无任期限制；政务官则由选举产生，由权力机关任命，严格实行任期制。

爬到职业文官的顶层需要熬资历，但直接投身选举，理论上在有为之年成为领袖人物并不难，西方近年政客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奥巴马等即为典型。

在当代中国，由于并无政务官和职业文官之别，官员晋身的脚步很容易被年龄“天花板”阻挡，上升通道之狭窄，举世无双。

2014年，中国的科级干部共有90万人，县处级干部后备人选只有4万人，进入升迁考察范围的概率小于5%。而整个公务员队伍中，只有万分之四最终能升至省部级。

问题是，成为这万分之四，正常情况下是根本走不通的。

《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新录用公务员，有博士学位的为主任科员，二十二级；硕士学位为副主任科员，二十四级；大学本科毕业为科员，二十五级；大学专科毕业为科员，定为二十六级。高中和中专毕业生，为二十八级的办事员。

如果你是一个大学毕业的二十五级科员，晋升到部级，至少要经过八个台阶：科员—副科级—科级—副处级—处级—副局级—局级—副部级—部级。按最快每两年晋升一级的规定，升到县、处级至少需要8年时间，理论年龄至少30岁。

但是，晋升高一级职务还需要具有原级别两个以上岗位工作经历，在每个级别还有最低任职时间要求。若一切顺利，一个基层科员担任处级、局级和部级干部时已分别接近40、50、60 岁。

▍领导干部的摇篮——党校

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这样规定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应具备的资格：

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由副职提任正职的，应当在副职岗位工作两年以上，由下级正职提任上级副职的，应当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三年以上；应当经过党校、行政院校或者组织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五年内累计三个月以上的培训。

很多地方还规定：年龄超过40岁就不能提拔为科级干部，50岁不能提拔到处级，55岁不能提拔为司局级；科、处级干部50岁都要退居二线。

这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即使你每一步升迁都很顺利，也只能在退休后看别人在《炎黄春秋》的回忆录。要成为那幸运的万分之四，你显然需要在人生某个时刻弯道超车。

弯道超车与直升机

1980年代前，中国是干部终身制，基层上升通道被冻结，“文革”打倒大批老干部，才造就一些“九大”代表在去北京的火车上临时入党的奇观。“文革”结束后，老干部们又纷纷重返岗位。

▍20世纪80年代，中共元老们在一起

到了1980年代初，中国政坛老龄化极为严重。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尚有250万人健在，绝大部分仍继续为广大人民服务。1988年，81岁的杨尚昆接替79岁的李先念担任国家主席。

▍中共建政以来历届中央委员会平均年龄演变趋势

邓小平遂提出“干部年轻化运动”，要求从中央到地方选拔一大批50岁、40岁左右的新干部，重点是40岁的后备力量。邓强调“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当时的年轻人于是有了一次集体越级晋升。

▍老同志与年轻的专家型干部在一起

1982年中共十二大新当选的年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21人。其中41岁的王兆国以二汽副厂长身份直接越级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两个月后，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

也是在十二大上，39岁的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几个月内连续出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

根据新标准，有资格“越级上来”的是年轻、高学历的干部，团、学系统显然是最佳途径。找准捷径，还要站上高点。由于全国学联主席要兼任全国青联副主席，而全国青联是“八大人民团体”之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中国科协、全国妇联平级，都是正部级单位。

学联的历史可追溯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国共内战后，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打压，使之逐渐倒向共产党，1949年后，全国学联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高等学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和中等学校学生会联合组织”。学联主席一般自动兼任青联副主席，有体制内的地位和身份。

▍1919年第一次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合影

按副部级重点高校的机构设置和人事惯例，学联主席所在的学院院长不过是正处级，而直接负责管理学联主席的辅导员一般只是没有正式编制的“临时工”。

▍教育部直属高校的辅导员

从1980年代起，学联就成了中国政坛重要的新人训练中心，学联主席是政坛新星的代名词。从省部级的党组织到中央高层政治舞台，都有前学联主席穿插其间。

第十六届、第十七届全国学联主席胡启立一度官至政治局常委；第十九届全国学联副主席袁纯清曾任山西省委书记；第二十一届全国学联主席杨岳当选时年仅22岁，后出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而1983年出生的第二十四届全国学联主席刘凯 2011年已开始担任甘肃省灵台县县长。

▍第二十四届全国学联主席刘凯

今天中国领导的年龄结构已有很大变化。省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53.5岁，市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49.1 岁，县级党政班子成员平均年龄43.1岁，较1982年大幅下降。

这种情况下，学联的年轻人们很难再坐上“直升飞机”越级升迁，但高起点的弯道超车效应仍在，所以，学联主席们的春天虽已过去，但这一职务依然受“优秀成为习惯”的年轻人们的追逐。

▍TFboys队长王俊凯参加全国学联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

如何当上学联主席

合格的学联主席候选人必须考上清华北大，因为近年全国学联主席只在清华和北大之间轮换产生，所以如果分数只够上复旦交大并且雄心不死，还是有必要回去复读。

因为其他高校最多只是全国学联的主席团成员团体，只能产生副主席，而且经常被毫无规律地大轮换，不值得急于为党的事业奉献力量的年轻人选择。

▍第二十四届全国学联副主席团体

▍全国学联第二十五届副主席团体

清华北大每年招生数千人，但全国学联主席却只有一个，所以有理想的年轻人需要一入校就积极向组织靠拢，院系学生会行不通，校学生会才是通往星辰大海的码头。

进入校学生会后，要两年内使出浑身解数获得团委老师和同僚们的好感，虽然这通常会牺牲同学们的好感，但便于在大三时通过公开透明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学生会换届选举当上学生会主席。

但是，光考上北大清华还不行，还必须是在正确的年份。如果出生时机不对，就只能在高考之前通过留级或者跳级调整，实在难以调整则只能重新投胎。

因为想要角逐全国学联主席，必须在2002年、2012年、2022年入读北大，或者2006年、2016年、2026年入读清华——全国学联主席职位每五年在清华北大之间轮换一次。

▍历届学联主席任职年限及学校

今年是2015年，刚好轮到北大学生会主席接棒学联。这样推算，今年读高三的“五道杠少年”黄艺博同学必须考虑复读一年再保送清华，否则他多年的《新闻联播》彻底算是白看了。

▍“武汉天才少年黄艺博”报道

那么，出生在什么地方是否也会更容易当选全国学联主席？

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除1979年第十九届全国学联主席伍绍祖直接由中央机关空降外，全国学联一共产生过七任主席，从下表的统计你会发现，东北籍学联主席的比例高达57%。

▍历届学联主席籍贯

东北人大都热情活络，另一方面酒量普遍不错，再结合这几位主席故乡的产业结构，他们儿时在厂矿大院里当孩子头的机会较多。所以，如果你幸运地是个东北人，或许当上学联主席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

全国学联主席是少数能在仕途上弯道超车的机会之一，但要成为学联主席，你必须在正确的年份考进正确的学校，并且，最好是个东北人。

文｜史祥莆

如果你出身平民家庭，却从小喜欢看《新闻联播》，立志将来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你必须认真参考本文提供的指南，严格规划自己的人生，否则，你退休时连在《炎黄春秋》上回忆自己人生的资格都没有。

几乎不可能的万分之四

下面这位大器早成的青年领袖，全世界只出现在朝鲜等极少数国家。

▍金正恩

在西方国家，官员分职业文官和政务官。职业文官实行考任或由上级任命，逐级晋升，受政务官节制，且无任期限制；政务官则由选举产生，由权力机关任命，严格实行任期制。

爬到职业文官的顶层需要熬资历，但直接投身选举，理论上在有为之年成为领袖人物并不难，西方近年政客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奥巴马等即为典型。

在当代中国，由于并无政务官和职业文官之别，官员晋身的脚步很容易被年龄“天花板”阻挡，上升通道之狭窄，举世无双。

2014年，中国的科级干部共有90万人，县处级干部后备人选只有4万人，进入升迁考察范围的概率小于5%。而整个公务员队伍中，只有万分之四最终能升至省部级。

问题是，成为这万分之四，正常情况下是根本走不通的。

《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新录用公务员，有博士学位的为主任科员，二十二级；硕士学位为副主任科员，二十四级；大学本科毕业为科员，二十五级；大学专科毕业为科员，定为二十六级。高中和中专毕业生，为二十八级的办事员。

如果你是一个大学毕业的二十五级科员，晋升到部级，至少要经过八个台阶：科员—副科级—科级—副处级—处级—副局级—局级—副部级—部级。按最快每两年晋升一级的规定，升到县、处级至少需要8年时间，理论年龄至少30岁。

但是，晋升高一级职务还需要具有原级别两个以上岗位工作经历，在每个级别还有最低任职时间要求。若一切顺利，一个基层科员担任处级、局级和部级干部时已分别接近40、50、60 岁。

▍领导干部的摇篮——党校

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这样规定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应具备的资格：

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由副职提任正职的，应当在副职岗位工作两年以上，由下级正职提任上级副职的，应当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三年以上；应当经过党校、行政院校或者组织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五年内累计三个月以上的培训。

很多地方还规定：年龄超过40岁就不能提拔为科级干部，50岁不能提拔到处级，55岁不能提拔为司局级；科、处级干部50岁都要退居二线。

这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即使你每一步升迁都很顺利，也只能在退休后看别人在《炎黄春秋》的回忆录。要成为那幸运的万分之四，你显然需要在人生某个时刻弯道超车。

弯道超车与直升机

1980年代前，中国是干部终身制，基层上升通道被冻结，“文革”打倒大批老干部，才造就一些“九大”代表在去北京的火车上临时入党的奇观。“文革”结束后，老干部们又纷纷重返岗位。

▍20世纪80年代，中共元老们在一起

到了1980年代初，中国政坛老龄化极为严重。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尚有250万人健在，绝大部分仍继续为广大人民服务。1988年，81岁的杨尚昆接替79岁的李先念担任国家主席。

▍中共建政以来历届中央委员会平均年龄演变趋势

邓小平遂提出“干部年轻化运动”，要求从中央到地方选拔一大批50岁、40岁左右的新干部，重点是40岁的后备力量。邓强调“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当时的年轻人于是有了一次集体越级晋升。

▍老同志与年轻的专家型干部在一起

1982年中共十二大新当选的年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21人。其中41岁的王兆国以二汽副厂长身份直接越级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两个月后，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

也是在十二大上，39岁的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几个月内连续出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

根据新标准，有资格“越级上来”的是年轻、高学历的干部，团、学系统显然是最佳途径。找准捷径，还要站上高点。由于全国学联主席要兼任全国青联副主席，而全国青联是“八大人民团体”之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中国科协、全国妇联平级，都是正部级单位。

学联的历史可追溯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国共内战后，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打压，使之逐渐倒向共产党，1949年后，全国学联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高等学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和中等学校学生会联合组织”。学联主席一般自动兼任青联副主席，有体制内的地位和身份。

▍1919年第一次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合影

按副部级重点高校的机构设置和人事惯例，学联主席所在的学院院长不过是正处级，而直接负责管理学联主席的辅导员一般只是没有正式编制的“临时工”。

▍教育部直属高校的辅导员

从1980年代起，学联就成了中国政坛重要的新人训练中心，学联主席是政坛新星的代名词。从省部级的党组织到中央高层政治舞台，都有前学联主席穿插其间。

第十六届、第十七届全国学联主席胡启立一度官至政治局常委；第十九届全国学联副主席袁纯清曾任山西省委书记；第二十一届全国学联主席杨岳当选时年仅22岁，后出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而1983年出生的第二十四届全国学联主席刘凯 2011年已开始担任甘肃省灵台县县长。

▍第二十四届全国学联主席刘凯

今天中国领导的年龄结构已有很大变化。省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53.5岁，市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49.1 岁，县级党政班子成员平均年龄43.1岁，较1982年大幅下降。

这种情况下，学联的年轻人们很难再坐上“直升飞机”越级升迁，但高起点的弯道超车效应仍在，所以，学联主席们的春天虽已过去，但这一职务依然受“优秀成为习惯”的年轻人们的追逐。

▍TFboys队长王俊凯参加全国学联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

如何当上学联主席

合格的学联主席候选人必须考上清华北大，因为近年全国学联主席只在清华和北大之间轮换产生，所以如果分数只够上复旦交大并且雄心不死，还是有必要回去复读。

因为其他高校最多只是全国学联的主席团成员团体，只能产生副主席，而且经常被毫无规律地大轮换，不值得急于为党的事业奉献力量的年轻人选择。

▍第二十四届全国学联副主席团体

▍全国学联第二十五届副主席团体

清华北大每年招生数千人，但全国学联主席却只有一个，所以有理想的年轻人需要一入校就积极向组织靠拢，院系学生会行不通，校学生会才是通往星辰大海的码头。

进入校学生会后，要两年内使出浑身解数获得团委老师和同僚们的好感，虽然这通常会牺牲同学们的好感，但便于在大三时通过公开透明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学生会换届选举当上学生会主席。

但是，光考上北大清华还不行，还必须是在正确的年份。如果出生时机不对，就只能在高考之前通过留级或者跳级调整，实在难以调整则只能重新投胎。

因为想要角逐全国学联主席，必须在2002年、2012年、2022年入读北大，或者2006年、2016年、2026年入读清华——全国学联主席职位每五年在清华北大之间轮换一次。

▍历届学联主席任职年限及学校

今年是2015年，刚好轮到北大学生会主席接棒学联。这样推算，今年读高三的“五道杠少年”黄艺博同学必须考虑复读一年再保送清华，否则他多年的《新闻联播》彻底算是白看了。

▍“武汉天才少年黄艺博”报道

那么，出生在什么地方是否也会更容易当选全国学联主席？

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除1979年第十九届全国学联主席伍绍祖直接由中央机关空降外，全国学联一共产生过七任主席，从下表的统计你会发现，东北籍学联主席的比例高达57%。

▍历届学联主席籍贯

东北人大都热情活络，另一方面酒量普遍不错，再结合这几位主席故乡的产业结构，他们儿时在厂矿大院里当孩子头的机会较多。所以，如果你幸运地是个东北人，或许当上学联主席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

这是大象沙龙的第四期，本期的主题是：「迷彩服、时尚与恐怖主义的兴起」。

大象沙龙第四期的嘉宾是——政治学博士：吴强

他将在现场分享的内容有且不限于：迷彩服是如何兴起的；迷彩服的广泛流行与战争有怎样的联系；迷彩服又怎么进入日常生活……等等一系列问题。

时间：11月7日（本周六），15:00—17:00

地点：北京望京，远洋·万和公馆私人影院（可在大象公会微信后台回复「第四期沙龙地点」获取具体地图）